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0日，天津市为离世13年的前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并重申万晓塘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次日，《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悼念万书记的长文。

至此，这位曾为天津市鞠躬尽瘁的老书记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历史评价。

天津人民的老书记

万晓塘出生于鲁西平原农村一个贫苦的家庭，10岁时才念上书。他一心求学，在乡亲们的资助下，考入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

1937年，万晓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天津解放前夕，他在组织安排下接管天津的工作，在这里一待就是17年。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万晓塘同志都时刻不忘为官清廉，从来不搞特殊化。

他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严禁别人送礼，所有送来的东西一概不收，有时工厂送来一些让领导试用的新产品，也都让秘书退了回去。

万晓塘严于律己，对待家人也很严格。

他有个侄女，因为生活困难从农村老家来天津，要叔父帮忙找个工作。万晓塘一口回绝，直接将侄女送回了农村劳动。他还经常教育自己家的几个孩子，不要因为是干部子女就自觉高人一等，摆架子，耍威风。

1961年，万晓塘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高中未毕业就中途辍学。

有些人想把万书记的孩子安排在机关工作，但万晓塘坚决不同意，让女儿到工厂当了工人。后来那家工厂要抽调人手支援兰州，他又鼓励女儿带头去艰苦的西北奋斗。

万晓塘在天津工作了整整17年，与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65年，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势良好，他再接再厉，主持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希望在“三五”期间把天津建设成全国最先进的工业基地之一。

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这一美好愿望化为了泡影。

规模空前的追悼会

由于常年的超负荷工作，万晓塘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1966年春天出现了吐血的症状，不得不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

可是当时“文革”的狂风骤雨愈演愈烈，万晓塘根本无心养病。他一边要对抗华北局负责人的错误做法，一边还要艰难地维持着市委的领导工作。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万晓塘终于不堪重负，于1966年9月19日心脏病突发逝世，时年50岁。

他的死，对天津和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当地干部群众十分悲痛，自发组织了各种悼念活动。

从9月20日到22日，前后共有50余万人络绎不绝地涌向灵堂所在的工人文化宫。

一队队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文化宫从一楼到四楼，摆满了花圈、挽联、悼词。

可康生、陈伯达等人得知此事后，借题发挥，指责天津市委“以死人压活人”，给天津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受此影响，主席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

在此形势下，天津的种种越轨行为愈演愈烈，整个社会陷入了彻底的动乱之中，机关工作基本瘫痪。此前开创的良好发展局面，几乎毁于一旦。

而已经逝世的万晓塘，也被扣上种种罪名，衍生出了多起冤案。

直到“文革”后期，天津的干部、群众开始强烈要求为万书记恢复名誉。小平同志也曾向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刘子厚询问万晓塘离世的内情，并对他的亡故深感惋惜。

1978年，中央全面平反冤假错案，万晓塘也终于得以沉冤昭雪。他为天津这座城市做过的贡献，永远留在了当地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