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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穷思竭虑、精神内耗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的

02、深度心理干预效果好，得益于患者和父母的高度信任

03、大夫让孩子住院，是否真的要住？

此图为AI生成

最近，一名被诊断为抑郁症、双相障碍康复者的父亲分享了儿子的患病、康复经历。

孟坤高三时出现剧烈情绪波动，被深圳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双相障碍”，但服药效果不佳。他的父母认为孩子的病并没有那么重，不是“重性精神病”，但又可苦于没有办法，一度非常痛苦。

后来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孟坤父亲认识了我，决定让儿子接受临床深度心理干预。孟坤很快走向康复、实现撤药，还回到学校上大学。

现在，孟坤已经大学毕业工作3年了，他不但在生活上能照顾好自己，有稳定的恋情，在工作中也很出色，有自己的主见，孟坤的父母非常欣慰。

孟坤当时接受临床深度心理干预的时间非常短，前后加起来不到半个月，为什么他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走向康复？今天这篇文章对他当时的病情作更多的补充和分析，尤其是他能快速走向康复的原因。希望其他患者家庭能从中得到启发，也能尽快找到适合自身的康复路线图。

01、穷思竭虑、精神内耗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的

孟坤父母是2016年带孩子来找我的。当时，孟坤情绪低落、头疼特别严重，考上了大学但没法去读，在家里整天玩游戏，跟父母也容易发生冲突。

他当时还有一个类似于“穷思竭虑”的症状，只要遇到不愉快的事，他就无法自控地反复想、反复琢磨。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内耗”，好久都出不来。如果主流精神科大夫知道他这个症状的话，有可能会认为这是强迫性思维，进而诊断为强迫症。

孟坤的父亲当时非常费解，儿子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深圳康宁医院第一次诊断中度抑郁，第二次诊断双相障碍？而且，双相障碍属于“重性精神病”，可他觉得儿子的病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这到底怎么回事？

深圳康宁医院的大夫前后两次诊断不一，这有可能是孟坤和父母告诉医生的信息有所不同，医生考虑的侧重点也不同。当然，也有可能是孟坤的病情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所不同。

比如，如果大夫得知患者持续地情绪低落、内心压抑、没法上学，几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劲，那就往往会诊断为抑郁症。

可如果大夫得知患者在家曾跟父母发生剧烈冲突，非常暴躁，甚至撞头、砸东西的话，就有可能诊断为双相障碍。

在精神科临床中，患者一开始被诊断为抑郁症、后来改诊断双相障碍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如果大夫发现抗抑郁药的治疗效果不明显，就可能会怀疑患者其实不是抑郁症，进而在问诊时着重问患者是否有“暴躁易怒”“行为过激”“精力旺盛”等症状，如果大夫发现有，那就有可能认为这属于轻躁狂/躁狂发作，进而把诊断改为双相障碍。

从精神医学来看，抑郁症、双相障碍本来就是症状学诊断，大夫只需根据患者的症状来下诊断，而不考虑心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深圳康宁医院的大夫对孟坤所下的是误诊。

不过，如果从多学科诊疗（MDT）来看，孟坤跟父母发生剧烈冲突，是因为他内心非常压抑，叠加性心理创伤被大量激活，是激越状态。而他发疯一样地撞墙，则因为头疼欲裂，属于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这都不属于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

所以，如果按照主流精神科的诊断标准，我认为更加符合他的诊断是抑郁症伴激越状态，可能伴精神病学症状（幻听），有偏执型人格倾向（比较敏感多疑）、强迫型人格倾向（反复想一件事、钻牛角尖），还有典型的学习障碍。

如果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他这些症状的背后都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属于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

当然，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还没有现在如此完善，对精神心理症状的理解也远远不及现在深入、精准，还没有提出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这个病因学诊断。

当时，我和创伤修复师Lucy了解他的病情后，先是由Lucy多次利用深度催眠进入他的内隐记忆层面，修复了他的部分叠加性心理创伤。他的情绪症状大幅度缓解。

而对于他容易“精神内耗”的问题，那时候我们的理解还比较表浅，只认为这是一个病理性的条件反射。所以，我利用深度催眠下条件反射重建技术（CRRDH），帮助他建立新的积极条件发射——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他能有意识地恢复理性，从低落和懊恼中走出来，不再反复纠结、钻牛角尖，而是及时地综合性归因，看到客观因素，但也要发现自己的不足，赶紧努力改变，实现提升。

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用深度催眠下条件反射重建技术（CRRDH）来处理这类症状的话，仍然是相对低效的。

因为强迫症症状，比如孟坤的穷思竭虑，表面看是一个病理性的条件反射，其实背后还是大量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如果能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把相应的病理性记忆高效修复，这类症状会缓解得更快、更稳定，甚至迅速消失。

