“一只滑翔中的大蝶，蓝黑色翅膀上有白色的轨迹，它在空中划了一道仿佛超自然力量般完美的弧线，然后降落在温润的土地上，好像从世间消失了。”
“文学与蝴蝶，是人类所知的最甜蜜的两种热情。”
——纳博科夫
作者 | 保罗·史密斯教授（Professor Paul Smith）
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馆长
神经现实受权发布
作为启蒙时代的一部分，18世纪后半叶见证了科学的重大发展。和青铜时代以降的诸多知识和文化运动一样，启蒙运动在不列颠群岛发展缓慢，却在18世纪70-80年代迎来了高潮，出现了几个各具特点的活动中心――爱丁堡、曼彻斯特、伯明翰和伦敦。关于大自然，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Linnaeus，1707-1778）尝试用一套双名法系统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先是植物，再是动物（以及矿物质，但不太成功），这给人们注入了动力，将自然神学的秩序赋予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威廉·琼斯是这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一员，尤其是在伦敦，他同样从日益增长的殖民活动和全球贸易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标本中获益匪浅。
《蝴蝶圣经》
这一时期博物学发展的里程碑是1788年伦敦林奈学会的成立。牛津大学博物馆还保存着威廉·琼斯和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Edward Smith，1759―1828）在1786年9月到1787年7月之间的通信，他们在信中讨论了建立一个致力于博物学研究的学会的相关事宜，这就是后来的林奈学会。琼斯于1791年11月15日被选为会员，而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他在当年12月7日缴纳10.5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600英镑）终身会费的收据。
博物馆里还有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琼斯档案馆（Jones archive），让人可以兴味盎然地了解他的博物学家生涯和工作方式。比如，除了琼斯关于建立林奈学会的往来信件和《琼斯图谱》，这里还有13幅画作和若干草稿，以及他艺术创作所用的颜料盒。《琼斯图谱》原书分为七卷，包含1300幅蝴蝶和蛾类插画，笔法皆是异乎寻常之精细，并且接近真实大小。尽管这些画作创作的具体日期并不明确，但普遍认为琼斯是在18世纪80年代退休移居切尔西之后开始创作这些图谱的，到90年代，大部分画作已经完成，虽然最后一批图直到19世纪初才画完。
《琼斯图谱》第二卷的开篇插画，这一卷所画的蝴蝶是琼斯认为属于林奈体系中蝴蝶的第二个主要分支――“赫利孔类”蝴蝶。在给七卷图谱中的蝴蝶进行分类和排序时，琼斯沿用了林奈在《自然系统》第12版中建立的分类系统。右页上是一幅据信为威廉·琼斯的侧面剪影肖像。
《蝴蝶圣经》
威廉·琼斯把他的科学资料和标本收藏留给了表弟约翰·道特里·德鲁伊特（John Dawtrey Drewitt），之后又从约翰·道特里的儿子罗伯特·道特里·德鲁伊特（Robert Dawtrey Drewitt）传到了孙子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鲁伊特（Frederick Dawtrey Drewitt，1848-1942）手上。恰好，弗雷德里克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曾在皇家学院两度举办画展，而《自然》（Nature）杂志为他刊登的讣告表明，他还是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的朋友。弗雷德里克的本职是伦敦医院的医生，但他的第一学位是1871年在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获得的自然科学学位。在牛津求学期间，他本可以攻读一个新学位。自然科学学位设立于1850年，授课地点从1860年开始转入新建成的一座科学楼――校立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他的导师包括医学钦定讲座教授亨利·阿克兰（Henry Acland，1815-1900），此人同时也在基督堂学院执教，并且是创建校立博物馆的主要推动力量，而罗斯金和拉斐尔前派则指点了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弗雷德里克还接受过昆虫学家约翰·韦斯特伍德（John Westwood，1805-1893）的教导，韦斯特伍德在1857年被指派到博物馆工作，并从1861年开始担任霍普动物学教授。韦斯特伍德甚至在弗雷德里克大学本科期间就与他开始书信往来和社交会面，这位长者还向他传授了平版印刷术。一个多方关联的博物学圈子开始形成，而此时“霍普先生昆虫博物馆”正在新博物馆的内部开始建成。昆虫学在牛津风头正盛，一切可谓恰逢其会。
