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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穷思竭虑、精神内耗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的

02、深度心理干预效果好,得益于患者和父母的高度信任

03、大夫让孩子住院,是否真的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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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为AI生成

最近,一名被诊断为抑郁症、双相障碍康复者的父亲分享了儿子的患病、康复经历。

孟坤高三时出现剧烈情绪波动,被深圳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双相障碍”,但服药效果不佳。他的父母认为孩子的病并没有那么重,不是“重性精神病”,但又可苦于没有办法,一度非常痛苦。

后来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孟坤父亲认识了我,决定让儿子接受临床深度心理干预。孟坤很快走向康复、实现撤药,还回到学校上大学。

现在,孟坤已经大学毕业工作3年了,他不但在生活上能照顾好自己,有稳定的恋情,在工作中也很出色,有自己的主见,孟坤的父母非常欣慰。

孟坤当时接受临床深度心理干预的时间非常短,前后加起来不到半个月,为什么他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走向康复?今天这篇文章对他当时的病情作更多的补充和分析,尤其是他能快速走向康复的原因。希望其他患者家庭能从中得到启发,也能尽快找到适合自身的康复路线图。

01、穷思竭虑、精神内耗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的

孟坤父母是2016年带孩子来找我的。当时,孟坤情绪低落、头疼特别严重,考上了大学但没法去读,在家里整天玩游戏,跟父母也容易发生冲突。

他当时还有一个类似于“穷思竭虑”的症状,只要遇到不愉快的事,他就无法自控地反复想、反复琢磨。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内耗”,好久都出不来。如果主流精神科大夫知道他这个症状的话,有可能会认为这是强迫性思维,进而诊断为强迫症。

孟坤的父亲当时非常费解,儿子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深圳康宁医院第一次诊断中度抑郁,第二次诊断双相障碍?而且,双相障碍属于“重性精神病”,可他觉得儿子的病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这到底怎么回事?

深圳康宁医院的大夫前后两次诊断不一,这有可能是孟坤和父母告诉医生的信息有所不同,医生考虑的侧重点也不同。当然,也有可能是孟坤的病情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所不同。

比如,如果大夫得知患者持续地情绪低落、内心压抑、没法上学,几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劲,那就往往会诊断为抑郁症。

可如果大夫得知患者在家曾跟父母发生剧烈冲突,非常暴躁,甚至撞头、砸东西的话,就有可能诊断为双相障碍。

在精神科临床中,患者一开始被诊断为抑郁症、后来改诊断双相障碍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如果大夫发现抗抑郁药的治疗效果不明显,就可能会怀疑患者其实不是抑郁症,进而在问诊时着重问患者是否有“暴躁易怒”“行为过激”“精力旺盛”等症状,如果大夫发现有,那就有可能认为这属于轻躁狂/躁狂发作,进而把诊断改为双相障碍。

从精神医学来看,抑郁症、双相障碍本来就是症状学诊断,大夫只需根据患者的症状来下诊断,而不考虑心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深圳康宁医院的大夫对孟坤所下的是误诊。

不过,如果从多学科诊疗(MDT)来看,孟坤跟父母发生剧烈冲突,是因为他内心非常压抑,叠加性心理创伤被大量激活,是激越状态。而他发疯一样地撞墙,则因为头疼欲裂,属于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这都不属于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

所以,如果按照主流精神科的诊断标准,我认为更加符合他的诊断是抑郁症伴激越状态,可能伴精神病学症状(幻听),有偏执型人格倾向(比较敏感多疑)、强迫型人格倾向(反复想一件事、钻牛角尖),还有典型的学习障碍。

如果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他这些症状的背后都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属于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

当然,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还没有现在如此完善,对精神心理症状的理解也远远不及现在深入、精准,还没有提出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这个病因学诊断。

当时,我和创伤修复师Lucy了解他的病情后,先是由Lucy多次利用深度催眠进入他的内隐记忆层面,修复了他的部分叠加性心理创伤。他的情绪症状大幅度缓解。

而对于他容易“精神内耗”的问题,那时候我们的理解还比较表浅,只认为这是一个病理性的条件反射。所以,我利用深度催眠下条件反射重建技术(CRRDH),帮助他建立新的积极条件发射——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他能有意识地恢复理性,从低落和懊恼中走出来,不再反复纠结、钻牛角尖,而是及时地综合性归因,看到客观因素,但也要发现自己的不足,赶紧努力改变,实现提升。

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用深度催眠下条件反射重建技术(CRRDH)来处理这类症状的话,仍然是相对低效的。

因为强迫症症状,比如孟坤的穷思竭虑,表面看是一个病理性的条件反射,其实背后还是大量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如果能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把相应的病理性记忆高效修复,这类症状会缓解得更快、更稳定,甚至迅速消失。

