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脱离轨道的人，在全世界晃荡

人生是旷野还是轨道？当下的年轻人们，越来越多地追问这个问题。

轨道，是早已设计好的生活方式：上学、考公、结婚生子、努力工作到退休，一种简单稳定的幸福。

旷野，是脱离主流标准答案的冒险生活，充满刺激和未知，却也伴随着危险和不确定。

2016年，还没成为作家的刘子超从媒体辞职，开始自由职业，或者说无业的生活。

他离开轨道，选择了旷野。

从第一次印度之旅开始，他选择了一边旅行一边写作，用不太高的稿费换取路费，怎么一走竟也坚持了十余年。

他像是一个脱离轨道的人，在全世界晃荡。

现在，刘子超已经成为当下最受瞩目的游记作家之一，他的旅行文学三部曲《沿着季风的方向》《午夜降临前抵达》《失落的卫星》，带着我们抵达魔幻的印度和东南亚，优雅的中欧和神秘的中亚。

如何将旅行和写作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如何面临未知的旷野？

带着这些问题，刘子超做客播客《不合时宜》，和主播王磬、若含聊了聊通往旷野的具体经历和方法——也许读完，你也可以获得一些在旷野游牧的灵感。

本篇文章选自播客《不合时宜》节目《中文写作者多去看世界，未来也会有自己的<纽约客>》，嘉宾为刘子超，主播为若含、王磬。文字经过编辑，欢迎前往小宇宙、喜马拉雅等播客平台搜索收听。

把旅行作为生活方式：所有对遥远事物的关心，最终都会跟你有联结

若含：你在《午夜降临前抵达》中有一句话：“真正的旅行绝不仅是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仅仅是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就足以令内心辽阔起来。”我特别被这句话击中，很多听众也表示非常有感触。你觉得旅行像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吗？

刘子超：我可能是想去解释一些东西，去写这个事件，写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哪怕再遥远，其实是跟我有关的，对我们的生活是会发生影响的。所以我就想去看、去理解那些人的世界和生活，就会去到那儿。

我从2008年开始看《纽约客》，那本杂志最好的就是非常开阔，每个作家都在关注一个不同的、遥远的地区。比如何伟可能关注中国、写中国的故事，有的作家写拉美，有的写阿富汗，有的写中东，有的写俄罗斯。

每个人都在关心这么遥远的世界，这么遥远的事物，我觉得这件事一直影响着我。我也会觉得对这些遥远的事物的关心是重要的，因为它最终都会影响到你，都跟你是有联结的。

当你带着一个记者、一个作家的眼光去旅行，你会逼迫自己做原本你性格中可能不会去做的事儿。但你坚持下来那个过程，然后通过文字把它输出，它对你的滋养，那个地方对你的冲击是会更大的。

就像我书中的题记有弗雷娅·斯塔克的一句话，一旦你去过这个地方，写完这个地方之后，“不管你和它之间相隔多少山脊、河流和炙烤的土路”，它从此以后永远是你的一部分。

王磬：在旅行的过程中，有时会有对于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小小期待。我看你的作品时挺羡慕的一点，就是你有迅速跟路人打成一片的能力，不仅仅是say hi，而是更深入的聊天，让他愿意把故事分享给我。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心得？

刘子超：这可能就是旅行中即兴的成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特别会跟人打交道的人，我在这方面还是挺笨拙的。要说心得，我觉得是你先通过一些简单的问题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有更多可以交谈的，如果有的话，你就继续追一句。哪怕这次因为什么原因他没法跟你聊更长时间，你也可以留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再跟他约其他时间。

有些是这种偶然的相遇，也有些是通过介绍或者别人找到的，有的是采访，把各种的可能性都尽量地尝试。你跟任何一个人的接触，最后都不会白费。哪怕他没有被写进书里，但他其实帮助你认识了这个地方，也帮助你知道在问别人的时候能问什么问题，或者回避什么问题，都是有帮助。

我遇到这些人，写下这些人，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觉得他们是最精彩的，最能代表这个城市或国家的一个侧面的人。或许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还有故事更好的人，但有的人碰不到，有的人就是错过了。

旅行就是这样，在交错而过的瞬间，他能不能抓住你，你能不能抓住他。

王磬：你在一趟严肃的旅行之前，会先做哪些准备呢？

刘子超：我会长期看相关的东西，相当于有一个隐喻上的文件柜，有不同的抽屉，我会把看到的不同地区的东西放到不同的文件柜里。很多地方可能我还没去，但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等我要去的时候，就有一定的把握知道要把它放到哪个框架里。

