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重建:从中国问题到世界问题

—— 《文化纵横》十五年回顾

✪ 杨平

《文化纵横》杂志社长

2023年是《文化纵横》创刊十五周年。

十五年时间是人生一甲子的四分之一,相当短暂,但在今日快速变迁的时代,十五年时间已可能蕴含着往昔百年跨度的时代沧桑,内含着压缩了的时代信息和时代密码。因此,回顾十五年、总结十五年,不仅对《文化纵横》杂志而言是一个重温初心、接续奋斗的励志过程,而且对读者朋友们理解我们正在匆匆走过的时代(通过回溯《文化纵横》的节点性文章内容),或许具有加深理解的效能。毕竟,与时代同步并能反映时代、引领时代,应该是一本文化思想评论类期刊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文化纵横》与时代


2008年,是《文化纵横》创刊的年份。事后回溯,这样的年份已经预示了这本杂志未来的内容与定位。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虽然金融危机在G20机制协调下得以化解,避免了全球经济系统性崩盘,但其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伤害却极其深刻,以至于今日全球经济内在的结构扭曲仍然难以得到根本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事实上是冷战结束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下降周期的转折点,并由此开启了世界格局演变与地缘政治经济百年大变局的序幕。

2008年,同时是北京奥运会召开的年份。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大演出与中国金牌榜排名第一的结果,向世界宣示了一个古老东方大国重回世界前列的当代寓言。体育竞赛,事实上是国力的竞赛,它将一国的经济、政治、科技、社会组织力全面展现出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应该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它为2012年中国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做了有力的铺垫。

2008年,与上述划时代事件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些值得记录的事件:广东佛山市一个名叫小悦悦的女童被汽车撞倒,18名路人无一施救,最后被一个拾荒老太太搭救;汶川大地震中出了一位名人——范跑跑,他公然宣称,在灾难面前,除了母亲,他谁都不救,因为个人生命高于一切,在网络讨论中,超过40%的网友支持他的观点;另一有巨大影响的事件,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曝光,由此揭露出奶业系统性掺假掺毒的真相……

《文化纵横》就是在上述大事件和时代隐喻中问世的。2008年10月,《文化纵横》创刊号以“文化重建”作为社论标题,开宗明义地宣布:“《文化纵横》致力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改革开放30年,我们见证了财富的快速增长,市场社会在推动经济魔幻般增长的同时,也重塑了当代社会的各种关系。但人们发现,除了有钱,人生缺乏意义,社会缺乏文化,精英缺乏意识形态,民族缺乏精神……在富国强兵之外,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要前往怎样的方向?我们究竟应对人类大家庭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社会精英以及国民大众对此远未达成共识。”

检视《文化纵横》从2008年到2016年的封面选题,它们基本围绕着价值崩坏与价值重建展开:中国精英的困顿与责任、欲望中国的价值想象、乡土中国的精神创伤、保卫家庭、信任的危机、风险社会、腐败的逻辑与根源……

尽管金融危机撼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文化影响仍然甚嚣尘上。在中国的社会及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新自由主义浪潮推动下的权利意识、契约意识空前成长,但金钱至上、道德滑坡也达至极端,中国社会内部正日益生长出一种对源自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反思批判需求。而《文化纵横》在2008年创刊至2016年的工作,可以说是对这种社会批判需求的自觉呼应,是时代力量之手在借助《文化纵横》推动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

至2016年,国际上的大事是美国特朗普政权的上台,以及此前的英国脱欧;国内则是十八大以来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度反腐败,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些都预示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入剧烈衰落紊乱期,反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上升为西方社会主流;中国内部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日益明确,中国社会的自主性、能动性日益强劲。

2014年8月,《文化纵横》推出了“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的封面选题,大声宣布:“自由放任的改革时代结束了。”这一期的编辑手记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已经悄悄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种新的、自觉的、主动的精神迅速登场,自由放任的时代落幕了。”在这期中,郑永年写道:“如果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政府的角色是扶持资本发挥作用,那么今天政府必须在扶持资本和节制资本间实现均衡。”2016年12月号,高柏在《全球化为什么发生逆转》一文中指出:“我们或许已经处于全球化钟摆运动的转折点,全球公共政策的主要议题正在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

从2016年到2023年,《文化纵横》的讨论内容与前八年相比有了明显变化,从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批判,转向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探索,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选题有: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化道路、全球变局与中国模式再讨论、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疫情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答、摆脱贫困、反思美国模式……