不过,由于孟坤非常信任我,他的穷思竭虑也不算特别严重,所以经过条件反射重建后,他感觉好了很多,遇到事情很快就能想通了。我们再指导他快速减药。

孟坤结束深度心理干预并回家之后,仍有一段时间作息颠倒,还执意要外出打工。他父亲很着急,打电话给我求助,我说他先不要阻挠孩子,让他尝试一下,要先理解孩子想作出一些变化的心情。

果然,孟坤很快就发现他只能找到一些劳动力工作,而且很累,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放弃了工作,慢慢调整好了作息,最后回到大学上课了,逐渐走向康复,药物早就撤停了。

现在7年过去了,孟坤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精神心理症状,工作表现甚至比很多同龄人更加出色,跟女友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他的父母非常欣慰,心里已经非常满足了。

02、深度心理干预效果好,得益于患者和父母的高度信任

从现在回头看的话,其实当时对孟坤进行的深度心理干预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当时,我已经发现创伤修复师Lucy能够利用深度催眠,帮助患者回忆起已经忘记了的一些负性事件,然后通过一些处理,让患者的相应症状大幅度缓解。

比如在2013年,有一个成年女性患者,她难以跟男性正常相处,甚至坐地铁或者高铁时坐在陌生男性身旁都感到痛苦,原因竟然是她会无法自控地在脑海中想到男性的生殖器,并且感到自己非常恶心、龌龊。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认为自己非常不道德,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后来,Lucy利用深度催眠,发现她在童年时期,曾被一名兴趣班老师猥亵长达一个暑假!她的这个症状就与该遭遇有关。

Lucy在深度催眠下作出了一些创伤修复处理,引导她释放出强烈负性情绪,调整出更加理性、积极的认知,她这个症状很快就消失了!

当时,我觉得Lucy的这种深度心理干预太神奇了,听起来很玄,但又确确实实有明显效果,我们还不知道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和理论支撑。

直到2018年左右开始,我们才了解到人的记忆分为外显记忆层面、内隐记忆层面,还有病理性记忆、记忆再巩固等理论,为这个技术逐步找到了理论支撑。

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抑郁症、双相障碍的主要根源其实是患者经历中形成的病理性记忆。而Lucy是利用深度催眠,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精准化地找到了某个症状背后的病理性记忆,并且进行了高效化的修复,也就是进行高效的记忆再巩固。

“病灶”被消除了,症状自然就很快消失了。所以,我们将这个技术命名为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孟坤找我们就诊时,我们当时还认识不到这些。虽然我和Lucy都有信心能帮助他大幅度缓解症状,但当时的深度心理干预还不如现在的高效。

比如,我上面提到过了,孟坤的“精神内耗”“穷思竭虑”,表面看是一个病理性条件反射,一遇到挫折就反复纠结。但其实这背后是大量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他容易焦虑、自我否定、追求完美。

如果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进行处理的话,这个症状会消除得更快、更稳定,还能发现这背后的心理隐患,并予以解决。

还有,当时我们的家庭治疗其实进行得很少,力度很弱,也不够深入。当然,这是相对我们现在而言的。

那时候,我们主要对患者进行深度心理干预,跟父母的沟通并不多,可能只跟父母进行2、3次家庭治疗,告诉他们孩子的感受、父母应该怎么跟他们相处。

而且,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深入理解到病理性记忆的程度,所以家庭治疗的具体内容也比较简单、笼统,主要是让父母要多理解、尊重孩子,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要改善,不要对孩子过于严厉、别管教得太多。父母知道孩子得病跟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有关,但具体是哪些事情?哪些做法?他们并不清楚。

但自从我们对病理性记忆认识得更加深入,进入了精准精神心理学范畴之后,就非常不一样了。

现在,创伤修复师Lucy每次对患者进行病理性记忆修复后,会把发现的记忆事件一一告诉我。第二天,除非患者跟我们有特殊的约定,不然,我一般都会将这些事件详细地告诉父母:

孩子在什么时期、什么场合,遭遇了什么事件,导致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强烈负性情绪和扭曲认知?这折射了父母哪些不妥的家庭教育方式?大部分主要的病理性记忆事件都能找出来。

父母听了往往会非常震惊,因为这些事件孩子在外显记忆早就想不起来了,或者只记得一部分,多数没对父母说过。父母虽然记得这些事,但没想过会对孩子造成了那么大的心理伤害。

那父母知道这些具体的病理性记忆事件后,就能更加具体地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改变哪些家庭关系上的细节,他们的自我反省意识会更强,力度也会更大、更到位,孩子也就会康复得更好。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从孩子这一代开始,被拦腰截断。

所以,我们现在实施的家庭治疗,比孟坤父母那时候接受的要深入而精准得多。

那为什么当时的深度心理干预不及现在的深入,但孟坤仍然快速康复?