不过，由于孟坤非常信任我，他的穷思竭虑也不算特别严重，所以经过条件反射重建后，他感觉好了很多，遇到事情很快就能想通了。我们再指导他快速减药。

孟坤结束深度心理干预并回家之后，仍有一段时间作息颠倒，还执意要外出打工。他父亲很着急，打电话给我求助，我说他先不要阻挠孩子，让他尝试一下，要先理解孩子想作出一些变化的心情。

果然，孟坤很快就发现他只能找到一些劳动力工作，而且很累，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放弃了工作，慢慢调整好了作息，最后回到大学上课了，逐渐走向康复，药物早就撤停了。

现在7年过去了，孟坤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精神心理症状，工作表现甚至比很多同龄人更加出色，跟女友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他的父母非常欣慰，心里已经非常满足了。

02、深度心理干预效果好，得益于患者和父母的高度信任

从现在回头看的话，其实当时对孟坤进行的深度心理干预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当时，我已经发现创伤修复师Lucy能够利用深度催眠，帮助患者回忆起已经忘记了的一些负性事件，然后通过一些处理，让患者的相应症状大幅度缓解。

比如在2013年，有一个成年女性患者，她难以跟男性正常相处，甚至坐地铁或者高铁时坐在陌生男性身旁都感到痛苦，原因竟然是她会无法自控地在脑海中想到男性的生殖器，并且感到自己非常恶心、龌龊。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认为自己非常不道德，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后来，Lucy利用深度催眠，发现她在童年时期，曾被一名兴趣班老师猥亵长达一个暑假！她的这个症状就与该遭遇有关。

Lucy在深度催眠下作出了一些创伤修复处理，引导她释放出强烈负性情绪，调整出更加理性、积极的认知，她这个症状很快就消失了！

当时，我觉得Lucy的这种深度心理干预太神奇了，听起来很玄，但又确确实实有明显效果，我们还不知道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和理论支撑。

直到2018年左右开始，我们才了解到人的记忆分为外显记忆层面、内隐记忆层面，还有病理性记忆、记忆再巩固等理论，为这个技术逐步找到了理论支撑。

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抑郁症、双相障碍的主要根源其实是患者经历中形成的病理性记忆。而Lucy是利用深度催眠，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精准化地找到了某个症状背后的病理性记忆，并且进行了高效化的修复，也就是进行高效的记忆再巩固。

“病灶”被消除了，症状自然就很快消失了。所以，我们将这个技术命名为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孟坤找我们就诊时，我们当时还认识不到这些。虽然我和Lucy都有信心能帮助他大幅度缓解症状，但当时的深度心理干预还不如现在的高效。

比如，我上面提到过了，孟坤的“精神内耗”“穷思竭虑”，表面看是一个病理性条件反射，一遇到挫折就反复纠结。但其实这背后是大量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他容易焦虑、自我否定、追求完美。

如果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进行处理的话，这个症状会消除得更快、更稳定，还能发现这背后的心理隐患，并予以解决。

还有，当时我们的家庭治疗其实进行得很少，力度很弱，也不够深入。当然，这是相对我们现在而言的。

那时候，我们主要对患者进行深度心理干预，跟父母的沟通并不多，可能只跟父母进行2、3次家庭治疗，告诉他们孩子的感受、父母应该怎么跟他们相处。

而且，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深入理解到病理性记忆的程度，所以家庭治疗的具体内容也比较简单、笼统，主要是让父母要多理解、尊重孩子，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要改善，不要对孩子过于严厉、别管教得太多。父母知道孩子得病跟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有关，但具体是哪些事情？哪些做法？他们并不清楚。

但自从我们对病理性记忆认识得更加深入，进入了精准精神心理学范畴之后，就非常不一样了。

现在，创伤修复师Lucy每次对患者进行病理性记忆修复后，会把发现的记忆事件一一告诉我。第二天，除非患者跟我们有特殊的约定，不然，我一般都会将这些事件详细地告诉父母：

孩子在什么时期、什么场合，遭遇了什么事件，导致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强烈负性情绪和扭曲认知？这折射了父母哪些不妥的家庭教育方式？大部分主要的病理性记忆事件都能找出来。

父母听了往往会非常震惊，因为这些事件孩子在外显记忆早就想不起来了，或者只记得一部分，多数没对父母说过。父母虽然记得这些事，但没想过会对孩子造成了那么大的心理伤害。

那父母知道这些具体的病理性记忆事件后，就能更加具体地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改变哪些家庭关系上的细节，他们的自我反省意识会更强，力度也会更大、更到位，孩子也就会康复得更好。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从孩子这一代开始，被拦腰截断。

所以，我们现在实施的家庭治疗，比孟坤父母那时候接受的要深入而精准得多。

那为什么当时的深度心理干预不及现在的深入，但孟坤仍然快速康复？

首先是孟坤的父母对我们非常信任。他是好友介绍前来的，他好友的儿子也曾经罹患精神心理障碍，找我们就诊后走向了康复。孟坤感受到好友能理解他，更加知道他的好友不会骗他，所以对我们非常信任。

