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并称为“王、关、戚”，干了不少坏事。

其中，戚本禹无论是职务还是资历都是最低的，但他担任过江青的秘书，地位和常人不同，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笔。

小人得志

戚本禹的前半生，算得上少年得志。他1949年入党，由于年纪轻、有文化，毕业后被调入中南海工作，后来又被送到中央团校深造。

他因为工作认真，得到曾任毛主席秘书的田家英的赏识，出任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科长。

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这篇借古讽今的文章，成为了“文革”的导火索。

一开始，北京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报刊并没有积极响应姚文元。善于钻研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为姚文元的文章打配合。

1965年12月，毛主席召集陈伯达等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并予以了肯定。这使得戚本禹名气大振。

特殊历史时期，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一度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犯下了许多让人无法原谅的罪行。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彭、刘等老同志的迫害。

1966年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联名给江青等人写信，诬告彭老总“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并且建议“在群众中公布他的罪恶活动。”

这封信直接导致了彭老总被揪回北京进行批斗，最后身患重病，含冤去世。

1966年底，尝到甜头的戚本禹开始动手写作《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将少奇同志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给刘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除了彭、刘二人，小平同志、陶铸、朱老总等人也曾受到戚本禹的迫害。

罪有应得

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在特殊时期中充当急先锋的戚本禹，下场也正是应了这条古训。

轰动全国的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意识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里“有坏人”，例如“大名鼎鼎”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组，就是典型的“坏人”。

面对混乱的局面，周总理提出了解决“王、关、戚”问题。

戚本禹在这个时候充分展露了小人本色。他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仍然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主席过去很赏识自己，肯定会手下留情。

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昔日的“战友”王力和关锋，把之前一起干过的坏事都往王、关二人身上推，以求自保。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墙头草”大多没有好下场。

1968年1月，戚本禹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淡忘了这位“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

直到特殊时期结束，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启动审理后，戚本禹再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线。1983年，他被北京中院有期徒刑18年。

晚年的戚本禹不甘寂寞，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他在回忆录中极力美化江青，还试图为自己叫屈翻案，以至于很多曾在中南海工作过的人看不下去，站出来指出回忆录中存在的大量造假之处。

曾经遭受戚本禹迫害的少奇同志曾说过一句话：“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无论戚本禹怎么为自己开脱、洗白，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曾经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