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底，应缅甸政府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的缅北进行了首次联合作战，这也是自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军队首次旗帜鲜明地出境作战。

中国军队出境作战，会在国际上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引起东南亚国家的不安和惊恐？他们会不会误以为，这是中国借与缅甸联合作战炫耀武力？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中央军委与总参的多位领导反复交换了意见，最后，中央军委对参战部队提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在地图上标出，发给每一支突击队部队。

毛主席更是给当时坐镇昆明、指挥此次作战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下达了严令：“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当时的国防部长也数次向秦基伟传达此次作战的基本的原则：断其退路，围而后歼。

“断其退路，围而后歼”。这是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末期为几大野战军制定的“大迂回”战略，这个战略的思路就是：解放军暂且放下当面之敌，快速迂回穿插到敌人的大后方，形成包围，断其退路，使其无法通过海上、陆上通道逃脱，最终为我军包围、消灭。

当时负责进军大西南的二野就是采用这种战术，以陈赓兵团由东向西，从广东直插广西、云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国外和海南岛的路径；同时以二野主力部队从湘西进入贵州，再进川南，切断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路径。

这一战术既是出于军事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军事上的考虑是，如果国军大量退到海南岛，会为我军日后解放该地造成很大的麻烦；政治上的考虑则是，如果国军大量退到我们的邻国，会给邻国和我们的边境造成很大的隐患，本着对睦邻友好负责的态度，这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大迂回”战略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到1949年底，国军在西南的部队大部都被我军歼灭，只有少量残军通过海路和陆路逃脱。其中最为麻烦的，就是一支从陆路逃到缅北地区的残军，人数达数千人。

1950年2月，这支部队的长官李弥从基隆乘船，一路辗转进入缅北，成了这支残军的领导，他们盘踞在缅北蓄势待发，严重地危害了缅甸的国家安全和我国的边防安全。

当时缅甸刚刚独立不久，军事力量有限，他们曾想用军事的办法将这批不速之客驱逐出境，但经过2个月的作战，却最终以失败告终。

很快，抗美援朝战争便爆发了，这支国军残部更加受到蒋介石和“联合国军”的重视，他们妄图利用这支部队，在西南方向大量的牵制我国的注意力和精力。此后，他们暗中通过海路，将一批批地武器运往泰缅边境，使得这支部队迅速扩张到了3万多人，其所占据的地盘，甚至一度超过了蒋介石。

1951年4月，李弥从缅北兵分两路，向云南推进，妄图实现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主张，期间一度占领了云南边境的镇康、双江、耿马、孟定、沧源、澜沧、宁江、南峤等8个县治。但是，随着解放军展开反击，李弥所部很快全线溃败，不得不再次退入缅甸，此后他们再也没能展开一次像样的攻势。

随着抗美援朝的结束，李弥所部已经完全失去了其牵制作用，再加上国际局势重新趋于稳定，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他们的申诉，要求蒋介石把这支部队撤走。

1953年4月，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大决议，同意分三批将这股残军从缅北撤走。据统计，当时蒋介石共撤走了6572人，其中包含5699名军人和873名家属，这显然不是全部，甚至达不到一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仍然想方设法地在缅北地区保留自己的影响力，而他的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日后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的诞生——金三角。

国民党残军在缅北继续盘踞，对缅北政府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从1957年开始，缅甸政府就几次通过明示和暗示，希望中国解放军能进入缅甸，帮助缅甸对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国军残军进行打击。

1960年，时任缅甸总理的奈温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为确保边境勘界工作顺利进行，根据缅甸政府的请求，中央同意由双方共同出兵打击和歼灭这股敌人。

这年4月，周总理回访缅甸之后，在昆明特意短暂停留，并和陈毅副总理一起召见了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鲁瑞林，向他详细了解了这股残军的情况。

11月，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派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成学俞前往昆明，同云南军区的同志们一起，参加了与缅方的专门小组会议，并将联合作战的时间定在了1960年11月22日左右。当时双方约定，以缅甸境内20公里为界限，界限以北中方负责，界线以南由缅方负责。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毛主席对秦基伟的严令：“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着，然而，在大战前的2天，毛主席看到缅方提供的南线兵力布置的材料后，却不由地皱起了眉头：缅军的兵力太单薄了，恐怕难以履行堵击配合的任务。

他立刻通知秦基伟，应该在适当的场合，以妥善的办法，把我们的关注和担忧转告给缅方。

11月22日凌晨6点30分，中缅联合作战正式打响，不出所料，这伙残军无法抵御我军的猛烈进攻，其1军1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残军不敢恋战，开始迅速向后撤退，逃向了红线以南缅军负责的地区。

由于中央事前已经下达了严格的规定，我参战部队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巩固战果。秦基伟将军坐镇前线，将这一情况汇报紧急汇报给中央，希望我方和缅方尽快协商，使其同意我军越过红线继续追击，但双方事前已经做好了约定，不容轻易更改，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继续按照原计划，攻击不得越过红线。

时间很快来到61年1月，时值缅甸独立13周年庆典，陈毅副总理应邀前往缅甸参加活动，这时缅方主动提出：请中国军队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当时有一支缅军落入了国军残部的圈套，被包围在王南昆到芒林的狭长山道里，缅军的大炮和飞机都无法发挥作用，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处境。

消息迅速传回北京，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表示：“我们在缅甸访问的时候，听到的都是胜利的情况，现在几次三番催促我们参战，可见他们处境困难。我以为要去就快去，要送人情就早送。如果缅方吃了这伙残军的亏，将来恐怕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们出兵有国际影响上的担忧，但缅方都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方部队抓紧准备！”

很快，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计划。但同时也严格规定：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国民党残军可以打。

61年2月25日，解放军第二次越境作战打响，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据统计，在这两次作战中，我军共击毙敌师长2名，活捉副师长1名，歼敌740人，协助缅方收回了拥有30多万人口、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共和国外交史和军事史上写下了鲜亮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