首先是孟坤的父母对我们非常信任。他是好友介绍前来的,他好友的儿子也曾经罹患精神心理障碍,找我们就诊后走向了康复。孟坤感受到好友能理解他,更加知道他的好友不会骗他,所以对我们非常信任。

虽然我们那时进行的家庭治疗不如现在的深入,但也比一般的精神科大夫、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更深入,而且孟坤父母全都听进去了,坚持做到了。即使孟坤回家后有一些波动,他父母也仍然选择信任我,及时向我求助,听从我的建议。

而孟坤这孩子对我们也非常信任。可能是他去主流精神科就诊过,有了对比之后,他觉得我们更能够理解他,真正地帮助他缓解症状,所以他的配合度一直很高。

患者、家属高度信任、积极配合,父母的积极改变大,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变得更加温馨融洽,深度心理干预的效果就自然会更好。

03、大夫让孩子住院,是否真的要住?

上周五,孟坤父亲的分享文章推出后,部分读者产生了一些疑问:

深圳康宁医院的大夫两次让孟坤住院治疗,他父亲都拒绝了,孩子最后却康复得那么好。那么,是不是大夫让孩子住院时,不一定真的要住?甚至是不是不住比住更好?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而且无论如何决定都有利有弊。

就孟坤当时的病情和深圳康宁医院当时的住院环境来说,如果他住院,跟那些病情非常严重的患者住在一起,确实很有可能会感到十分害怕、恐惧,产生强烈的病耻感,进而形成二次心理伤害。所以,他父亲选择让他不住院,整体上是利大于弊的。

但与此同时,他父亲也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和责任。因为孟坤当时疑似出现幻听、还用头撞墙,要是病情进一步发展,又或者家人陪护不足,他也有可能会出现安全问题。

所以,对于住不住院,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患者的病情非常严重,自知力明显缺失,甚至没有自知力,又或者有严重的暴力倾向或自杀风险,家人也难以提供充足陪护的话,那反而最好选择住院。只不过,父母最好选择住院环境较好的医院,尽量降低对孩子的二次伤害。

还有的读者说,孟坤一家运气真好,恰好有一个跟他们“同病相怜”的好友,而好友又刚好认识我。

其实,这里面虽然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但也有孟坤父母的主动努力——在值得信赖的人面前,他们勇敢地倾诉、求助。要是他们仍然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坚称孩子没事,那他好友和我就自然帮不上忙,孟坤后续能不能康复就不得而知了。

孟坤父亲后来还告诉我一件事。他带儿子去深圳康宁医院就医时,曾遇到一个同事,同事也带着孩子来看病。他们两人都看到了对方,但互相都装作没看见,赶紧离开了。

孟坤父亲说可以理解,孩子得了这个病,很多父母都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怕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那次尴尬碰面的几年以后,这位同事才来向孟坤父亲求助,问他孩子康复了没,怎么康复的,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介绍。孟坤当时早就康复去上大学了,他父亲立刻向同事推荐了我,就像当初他的好友向他推荐我一样。

这个同事带着孩子找我就诊时,我发现那个孩子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尤其是已经出现了偏执型人格障碍,比孟坤当时的病情棘手得多,康复难度更大。

所以,希望患者父母们要有意识地降低病耻感,理性地看待孩子患病这件事,及时向外界求助,多了解不同的信息和方法,尽快找到适合孩子的康复路线图,不宜抱着侥幸心理一拖再拖。

现在,孟坤工作、生活得很好,他父亲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这让我和Lucy也感到高兴。可是,孟坤后续的人生之路就真的没有任何心理隐患了吗?恐怕不宜这么乐观。

由于接诊他时,我们的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还没有现在的深入、精准,所以,孟坤很可能仍有一些主要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未得到修复。

比如他不愿意说起过去患病的经历,这可以理解,但也侧面说明他仍难以坦然、积极地面对这段经历,也还不能将此转化为人生财富。他越挫越勇的高逆商还没有塑造出来。

而且,他选择了去杭州工作,虽然有薪酬高、平台更大的客观因素,但这背后是否有“希望跟父母保持一定距离”的心理因素?这背后有可能仍存在一些亲子关系上的隐患。

而因为我们当时的家庭治疗还不够深入,所以孟坤父母的自我反省是不够深入的,他们有可能还没有充分掌握精准精神心理学、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那如果孟坤生了孩子,他们帮忙带孙子孙女的话,就有可能仍会对孙辈造成一定的负面心理影响。而且,从精准精神心理学角度来说,他的父亲可能在无意中给他和母亲带来了很多叠加性心理创伤,需要父亲更深入和深刻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

还有,孟坤是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在设计方面自学成才,很有自己的想法。孟坤父母有可能可以理解孩子、倾听孩子,但如果还想对孩子的人生规划、生活难题作出积极引导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了。因为在很多方面,孩子比他们更加优秀,知道得更多、更广。

希望他父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积极学习,与时俱进,争取能跟上儿子的步伐,亲子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为儿子提供更有意义的人生指导。

有机会的时候,我也很希望跟孟坤一家再次见面,跟孟坤深入地聊一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并继续给他们提供更加深入的意见和指导,帮助他走得更好、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