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杨国夫司令当警卫员》

王 京 建 口述

步兵军士 执笔

（2014年8月第四稿

一、

我们王家原先住在长山县代家庄（今邹平县东代村），我爷爷那一辈迁到长山县东马庄（今淄博市周村区东马庄村）。这两个村子相距不远，代家庄在东马庄西偏北十余里，步行大约两个小时路程。

我父亲那一辈是弟兄三个，大爷王毓兰（字新斋）、二大爷王毓芳、父亲王毓福。大爷有三个儿子，长子王京镐（字兴周）、次子王京铸、三子王京铭。二大爷病故，二大娘没有孩子，王京铸过继给二大娘。

我父亲也是三个儿子，大哥、我、小弟。大哥王京铎在周村一家商号里当学徒，得脑溢血死了，大嫂带着侄女回了娘家。我还有一个姑姑，嫁在傅家庄（今淄博市张店区傅家村）北门里，姑父姓张，在铁路上做过事。姑姑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姑姑的儿子很早就夭折了，父亲把小弟过继给姑姑，随姑父姓，改名张京彬。我的名字本来应该写做“王京鉴”，那时候还没有简体字，繁体字“鋻”笔划多，我嫌写起来很麻烦，就改成了“建”。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不在了，家里只有奶奶。母亲去世得早，父亲续弦，一年多后继母也去世了。父亲没有固定职业，也不管家，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主要是干织机工，俗称“机猴子”。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好住在傅家庄姑姑家，有时候也住在本村大爷家和二大娘家。

由于生母早逝，父亲常年不在家，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1953年，组织上要求营以上干部必须写“自传”。“自传”涉及到出生年月，我估摸着写成1923年3月。1957年5月，我从朝鲜回国后回东马庄探亲，其间我拜访村里的长辈和少年时的好友。在小学同学张文贵家，我和他母亲拉家常，无意中谈到我的生日。张文贵母亲说：“你和张文贵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在农历腊月二十七（公历1923年1月13日）夜里出生，他上半夜（13日），你下半夜（14日）。”这样我的生日就得到了确认，是公历1923年1月24日。

东马庄村子不大，但有三座私塾，邻村桃园的孩子也来东马上学，后来东马又建了一所新式小学。我六岁开始上学，一年上几个月，断断续续地上了五六年，前两三年上的是私塾，后两三年上的是新式小学。那时候的私塾有两个标志性物件，一个是“戒尺”，学生犯了规矩，先生就用戒尺打手掌；另一个是“签”，放在学堂门后，谁要去上茅房，就拿上签放到茅房门口。农村茅房不分男女，把签放到茅房门口，表示有人在里面方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事逐步进展到山东。黄河北边的人逃避战乱，跑到黄河南的济南等地。

周村这边也是人心惶惶，王京镐把义兴工厂卖了，给了我三十几块法币，准备逃荒用。三十多块法币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当年吃一般伙食，三块法币可以吃一个月。逢年过节，大人有时给孩子们几个铜板。有一次我拿着两个铜板到周村逛庙会，吃了两个大包子，还买了一些小零食。

我回到东马庄，住在大爷家。这个时候，周围地区已经有抗日游击队在活动。大概是在11月，记得天很冷，已经穿上棉袄，游击队到东马庄搜集枪支，打听谁家有枪。

到了12月，山东形势已经很紧张了。周村是胶济路的一个车站，东马庄离周村很近，只有五里地。王家的老人留下看家，女人和孩子坐一辆大车，拉着粮食，投靠北面杏园子王京镐岳父的一个亲戚。女人和孩子们在杏园子住了不长时间，又回到东马庄。

12月24日上午九点多钟，我看见两架飞机从天上飞过。飞机飞到长山城，在城上空转圈，接着听到爆炸声。过午，村里去长山城赶集的人回来说，鬼子飞机炸了长山东关大集，长山城里乱哄哄的。

鬼子攻打济南的同时，分兵从黄河北向胶济路进攻，在本地可以听到远处的炮声，声音低沉，隆隆地响。炮声连续响了几天后，鬼子来了，先占邹平，再占周村，后占长山。鬼子从周村北门出发，向长山城开进，公路上扬起很大的尘土。大人都很紧张，惶惶不安。小孩子们不懂事，站在村头上看喧哗。北方冬季，地里没有庄稼，在平原能看得很远。我站在村西北的坟头上，看到鬼子三辆坦克从北边东唐坞的村头上驶过。