2016年至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一步衰退,中国式现代化正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文化纵横》这一阶段的工作,就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法的自觉探索。

《文化纵横》十五年的思想历程,实际上反映了这个时代存在的相反相成的两条主线:一条是自由资本主义从鼎盛到衰落的下降之路,一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之路。这两条时代主线,都指向一个核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办刊与做事,离不开对大的时代规律的把握。编辑的能动性,应该是对这种时代规律的遵循和揭示。

《文化纵横》引领性的专题和文章

杂志的好坏,取决于刊发文章的质量;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章的好坏,则取决于文章对时代内涵的揭示及对社会未来走向的引领。在这方面,《文化纵横》确实有一系列影响了社会和时代的文章。

(一)价值重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二次结合”

十五年里,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一直居于杂志的主导性位置。2010~2017年,我们持续推出了讨论儒家文化的系列文章,在当时启蒙主义批判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潮中,这一系列文章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理论勇气。

2011年2月号刊发了韩国学者金容沃的文章《中华文明的三大纪元》。金容沃将中华文明划分为三个纪元,第一纪元是孔子所创造,孔子把自己之前的中国文明传统加以整理,创造了新的文明纪元;第二纪元由朱子代言,以他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回应了印度佛教的挑战,以及西方文明及基督教的挑战,创造了主体性新理论的第二纪元;第三纪元则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第三纪元面临比佛教更深刻的西方文明的全面挑战,毛泽东正是通过不断将西方传来的共产主义进行“格义”,使之中国化,进而开启了文明的第三个纪元。在2011年自由主义浪潮在国际国内弥漫之际,在否定革命进而否定中华文化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潮中,公开宣称中华文明的第三纪元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创,公开宣称中国文明将可能替代美国文明对世界的主导地位,这是多么地具有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

2014年2月号和2015年6月号,《文化纵横》相继推出由修远基金会撰写的两篇报告:《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和《从激进革命到传统文化复兴——当代意识形态重建的历史契机》,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均引发了重大反响。

今天回望十年前,中华传统文化的持续复兴,一方面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流价值重建的内生动力。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中国即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重建的任务。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价值资源,对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记忆的民族而言,无疑是最直截了当的重建路径。

《文化纵横》刊发的这一系列讨论中华文化复兴的文章,都可以放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任务中加以理解。但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主流理论面对着一系列尖锐的挑战,必须进行深入的理论讨论。

首先,就是如何处理“五四”激进反传统、中国革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一直与“封建保守”捆绑在一起,倡导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莫名的禁忌。理论上更加棘手的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复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因为中国革命高扬的是“五四”反传统的旗帜,如何在理论上说清楚“五四”精神的历史合理性,又说清楚当代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合理性,这是思想理论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中,确实存在着以复兴中华文化而否定革命的思想主张。为此,《文化纵横》刊登的这两篇文章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中国革命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类似于中国这般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却又欠缺工业化物质力量的国家,面对外来压力而产生内部的激进革命是近代历史中的普遍趋势……尽管革命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如果没有革命的成果,没有依靠革命建成的新国家,传统文化就会成为历史的遗迹和景观。”

其次,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复兴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关系。传统文化产生于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壤之上,它具有穿透历史时空的思想生命力,也有受制于当时生产生活方式的局限性。而今日中国,正处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人类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新挑战,固守传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需要中华文化的当代转化,需要中华文化开出新的普遍性,从中国的土地上为人类社会的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因此,中华文化的复兴,一方面应该为当代价值重建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应与保守主义划上等号,而应成为面向未来的新的思想武器。

(二)价值重建:持续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

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是《文化纵横》杂志办刊十五年的一条编辑主线。过去三十年,有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思潮,认为社会主义说不清楚,中国的未来,是要融入人类文明主流(实指西方文明)。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经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断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边界,由此引发思想理论上的巨大争论。

《文化纵横》以文化重建为宗旨,社会主义价值是当代中国的道统,直面社会主义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理论与实践问题,才可能重建道统。为此,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文章。

2015年2月号发表了《社会主义3.0》,该文将毛泽东时代称为社会主义1.0阶段,邓小平时代称为社会主义的2.0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的3.0阶段。该文的问题意识,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思潮,认为新中国的两个30年是前后接续的过程,它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是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统一线索。“我们今天讨论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的未来形态,要将社会主义置于真实的历史过程之中,置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化大生产的历史背景之中”,“要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进入工业化以来,面对物质生产模式的全新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人们为了追求更为公平、更为正义的生活的持续努力”。

