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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17日，北京饭店，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突然出现。

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正在用餐的一名中年男子被径直带上了车，随后离开。

饭店门口一阵骚乱，有人认出那是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

潘汉年曾经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杰出战士，为党提供了许多敌军情报，然而，如今却连他过去的上级陈毅都怒斥道：不可饶恕。

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被逮捕？

从临危受命到王牌特工

1931年4月，在武汉的一处表演场地，一场精彩绝伦的魔术表演正在进行，然而，谁都没有发现，在场的观众中有一个人看着台上的魔术师，若有所思。

不久，魔术师被捕。

这个人就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

他此次来到武汉本是为了护送张国焘安全到达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后却滞留武汉，甚至高调表演魔术，因此被已经叛变的旧相识认了出来，才有了这次的被捕。

顾顺章被捕后，选择了背叛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合作。

这个消息被秘密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工获悉后，几经辗转，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

由于顾顺章掌握着党中央大量的情报工作，整个上海的情报系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于是周恩来果断做出决定——将上海情报工作人员进行大换血。

为了党中央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陈云、赵容、潘汉年三人临危受命，接手中央特科。

不久，陈云、赵容相继被调离。

从此，潘汉年作为情报科第一负责人开始了他的特工生涯。

潘汉年在党内的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而作为一名特工，他更是出色的完成了每一次任务。

潘汉年刚刚上任时，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党中央决定进行“反攻”。

潘汉年接到命令后，选中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王斌。

在想办法得到王斌的住处所之后，潘汉年带人严密监视王斌，几天后，警备部督察长身死大街的消息登上了报刊。

潘汉年对付敌特机关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彼之能便己之事。

1939年，已被日本人掌控的上海，成为了日本人笼络人心的地方。更为直接的说，即是将中国人策反，成为汉奸，为日本人所用。

的确，在日本的炮轰及利益之下，也有无数没有底线的人选择了叛国。

而日本特务机关岩井英一在策反中国人一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9年的一天，岩井英一再一次出手，在上海一咖啡馆会见了一人。此人正是潘汉年。

此次会谈，两人相谈甚欢，岩井英一自以为自己又一次成功策反一名中国人，殊不知，一切都在潘汉年的计划之中。

潘汉年假装为岩井英一所用，取得其信任后，借口方便行事，潘汉年用日本特务机关的资源开办了杂志——《二十世纪》，将其作为自己为中央搜集情报的机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本彻底占领，大批进步人士被困在香港。

潘汉年又借着自己在岩井英一身边的优势，以自己有一批情报人员需要从香港撤出为由，借用日本人自己的资源，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掩护了大批的进步人士成功离港。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爆发。

英美等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企图牺牲中国以换取本国的安全。

潘汉年在这种情况下，收到了揭穿远东慕尼黑阴谋的任务。

潘汉年相继拿到了英、美以及国民党与日本密谈的情报，报告给延安，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正是因为这些情报，揭露了英、美、日、蒋四方的阴谋，使得中共中央有力地遏制了蒋介石向日本妥协投降的企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了有利条件。

揭穿远东慕尼黑阴谋的任务结束后，1941年，潘汉年又接到了上级交给他的新任务——探清日本战略动向。

这个任务，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

潘汉年接到任务后，立刻着手侦查，他将整个情报网兵分三路，一路以汪精卫身边的李士群为目标，一路直接进驻岩井机关，还有一路的触角伸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层。

很快，潘汉年拿到了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为党的战略方针的制定以及前途命运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情报工作的出色完成都成就了潘汉年“王牌特工”的称号，然而，在他特工生涯中的一次会面，却成了他日后悲剧人生的源头。

悲剧的源头：突兀的会面

潘汉年在上海进行情报工作时，为探清日本战略动向，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个人进行了接触，这个人就是李士群。

李士群曾经是共产党员，还是潘汉年的部下，但是被捕后先后叛投日本和汪精卫。

这样复杂的身份，让潘汉年对他始终保持警惕。

然而，随着二战的走向，日军的胃口越来越大，如何更好的掌控局势，李士群这个特殊的身份成为了关键的一环，潘汉年不得不启用李士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公然进驻公共租界，如此一来，藏身于公共租界的中共领导干部，就处于危险状态。

而护送高级干部离开日军统治区，显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此时，潘汉年只能启用在亲日的汪伪政府中任职的李士群。

李士群本就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此时，中国的局面很混乱，跟谁走才会有好的出路，还无法定性。在李士群看来，“雨露均沾”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在他的协助下，潘汉年成功完成了护送任务。

