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唐生智，字孟潇，1889年出生于湖南东安， 早年间就读于长沙陆军小学堂，后又转入著名的河北保定军官学堂，他和蒋介石、顾祝同、陈诚都当过同学，当时他们的校长是著名的军事教育家蒋百里。

唐生智一生经历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其中大大小小的战役他参加了无数次，然而，最为人们牢记的，还是他在1937年11月到12月之间指挥的南京保卫战。

南京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它的失陷是和中国的百年国耻、民族耻挂钩的——自1900年清朝在八国联军的侵略下失去首都北京后的又一次巨大耻辱，而南京失陷直接带来的南京大屠杀，更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历史创伤和痛苦记忆。

1936年11月12日，上海全部全部陷落，一天后，日军的15艘军舰开进长江，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企图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对日投降。

在11月中旬的特别国防会议上，两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日军势力正旺，斗志正锐，气焰嚣张，我们对南京原则上只能采取放弃防守原则。如果要守，也只能用几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防守，不然，损失不可估算。”

何应钦的这段发言获得了在场大多数将领的认可。

李宗仁的建议是，与其在无胜算的情况下硬打，“倒不如我们宣布南京为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

白崇禧同意李宗仁的看法，他说:“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因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

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补充说：“若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对我进行要挟。”

包括德国驻中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也劝蒋介石：“不要保卫处于长江一个死湾子里的南京。”

从军队对比和战场形势来看，日军直接攻击南京的部队有10万人，而且大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而且有海军和空军的密切配合，地上有新式坦克、火炮等重装备。

中国军队虽然有约15万人参战，但其编制庞杂，训练、武器、兵员等明显落后，有数据说，当时负责守卫南京的部队中，新兵就占了38%。

应该说，从战场的客观形势和军事、政治策略来看，他们的这些说法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作为一种给于军事战略的讨论，不应该简单地将他们归结为“妥协”、“投降”。

放眼中国军事史和世界军事史，从来不乏“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而获得最终的战例，比如解放战争期间的延安，七战七捷的如皋、海安，俄法战争中的莫斯科。可见，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南京确实是可以弃守的。

但，蒋介石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统帅，他不能仅仅从军事上思考问题，蒋介石认为：“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有重大影响，完全是不守是不行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释怀”

蒋介石认为弃国都而不守是不行的，但死守也不是办法，唯一可采纳的办法是“短期固守”。

换言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将领都认为，南京失守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意料中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制定战役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把永久、长期固守南京作为自己的战役目标。

然而，就是这样的“短期固守”计划，在国民党的诸多将领中都无人敢于站出来承担。现场众将面面相觑，无人应声，逼得蒋介石说出了：“如果没人守，我自己守！”这样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生智站了出来，他说：“南京是国民政府和先总理孙中山陵墓所在地，只有死守南京，方能明确我们的抗战意志和决心，牵制敌军，赢得全国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则对不起孙中山的在天之灵和蒋介石。他力主“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蒋介石听后点头称赞，当场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后来写回忆录时，称唐生智之所以自告奋勇守南京，其实只是想趁乱掌握兵权。这一论断其实是有待商榷的，首先，如果守南京能掌握兵权，其他人为何全无反应，只有一个唐生智站了出来？其次，镇守南京的部队包括西北军、东北军等，大都为杂牌军队，可见这兵权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

有人曾指出，唐生智是因为认为日军不会真的进攻南京，才站出来故作姿态，这种看法不值一驳，因为稍微了解当时形势的人都不会做出如此判断。

不论唐生智是出于何种动机才主动请缨的，都无法抹煞一个事实，那就是：南京保卫战是以大失败告终的，而唐生智在这场大失败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回顾整个南京保卫战，唐生智作为指挥官实际上执行的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战略战术。

守城各部队所担负的正面都太宽，且缺乏纵深配置，守城部队表面上是全面防守，实际上却是处处薄弱，日军进攻自然不会全面进攻，只需专注一点或几点，就能击溃我方的整个防线。

《毛选》有言：“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