当我决定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我感觉积累够了，才会安排这次旅行。比如说我现在还没去过伊朗，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地方，还没有足够的东西让我觉得这个框架成型了。但这次苏莱曼尼遇刺之后，我又突然看了更多的东西，对这个地区有了一定的想法，就觉得可以安排这趟旅行了。

如果要去的话，我一般会全景式地走，整个国家扫一遍，可能是根据它的版图从南到北，或者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横着的长条形的地方，就从东到西走一遍，不会放过太多的东西。

一个“游手好闲”的中国人，在全世界晃荡

王磬：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这些年引起了很多讨论。你在旅行的过程中，会觉得自己的中国脸或中国身份，有没有给旅行带来一些加分或者减分项呢？

刘子超：很难说加分或者减分。在中亚，一个普通人如果没有从事贸易或生产，他很可能不太容易见到一个中国人，在那里以一种游手好闲的状态在晃荡。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可能是加分，因为他会好奇这人怎么回事，怎么就从来没见过这种中国人？我遇到过的人中就有人有类似的疑问，他觉得印象中的中国人都是比较实际，工作也比较努力，不是像我这样的。

若含：我知道如果要去中亚，我的简介要怎么写了，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中国人！应该会很吸引人。

刘子超：有一个法语词叫flâneur，游手好闲者。埃德蒙·怀特写过一本书《巴黎：一个闲逛者的回忆》，好像就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游手好闲的故事。本雅明也写过一本书，研究游手好闲在现代性中的意义。这个人设我觉得也挺好的。

王磬：“游手好闲”简直就跟我们“不合时宜”有种异曲同工之妙！

那你在旅行过程中，会不会是一种更外向的状态？

刘子超：旅行的一个美妙之处，是你的身份是可以置换的。你平时不是这种人，但在旅行中可以变成这种人，因为没人知道你是什么人，这种自由的身份感其实是旅行很迷人的一个地方。哪怕你不写作，去享受这个过程也挺好的。

王磬：你在旅行中会不会也有觉得比较孤独、想要结束这个旅行的时刻？

刘子超：旅行的时候经常感到孤独。对我来说，如果我八点回到酒店，到十二点还有四个小时，在面对着一个异乡的酒店的孤独的四个小时里，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自处。

为了对抗这种孤独，我就会出去转，去看各种不同的地方，去酒吧，有时候去夜店，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有些可能是有点非法色彩的聚集区，或者是一些危险的地方。因为难以忍受孤独，所以就必须得给自己找事儿，逼着自己把孤独变成一种动力，去探索这些地方。

若含：那你有遇到过什么非常危险的地方吗？会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吗？

刘子超：城市带给我的危险是相对少的。不过有一次，我夜里去探访一些阿拉伯人的聚集区，去拍了很多觉得挺牛逼的照片，很少见的那种阿拉伯的迷宫式的小巷，以及夜晚时当地的生活状态。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发朋友圈嘚瑟一下，九宫格刚填满，就直接被人抢劫了。

但另一次在天山，我面对的完全是自然的危险，遍眼望去，你看不到这个世界有任何的现代文明遗留下来的痕迹，眼前的一切全都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的存在。那时如此渺小的你在那个自然环境里，平时熟悉的东西完全用不上了。在那个时候我的确感觉到一种慌张，面对自然的不知所措。

于是第二次我去哈萨克那边的天山，就雇了一个哈萨克县长跟我一起。当地人会觉得很奇怪，路怎么走不是挺明显的嘛？但是你一个没有在那种环境下生活过的人，是看不到路的。但那些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原上，在荒野上，仍可以选择路。

在中文写作的黄金时代，做一个“亚寒带”体质的写作者

王磬：我还有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你每次旅行结束后回到家里，和在旅行当中每天都有新输入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会不会也需要一些适应？你会如何进入写作状态，大概是怎样的写作节奏？

刘子超：我会需要一个温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亚寒带”体质的人，后来我想自己为什么老去旅行，就是因为想避开那些非常热的地方。在国内的时候，我需要20度以下的温度才能静下来。

旅行回来后我会用三天左右调整一下，然后就进入写作状态。

王磬：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一个中国作家，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很多的时代嘛？中文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是不是也不太一样了？

刘子超：我觉得是的。因为你写的任何东西，在中文世界里都没人写过，这是个很大的机会。就比如我有六七个想写的计划，可能都没有什么中文作品。这种用脚步去丈量，然后再写作的方式，是很少的。

包括这四五年对世界史的大规模译介，中国的一部分读者对世界的理解变得越来越深，也会觉得这些不同地方的事儿和自己是有关的，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变化，读者也会越来越多，最终我们可能也会有类似《纽约客》那种形式的东西出来。年轻的作家，都应该多出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