虽然我们那时进行的家庭治疗不如现在的深入，但也比一般的精神科大夫、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更深入，而且孟坤父母全都听进去了，坚持做到了。即使孟坤回家后有一些波动，他父母也仍然选择信任我，及时向我求助，听从我的建议。

而孟坤这孩子对我们也非常信任。可能是他去主流精神科就诊过，有了对比之后，他觉得我们更能够理解他，真正地帮助他缓解症状，所以他的配合度一直很高。

患者、家属高度信任、积极配合，父母的积极改变大，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变得更加温馨融洽，深度心理干预的效果就自然会更好。

03、大夫让孩子住院，是否真的要住？

上周五，孟坤父亲的分享文章推出后，部分读者产生了一些疑问：

深圳康宁医院的大夫两次让孟坤住院治疗，他父亲都拒绝了，孩子最后却康复得那么好。那么，是不是大夫让孩子住院时，不一定真的要住？甚至是不是不住比住更好？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而且无论如何决定都有利有弊。

就孟坤当时的病情和深圳康宁医院当时的住院环境来说，如果他住院，跟那些病情非常严重的患者住在一起，确实很有可能会感到十分害怕、恐惧，产生强烈的病耻感，进而形成二次心理伤害。所以，他父亲选择让他不住院，整体上是利大于弊的。

但与此同时，他父亲也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和责任。因为孟坤当时疑似出现幻听、还用头撞墙，要是病情进一步发展，又或者家人陪护不足，他也有可能会出现安全问题。

所以，对于住不住院，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患者的病情非常严重，自知力明显缺失，甚至没有自知力，又或者有严重的暴力倾向或自杀风险，家人也难以提供充足陪护的话，那反而最好选择住院。只不过，父母最好选择住院环境较好的医院，尽量降低对孩子的二次伤害。

还有的读者说，孟坤一家运气真好，恰好有一个跟他们“同病相怜”的好友，而好友又刚好认识我。

其实，这里面虽然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但也有孟坤父母的主动努力——在值得信赖的人面前，他们勇敢地倾诉、求助。要是他们仍然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坚称孩子没事，那他好友和我就自然帮不上忙，孟坤后续能不能康复就不得而知了。

孟坤父亲后来还告诉我一件事。他带儿子去深圳康宁医院就医时，曾遇到一个同事，同事也带着孩子来看病。他们两人都看到了对方，但互相都装作没看见，赶紧离开了。

孟坤父亲说可以理解，孩子得了这个病，很多父母都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怕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那次尴尬碰面的几年以后，这位同事才来向孟坤父亲求助，问他孩子康复了没，怎么康复的，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介绍。孟坤当时早就康复去上大学了，他父亲立刻向同事推荐了我，就像当初他的好友向他推荐我一样。

这个同事带着孩子找我就诊时，我发现那个孩子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尤其是已经出现了偏执型人格障碍，比孟坤当时的病情棘手得多，康复难度更大。

所以，希望患者父母们要有意识地降低病耻感，理性地看待孩子患病这件事，及时向外界求助，多了解不同的信息和方法，尽快找到适合孩子的康复路线图，不宜抱着侥幸心理一拖再拖。

现在，孟坤工作、生活得很好，他父亲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这让我和Lucy也感到高兴。可是，孟坤后续的人生之路就真的没有任何心理隐患了吗？恐怕不宜这么乐观。

由于接诊他时，我们的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还没有现在的深入、精准，所以，孟坤很可能仍有一些主要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未得到修复。

比如他不愿意说起过去患病的经历，这可以理解，但也侧面说明他仍难以坦然、积极地面对这段经历，也还不能将此转化为人生财富。他越挫越勇的高逆商还没有塑造出来。

而且，他选择了去杭州工作，虽然有薪酬高、平台更大的客观因素，但这背后是否有“希望跟父母保持一定距离”的心理因素？这背后有可能仍存在一些亲子关系上的隐患。

而因为我们当时的家庭治疗还不够深入，所以孟坤父母的自我反省是不够深入的，他们有可能还没有充分掌握精准精神心理学、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那如果孟坤生了孩子，他们帮忙带孙子孙女的话，就有可能仍会对孙辈造成一定的负面心理影响。而且，从精准精神心理学角度来说，他的父亲可能在无意中给他和母亲带来了很多叠加性心理创伤，需要父亲更深入和深刻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

还有，孟坤是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在设计方面自学成才，很有自己的想法。孟坤父母有可能可以理解孩子、倾听孩子，但如果还想对孩子的人生规划、生活难题作出积极引导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了。因为在很多方面，孩子比他们更加优秀，知道得更多、更广。

希望他父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积极学习，与时俱进，争取能跟上儿子的步伐，亲子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为儿子提供更有意义的人生指导。

有机会的时候，我也很希望跟孟坤一家再次见面，跟孟坤深入地聊一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并继续给他们提供更加深入的意见和指导，帮助他走得更好、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