2021年6月号刊发了原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的《驾驭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该文主要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如何领导与驾驭资本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消灭私有制,而是要扶持鼓励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是最为活跃的因素。如何认识今天的资本?它与马克思《资本论》时代的资本有何不同?共产党如何领导并驾驭资本?这些问题,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真问题。

林炎志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但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论断和概念则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林炎志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二元三层”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二元,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党-资本-劳动是三层,党处在社会的领导地位,资本则是组织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劳动则处在被资本支配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代表生产力的先进性与对劳动的剥削性。林炎志认为,党领导和驾驭资本必须做到关键几点:第一,必须保证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第二,必须造就一个现代无产阶级。这个现代无产阶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是经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的、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具有先进性的人工再生阶级。

2021年6月号刊发了题为《社会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的编辑手记,作为对建党百年的献词。这篇编辑手记的核心诉求,是在党的100年华诞之际,讨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及趋势,以回答国际左翼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误解以及国内思想界的各种问题。该文将世界社会主义区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为18~19世纪工人阶级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时期;第二次浪潮为“十月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的时期,社会主义以国家形态出现,并形成了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是在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中纳入市场经济,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运动中,以社会主义价值为导向,以国家战略调控为手段,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组织生产与交换、引导消费与分配方面的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资本在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又以强大的国有资本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制约和平衡资本,克服市场经济内在的分化倾向”。

从中国问题到世界问题

创刊之初,《文化纵横》以“文化重建”为追求,其核心关切是中国社会的价值重建问题,它既包含了当代生活中的道德失序与伦理重建问题,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问题,还包括主流精英阶层的道统重建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均指向1840年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经洋务、变法、共和、革命与改革等重大历史时期,而每一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都形成了对此前时代主题的否定,进而导致中国社会难以形成稳定连贯的价值体系。这样的焦虑,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绵亘180多年的焦虑,它是典型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指向的是重建当代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指向重建历史中国的合法性问题。

2016年前后,《文化纵横》办刊的重点与此前相比则发生了明显转变,国际问题日益频繁地成为杂志的封面选题,比如“全球化vs逆全球化”“巨变来临:俄乌冲突改变世界”“世界体系巨变中的全球南方”“大分裂中的世界经济”……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一系列混乱。中国人价值重建的未来指向忽然变得晦暗不明,原本作为现代文明标杆的西方不再是中国意欲融入的“国际社会”的唯一代表。加之科技进步、环境变迁、跨国移民、全球化等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使得中国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关注中国问题就必须关注世界问题,没有人类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有中国问题的解决。

世界局势的震荡,近几年莫过于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的剧烈重组。正确看待这些变化,对中国读者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对此,《文化纵横》在几个关键节点都把握住了国际政经形势变化的趋势。

第一,预言“中美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正在到来”。2021年8月号编辑手记写道:“20世纪70年代因美苏矛盾而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代,20世纪90年代至2016年中美因经济利益高度互补而形成的中美战略竞合时代,从此结束了”;“美国倾举国之力打压中国,将导致中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战略机遇期将面对重大不确定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也将面对重大考验”。

第二,揭示俄乌冲突及新冷战导致的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发生分离的现象。2023年2月号编辑手记写道:“全球自由贸易规则遭到大幅度破坏,产业链供应链被迫重组,美国正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方式处理贸易问题,资本利益被政治秩序重组严重冲击”;“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在相当程度上不再符合西方国家主要资本集团的利益,尤其不符合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集团的利益”;“西方的政治力量正在着手摧毁此前由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第三,呼吁在俄乌危机之后重构以南方国家为战略纵深的新型国际体系。2022年6月号的编辑手记写道:“乌克兰危机提示我们,必须为类似的危机预作准备,其中的核心要义,在于重新审视当今的国际体系,准确把握其中的利与弊,放弃幻想,在参与并用好现有国际体系的同时,尽快准备新型国际体系的构建”;“而转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恐怕是中国的历史宿命”。

除了地缘政治,《文化纵横》在价值变迁方面也保持了足够的时代敏感性。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开幕,开幕式上演绎出的人类意识、和平意识、科技意识给人们带来巨大冲击。对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崛起的盛大宣示,北京冬奥会将重点放在“人类”与“和平”。从“我”到“我们”,从中国到全世界人类,它客观上提供的是一个普世主义的世界想象,预示了中国的新世界主义正在觉醒。

