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环境下，媒体机构部分被迫、部分自觉地做出自我披露，原本“前台 后台”的传受场景二分法被打破，转而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光谱式结构。媒体“后台”的开放将原本处于“前台”的新闻文本推向“前前台”，开放后的“后台”成为“中台”，仍然隐藏在幕后的要素组成“深后台”。可以肯定的是，在重构的传受关系场景下，“前前台”“中台”“深后台”各自被赋予了不同特征，媒体内容生产及受众与文本互动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复杂。

今天推送的文章摘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斌教授的新著《》，让我们结合实际发生的案例，看一看互联网环境下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及其对双方带来的影响。

媒介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传受关系的变迁，在互联网环境下，媒体机构部分被迫、部分自觉地做出自我披露，原本“前台 后台”的传受场景二分法被打破，转而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光谱式结构。媒体“后台”的开放将原本处于“前台”的新闻文本推向“前前台”，开放后的“后台”成为“中台”，仍然隐藏在幕后的要素组成“深后台”。按照梅洛维茨（1985／2022）的观点，“中台”的出现会使“前前台”和“深后台”的行为更趋向正式与即兴这两极，但在传者主导的传播过程中，这论断是否成立仍然存疑。可以肯定的是，在重构的传受关系场景下，“前前台”“中台”“深后台”各自被赋予了不同特征，媒体内容生产及受众与文本互动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复杂。

“前前台”：新闻生产中价值判断的兴起

新闻的“前前台”与之前“前台”概念类似，主要指新闻文本，这是大众媒体最直接与受众见面的方式。在互联网环境中，新闻文本最大的变化在于摒弃了单一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在报道中越来越被强调（喻国明，2008）。网络“去中心化”的特点使每个人都成为“传受者”，平台媒体的兴起给予大众发言、交流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事实往往只是社会讨论的第一步，随后不同群体在网络空间的价值论战才是注意力资源的最终指向。由此，传统媒体的新闻文本形态也表现出新的价值判断取向。

这种价值判断的兴起，主要体现于媒体机构在新媒体上突破原有新闻话语的行为。其具体表现有：运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标题；在媒介机构社交平台账号上与网友进行互动甚至辩论；口语化、感情化的行文方式；在新闻文本中毫不掩饰自身价值偏向，或引导网友“站队”；频繁以“小编”自称，借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价值判断的强调，同时也是对新闻客观性原则一定程度的消解。在政党报刊时期向商业报刊时期过渡时，为了争取不同观念和立场的读者而产生的客观性原则，如今渐渐被以聚拢相同观念读者为目的的价值原则所取代。

例如，《中国青年》杂志对卓伟的正面报道价值倾向就非常明显，杂志本身在微博上也毫不掩饰这一倾向。2016年9、10月，卓伟团队曝光张靓颖与母亲矛盾的前后，《中国青年》杂志微博先后推出包括《卓》在内的四则有关卓伟的原创推送。其他三则中，一则是对卓伟的音频专访，一则是视频专访，一则是题为《“卓伟们”存在的价值在哪里》的评论，配引文“假如有人准备拍案而起或洁身自好，请不要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攻讦对方，不要拖他们后腿”，该文与《卓》为同一记者所作，都是对卓伟的正面背书。作为媒体官方微博，《中国青年》杂志微博还通过转发赞同意见、驳斥反对意见参与了网友对卓伟的讨论，回应内容比较口语化。

对于受众而言，呈现于“前前台”的价值判断文本形成了新的控制，推动了受众“极化”与“碎化”。 原本以接受事实信息为主的受众，由于价值信息的强化而不断聚拢到对立的立场阵营中，一方面使对立的观点更加对立，另一方面削弱了大众媒体凝聚共识的功能。 从卓伟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微博下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可以看出，有立场的社交媒体空间形成了“碎化”的观点群体，这种相互分隔的群体又为“极化”观点提供了场所。 可见，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政治和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乐媛，杨伯溆，2010），也见于娱乐话题。 通过对自身价值立场的强调，媒体可以绕过事实论据，通过价值引导赢得受众的感性支持。

“中台”：新闻生产的部分开放

互联网场景中的新闻媒体“中台”包括两部分：一是网络评论，二是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社交媒体账号。“中台”为受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文本生产与讨论的机会，是互联网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新现象。“中台”的存在说明在理论上更新传受关系模式十分迫切且很有必要。“中台”不是完全由“后台”开放转化而来，也有部分“前台”退回到“中台”。具体来说，“前台”文本中对新闻生产、新闻文本、新闻话语、新闻从业者、新闻机构的披露，在互联网环境中通过机构或记者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的转发和评论得以转入“中台”，如前文所述，这种转发和评论行为既是“展示”，也是“邀请”，在展示原本的新闻“后台”的同时，也邀请网民在评论空间中参与对新的“中台”的讨论。