一盒蝴蝶标本，来自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昆虫藏品，现存于伦敦自然史博物馆。这份藏品包含班克斯一生收集的超过4000件蝴蝶、蛾类和其他昆虫的标本。林奈的学生约翰·C.法布里丘斯研究了这些标本，并据此描述了很多新物种。《琼斯图谱》中的很多插画正是参照班克斯本人收藏的标本描绘的。
《蝴蝶圣经》
有趣的是，弗雷德里克与自己的祖辈成了同道中人。1902年，54岁的弗雷德里克从医学领域退休，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大自然。他是英国鸟类学家联合会成员，同时也是英国动物学会、英国国家风景名胜信托基金会和英国自然保护促进会的理事会成员。他还深深地喜欢上了离庄园街上的琼斯故居很近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并出版了一本书――《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罗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Apothecaries’ Gardenat Chelsea，1923）――介绍它引人入胜的历史。弗雷德里克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开始与韦斯特伍德合作，尝试出版《琼斯图谱》，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但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1925-1933年，弗雷德里克与接任韦斯特伍德霍普教授职位的爱德华·巴格诺尔·波尔顿（Edward Bagnall Poulton）联络，并接连将《琼斯图谱》和琼斯资料库捐赠给博物馆。在接受弗雷德里克1925-1929年捐赠的包括鳞翅目在内的其他昆虫标本之后，1931年，博物馆又以20英镑的价格从弗雷德里克手中买下了琼斯的英国鳞翅目昆虫标本柜，共计44盒。
《琼斯图谱》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启蒙时代的珍奇发现。1787年，丹麦昆虫学家约翰·C.法布里丘斯（Johan C. Fabricius，1745-1808）造访伦敦期间，趁机检视了琼斯存世的大部分蝶蛾标本画，并基于这些资料在其1793年出版的专著《系统昆虫学》（Entomologia Systematica）第三卷中描述了231个新物种。法布里丘斯是林奈的弟子中昆虫学研究的先驱，这本专著极大地拓展了林奈早前在1758年和1767年出版的两版《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中对鳞翅目物种的记载。由此，《琼斯图谱》成为蝴蝶分类学和系统学（阐释演化关系的学科）的基石之一。持续研究表明，全球的昆虫丰富度已经在半个世纪里下降了45%。在这样一个时代，《琼斯图谱》这份对于全球蝴蝶区系的早期记录同样承载着保护生物学方面的重要信息。仅仅在欧洲，草原上的蝴蝶就在过去30年间经历了40%的衰减，这主要归咎于栖息地丧失和化学污染。值得注意的是，《琼斯图谱》记录了工业时代以前的蝴蝶世界，其中好几种蝴蝶如今有的已彻底灭绝，有的已区域性灭绝或者数量正在下降。
蝴蝶圣经：牛津大学典藏图谱
【英】威廉·琼斯 绘 【英】理查德·I.文-赖特 撰文
罗心宇 译 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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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18年琼斯去世之后，人们曾数次试图出版这份科学上至关重要、艺术上精美绝伦的作品。在韦斯特伍德和弗雷德里克失败之后，黑尔·卡彭特（Hale Carpenter，第三任霍普教授）又和其他人一起尝试将《琼斯图谱》出版，但最终也未能成功。直到近期，《琼斯图谱》都只能在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阅览原本，或者通过20世纪70年代末出品的一套非常稀有的35毫米胶片拍摄的复制品来传播。自2013年开始，人们可以在博物馆的网站上浏览这部作品的数字化影像了，但在努力推广威廉·琼斯杰作的漫长历程中，本书的成功出版仍然象征着我们迈出了令人振奋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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