为此,2022年4月号和6月号相继推出了《北京冬奥会的新世界主义》《双奥开幕式之变:新普遍主义的兴起》等文章,认为“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乃至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们都试图在中国道路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普遍主义”;“建构新的世界主义,无疑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大任务。这方面,回到‘中国特殊论’、回到‘中华文明中心论’是没有出路的。今日中国,已是世界的中国,今日世界,也是中国的世界,人类遭遇的困境不获解决,中国人当下的困难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从2008年到2023年,《文化纵横》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时代浪潮洗礼,获得快速发展。承蒙读者的厚爱,尤其承蒙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的理解与支持,可以欣慰地说,我们顺应了时代需求,反映了时代变迁,站在了时代潮头。

2023年12月新刊目录

编辑手记

文化重建:从中国问题到世界问题

—— 《文化纵横》十五年回顾

杨平‍‍‍‍‍‍‍‍‍

域外

大国竞争漩涡下TikTok案

陈靓

大国竞争背景下,跨国企业应当如何自处?来自竞争国家的敌意将会如何重塑跨国企业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策略?

封面选题:“升级”中国:寻找发展新动力

一个 14 亿人口的大国若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一个世界史事件。

中国电动汽车崛起的秘密

高柏

一个积极打造企业竞争优势的政府,在看到目前尚不存在但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产业前景时,会使用各种产业政策从上述六个方面打造本土企业在这个产业的竞争优势。

“合肥模式”:地方发展主义新类型

郭年顺‍‍‍

“合肥模式”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地方政府行为和产业政策的结果。但回顾历史,这并非政府的提前有意设计,更不是市场自发累积的成果,而是21世纪初以来合肥在招商引资、政企互动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摸索学习形成的实践产物。

技能升级如何匹配产业升级?——从国家主导到面向企业需求

许辉、姬煜彤

由于提升工人的技能是一项成本不菲的投资行为,且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风险,因此国家和企业会基于制度逻辑和历史脉络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技能形成政策。

驾驭模块化:政策范式变迁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宋磊‍

模块化是当代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共同技术背景。所以,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通过政策调整来驾驭模块化,那么这种政策实践必将具有世界史意义。

政策

经济增长的“大账”思维——兼论为何不应恐慌政府债务

许准‍‍‍

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牛鼻子还是在经济增长上,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只有一个——资本积累,也就是不断地新增投资。

世界观

从金字塔世界体系到网状全球化

王湘穗

未来的世界将是多中心的世界,一个多种权力制衡、多种文明并存、多种发展模式、多样利益兼容、多类主体并存、区域网络式的世界。

专题:足球与社会‍

嵌在社会中:中国“社会足球”发展战略报告

修远基金会

中国足球发展破局的关键,在于以培育壮大足球强国的社会与人口基础为引领,探索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资源的新方式,撬动以县域足球、社区足球、职工足球、青少年足球等为代表的社会足球的全方面发展。

近代中国“足球之乡”的形成——一项西式体育运动在广东梅县

赵峥

足球运动在梅县的境遇,既是近代全球化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背景下中国地方社会变迁的缩影,也与近代梅县人乃至广东客家人的“身份政治”有紧密关联,同地域文化和族群认同的形成过程交织在一起。

新型跨国企业

非洲数字电视普及的中国方案——四达时代的非洲之路  

翟秀凤、王维佳‍‍‍‍‍‍

中国企业的泛非传输网络为本地频道提供节目传输服务,助力各国国家传播能力建设、社会认同建构和传媒内容生产。

焦点‍‍

在制裁中艰难发展——对实体清单及其关联企业的分析

张思、林铮宇、唐中柱

中美科技战略竞争已然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变量,更使得全球科技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对全球技术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县域研究

“小县大城”:新型城镇化的未来样态?

周立、罗建章

产业是“小县大城”的核心依托,在县域主导产业需要提质增效或迭代升级的背景下,“小县大城”模式也走到了一个方向抉择的十字路口。

欠发达县域的“产业转移陷阱”

李婷

欠发达县域参与产业转移承接竞争的代价是什么,动力是什么?产业转移承接对欠发达县域是构成发展“机遇”,还是“陷阱”?

经典重温

“枫桥经验”何以诞生

林新辰‍‍‍

为什么“枫桥经验”会被提出?为什么“枫桥经验”能够在众多经验中胜出?“枫桥经验”具有哪些特性?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天思考党如何运用典型经验进行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本文为《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12月刊)新刊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