从传播者角度来看，“中台”代表媒体以自我开放赋予受众解读自主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媒体为中心，主动的开放显示出互联网环境下传受之间的张力和妥协，媒体为了维护自身权威，必须让渡出一部分权力，“新闻透明性”“公共新闻”等概念的提出是其具体表现。从受众来看，“中台”在社交媒体中呈现出受众自由讨论的形态，新闻机构和记者有时也会通过评论和转发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或为讨论提供平台。然而，由于相关话语库的匮乏，这种讨论很难摆脱“就文本论事”的桎梏。

毫无疑问，“中台”不是完全的开放。前述五个方面的“后台”开放，都暗含隐而不发的部分，由此维护了传播者的既有权威，削弱了受众的主动性：

就新闻生产而言，现有的“中台”往往围绕新闻生产的艰辛过程做文章，目的是诉诸情感。除此之外的其他新闻生产流程，如怎样进行具体采写编评操作，仍然停留在学校教育和职业实践的范畴里———实际上，这些生产过程的开放才是提高受众媒介素养、激发其主动性的最佳途径。

就新闻文本而言，文本的纠正和改写实际上也是维护传播者权威的过程。

就新闻话语而言，受众对新闻话语的讨论被限定在传播者给定的范围内。一般的观点多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公众得以参与到专业话语的界定中。具体到新闻业，以往由新闻界专业社群内部协商确立的新闻话语，在新媒体环境下被置于“中台”，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新闻话语的建构和修正，专业人士的权威被消解了，受众得到赋权。但是，从本节的研究结果来看，这种受众参与的话语建构也是可以被引导的。《卓》文中开放的新闻话语“后台”收到的受众反馈以正向解读为主，并且越专业的“中台”新闻话语越容易被受众接受，因为专业性较强的话语远离受众的日常实践，导致受众难以提出批判性建议，更倾向于全盘接受或否定。这种情况下，隐藏在“深后台”的新闻话语难以被察觉，“中台”新闻话语内容被当作完全的“开放”。

就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和新闻机构借助社交网站进行自我披露而言，受众在网络空间的自由交流不一定能达成共识。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社交媒体有助于公众充分沟通，但通过分析持相反意见的受众在微博中的回复行为，本节发现不同观点间几乎不存在交锋和说服，而是“各说各话”。想象中微博作为公共领域的对话并没有出现，传统的传受权力关系没有因为公开讨论而改变，受众也没有在讨论中达成共识。从对“道德与公众利益”“隐私权与知情权”回复的分析可以看出，微博的评论空间中并没有理想中的“对话”产生，只有各自观点泾渭分明的“表达”。持不同观点的网友在回复中体现出观点极化的特点，且很少存在跨观点的对话，“点赞”作为支持特定观点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站队”，强化了观点的隔绝。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对话并非民主之魂”（舒德森，2008／2010），应该说社会化媒体仅提供了对话的可能，却并不能保证对话必然发生（Mutz，199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双向理解的困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注脚。

“深后台”：新闻职业权威的维系和控制

在互联网环境下形成的新闻媒体“深后台”场景，一方面是新闻界维护职业权威的需要，另一方面重申了传播者更为隐蔽的控制力。在分析“深后台”对传受关系的重构时，既要看到其必要性，也要看到其欺骗性。

首先，只要新闻行业存在，就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后台”开放，因为边界消除意味着权力的瓦解。不问目的的“透明性”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而非增益（Allen，2008），“后台”开放是传统新闻机构为了应对新媒体的挑战而进行的权力让渡，其目的仍然是维护自身职业权威和行业自治。与之相反，完全的“开放”意味着完全放弃自身权力，这与“后台”开放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不妨把“后台”开放看作新闻业一种以退为进的边界工作，只要新闻仍成其为一种职业，“深后台”就不可能消失，也不应该消失。

其次，“深后台”的存在又进一步强化了传者的控制力和受众的被动性。从本节研究结果来看，《卓》文本中的“后台”开放得到了大多数回应受众的正向解读，这说明“后台”的开放也许不是想象中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后台”开放可能成为宣传的一种操作手段，因为“后台”的开放不是完全的开放，而“深后台”较之原本显在的“后台”更具有隐蔽性，受众很容易陷入“后台”开放的陷阱，自以为掌握了“剧目”的全部信息，从而更轻易地被传者引导。这种更为隐蔽、更有技巧的控制方式不但没有消解权力，反而固化了传者原本的主导权力地位。

除了公众媒介素养、媒体社会角色等显在原因外，“深后台”具有欺骗性的本质原因在于，定义“中台”与“深后台”的决定权始终在传者手中。传播者可以决定什么应当被推到“中台”，什么需要继续隐藏在“深后台”，且这一操作是隐蔽的。虽然传者的决策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受众的主动解读，两者间存在互动与协商，但其中的主导因素仍然是传者。当然，“深后台”对受众被动性的强化存在限定条件。如公民新闻，原本的受众自己建立了媒体，成为传者，也就不存在“深后台”问题了。此种传受关系需要考虑的是社会资本和注意力资源分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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