后来，潘汉年又通过李士群得到了日军秘密计划扫荡新四军的情报，潘汉年赶紧转移新四军，才避免了一场血战。

经此一役后，潘汉年对李士群的戒心也稍稍降低了，他觉得，李士群或许可用。

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时的潘汉年还不知道，两人之后的一次见面，将他拖入了“深渊”。

潘汉年在得知日本人将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活动后，为了得到更为详尽的信息，再次联系了李士群，而李士群也痛快地答应了，并要求潘汉年赶回上海进行面谈。

潘汉年回到上海后，却不见李士群的踪影，追到他的老家苏州后，他的家人又说李士群已经到了南京。

潘汉年惊觉不对，但为了情报依然决定到南京一探究竟。

到南京后，李士群热情款待了潘汉年，并提出让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要求。

此时的潘汉年进退两难，秘密会见，很可能被定性叛徒，拒绝会面，自己恐怕性命难保。

经过片刻思索，潘汉年最终同意了这次会面，在他看来“保持对革命的忠诚”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可此时的潘汉年，不会想到，这次不在计划之内，不被党中央知情的会面，成为了他日后被秘密逮捕的根源。

那么，又是什么推动了这次会面的发酵，以至于潘汉年被捕？

来龙去脉

这又要提到两个人——高岗和饶漱石。

在1955年3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如何处理高岗和饶漱石成为了此次会议的关键。

在收集到的所有资料中，两人均有参与反党活动，最终高饶二人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而这也成了潘汉年被捕的导火索。

会议结束后，党内对党内干部进行了肃查，大批人员受到牵连。

毛主席为稳定人心，鼓励干部个人主动交代历史遗留问题，坦白从宽，组织上将视情况进行处理，毛主席的话鼓励了一大批党员干部，众人纷纷上交材料，这其中就包括一个人——胡均鹤。

胡均鹤在材料中不仅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牵扯出了一个人，就是潘汉年。

胡均鹤在当年曾是当时潘汉年与汪精卫、李士群两人会面时的司机，于是在交代情况的时候，不免涉及到了潘汉年。

此时的潘汉年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已经被胡均鹤报告给了上级，而各个高层领导都在等着潘汉年的报告，来给他自己洗清“嫌疑”。

潘汉年却一直没有上交相关的报告，在他的认知中，当初同意会面，不过是权宜之计，报告上去可能反而会无端生事。

直到后来的一次会议过后，他才得知此事已被人上报。

于是潘汉年匆匆准备了资料，找到了自己的老上级陈毅。

如果说，没有及时报告自己与汪精卫的会面是潘汉年做错的第一件事情，那么没有直接报告党中央，而是选择私下报告陈毅，就成了他的第二件错事。

陈毅面对着眼前这个老部下，怒不可遏，怒斥他不可饶恕，但还是念在旧情，让他先回去，自己则带着潘汉年的报告找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认为潘汉年一没有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二没有选择报告中央，想借与陈毅的交情争取宽大，这是犯了原则性错误。

于是找到了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命令他秘密抓捕潘汉年，将人控制起来，这才有了开头发生在北京饭店的一幕。

潘汉年被抓后，向组织表明过他对党始终忠诚。

曾与他一同战斗在情报最前方的情报人员都纷纷为他进行申诉。

其中之一就是李克农。

李克农曾是我党情报事业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当初顾顺章叛变投敌的消息，就是由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首先交给李克农后，再由李克农递交给了周恩来总理。

面对潘汉年被捕，李克农坚定的表示：潘汉年有着极高的觉悟，对党绝对忠诚，他是不会背叛组织的。

其实，潘汉年会不会背叛组织，在当时已经得到了验证。

作为中央情报科的第一负责人，潘汉年掌握的我党的情报可谓数不胜数，但他在与敌人的周旋中却死守底线，不曾透露一丝一毫的消息，这样的行为足以证明他的忠诚。

但是当时处于特殊时期，高岗和饶漱石一案牵连太广，加上潘汉年确实没有第一时间主动报告情况，所以，组织上还是决定对他进行控制。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在长沙病逝。

虽然潘汉年与汪精卫当年会面的事情无从得知，但从后来种种事迹来看，潘汉年对党是绝对的忠诚。

革命时期，他长年奔走在情报工作的前线，周旋于各方势力之中，难免遭受来自各方的非议，但他却时常劝说自己的部下，为了情报工作，要准备牺牲一切，这一切当然也包括名誉。

以潘汉年同志为代表的情报工作人员为我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是身处黑暗，却心有光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