鬼子占了周村，村里的人都不敢去周村赶集、办事。几天以后，从周村回来的人说：“没事。”刘家寨子驻着鬼子，我就和四五个孩子买了一些柿饼，用篮子挎着，去刘家寨子卖柿饼，其实就是想看鬼子是个什么样的。刘家寨子驻的是鬼子炮兵，村里大街上都是大炮和拉炮的大洋马。我干了炮兵以后才知道，这些大炮是三八野炮。鬼子很大意，步枪随便竖在那里，周围没有鬼子。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能把这些枪拿走就好了。我们这些孩子去刘家寨子几次，柿饼一个没卖掉，让鬼子白拿走不少。

1938年1月，红枪会围攻周村。晚上七八点钟，从东北方向过来的红枪会路过东马庄。红枪会的会众有扎红包头的，也有扎黄包头的，拿着大刀、长矛、土枪、铁叉子，个别背着步枪。他们说要去打周村的鬼子，吃了符了，上了法了，刀枪不入。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就听到鬼子的机枪声，村里落下一些流弹，打在房上地上，噗噗地响。大人把孩子关在屋里，不让出去。攻打周村的红枪会很快就败退下来，向东散去。从周村回来的人说，红枪会在周村东门捅死了站岗的鬼子，鬼子用机枪扫，红枪会死了一百多人。在周村东刘家寨子，红枪会死得最多。几天后，周村红十字会出来收敛和掩埋红枪会众的尸体。

过了农历正月十五（公历2月14日），我去老娘家。回来的路上，距离黄家营子二三里，我听到枪声“叭勾叭勾”地响。黄家营子有一个很大的墓田，墓田里长着很高的松树。我走到大墓田，见到七八个鬼子，枪上挑着鸡，手里提着鸡。原先是周村的鬼子想吃鸡，跑到黄家营子打鸡。

几天后，几个鬼子进了东马庄。赵家胡同南头有一个大车门，冬天老头们都爱坐在那里晒太阳。我看见鬼子走到大车门，不知是问一个老头什么事情，老头没答上来，鬼子就用皮鞋使劲踢他。鬼子太不讲理，我恨鬼子。

这一段时间，东马庄的安茂英、龚振生、毛世云、赵衍庆这些人都见不着了。村里的年轻人私下传话，说他们去参加游击队了。老人认为当兵危险，不让年轻人去干游击队，他们是偷跑的。当时本地成立了不少抗日队伍，马耀南的名声最大，听说他们去投奔马耀南的游击队。

3月初，麦子乍青，我带上王京镐给的法币，去老娘家仇家套（今淄博市周村区仇家套村）。仇家套在东马庄以东，离东马庄不远，有十四五里地，两小时路程。我到了老娘家，舅舅嘘寒问暖，问我在大爷家过得怎样。我掉泪了，告诉舅舅，我和叔伯哥哥王京铭一直闹别扭，他撵我走，说这是他的家，不是我的家。舅舅说：“在这里住几天，我送你回去。”

在老娘家住了十几天，大娘找上门来，要带我回去，我执意不肯。过了几天，舅舅带我去留旗院赶集，顺便把我送回东马。赶完集后，我不让舅舅送，舅舅嘱咐我一定要回去。我说：“我又没有别的地方去，不回去，上哪去？”舅舅很老实，相信了我的话，给我买了一些吃的就走了。

我和舅舅分手的时间大概在上午十点多钟，我向一个路人打听长山城怎么走。那人说，顺着公路走一直向西北走，过了南营，再过孝妇河上的桥，就到了长山城。我按照人家的指点，走出十多里路，到了长山城南门。

长山城南门有一个站岗的，拿着枪，穿的是便衣。我问他：“你们这里负责的姓什么？”他说：“姓马。”

我以为是马耀南，就问：“你们的司令是不是叫马耀南？”

那人回答说：“叫马馨山，马耀南在邹平城。”

我又讲了村里偷跑出去参加队伍的那几个人姓名，他说他们队伍里没有这几个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找的是马耀南的队伍，向另外人打听了去邹平城的路。

邹平城在长山城正西，两个县城相距二十四五里地。长山城到邹平城的公路不宽，但很平很好走。我到邹平城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在东关找了一家大车店住下。

第二天早晨我吃了饭，从东门进城走到十字街口，看见东面有一座院子，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岗哨，进进出出的人都打敬礼。我想：这可能就是马耀南的司令部。我想起表姐夫马纯义也在马耀南的队伍里，就想进去找他。我在门前站了很长时间，就是不敢进去。军队有规矩，我怕随便进去，被人家抓起来。为了能见到表姐夫，我每天吃了早饭就站在门前，晚上回大车店休息。

第三天上午，我一转脸，猛然看到表姐夫从西边的街上走过来，心里高兴，眼泪也掉下来了。表姐夫见到我很奇特，说：“哎，你怎么在这里？”表姐夫不在五军司令部任职，在邹平城北郊一个村子里治理被服厂。他带我进司令部，把我交给他大哥马纯让。马纯让字进先，长山八区于张庄（今邹平县西董镇于张村）人，在五军司令部任供给处处长。

大爷、大娘一直在找我，向亲戚们打听我的下落，也派人到于张庄表姐夫家找过我。表姐夫托人捎话告诉他们，我在邹平城。几天后，大爷家来人接我，我不想再寄人篱下，不情愿回去。马进先看我态度很坚决，说：“那就留下吧！”这样，我就留下了，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部供给处当勤务兵。实际上那时并没有明确我的职务，但我干的都是勤务兵的工作。

我参加五军的时间是1938年3月，当时我刚满十五周岁。

马进先是我参军后的第一位领导，我和他关系一直很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长山抗日武装起义以及五军成立时间、五军的关防和军旗等历史问题，我曾多次和他交谈。我把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送给他批阅，他审定后又写了一个补充材料。

之后，我父亲也参加了三支队，在七团当炊事员，时间可能是在1938年下半年。他在部队时间不长，1939年就离队回家了。1940年，日本人在长山县招工，他和东马庄五六个人应招去东北抚顺挖煤。他去东北后始终没有跟家里联系，音信全无。日本投降后，东马庄有人在沈阳火车站看见到他，此后再无音信。

二、

1938年3月，五军进驻邹平县城，司令部最初驻南门里，后驻进县卫生院。同年5月中下旬，司令部又迁到邹平城东关，驻在梁漱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

县卫生院坐北朝南，有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是个大院子，后院是个小院子，小院子后面是一个大操场。前院大北屋是马耀南的办公室兼起居室。大北屋挂着两个耳屋，东耳屋是秘书处，西耳屋是参谋处。前院东屋是供给处，西屋是军法处，警卫部队住在南屋，其他几个处住在后院。

五军司令部沿用旧军队编制，设八大处：政治处、副官处、参谋处、军法处、秘书处、供给处、卫生处、军械处。五军各处的处长，我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供给处处长马进先、军法处处长霍书斋（后史顺峰）、卫生处处长孙会民、军械处处长娄文元。八大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法处，门外两边各竖着一根军棍，给人以森严的感觉。军棍上黑下红，黑色部分是圆的，红色部分是扁的，扁的那部分还有些弯曲。

我参军几天后，马耀南司令回到五军司令部。早上起床，我第一次见到马司令。他看上去很年轻，中上等身材，带着眼镜，穿着一件灰色旧长衫，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挺精神。他在北屋门口站了几分钟，就开始在屋檐下踱步，然后回到屋里取出一张报纸，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他先是看报，后来就叽里咕噜地念，念得内容我一句也没听懂，想来那是一份外国报纸。后来听他的勤务兵讲，那是一份英文报，是周村福音医院的，他常派人去借，几天取一次。

我在五军司令部工作的两个多月里，只要马司令不出发，每天早晨就能听到他在朗诵英语。晚上，他经常在煤油灯下写文章或记笔记，夜很深了才去休息。马司令在司令部住了几天就走了，不知道又忙什么去了。他在司令部的时间很少，经常外出，十天半月回来一次，一两天后又出发了。

马司令的小勤务兵姓刘，个子不高，胖乎乎的，长着一个圆脸。小刘和我年龄差不多大，我们很快就混熟了。马司令的警卫员，我比较熟悉的有赵宗文、董克明、朱得胜、李乃刚、杨学为、李凤刚、董恒久。这些警卫员中，赵宗文、董克明跟随马司令比较早。其他还有几个人，姓名想不起来了。

1938年上半年，五军进展得很快。3月进驻邹平城后，部队由最初几百人进展到几千人。到了5月，五军已经有五千多人。

在司令部，我经常见到五军的几个主要干部——马司令的两个胞弟，一支队长马天民、七支队长马晓云，还有三支队长高竹筠、四支队长张景南。支队长的职务，通常也叫司令。马晓云主要带着特务队活动，马天民曾做过长山县商会副会长，在当地商界关系广泛，负责为部队筹款筹粮。马进先和张景南、高竹筠接触得比较多，主要是做他们的工作。张高二人都住在邹平城西门里，他们的驻地我去过几次。那时候没有电话，马进先有事要向他们交代，就写信派我送去。

大约在4月间，姚仲明从铁路南回到邹平城，住在卫生院。我以前没见过姚，马进先告诉我：姚仲明来了。姚当时穿着一件深色长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姚，从这之后再也没见到他。

这个时期，部队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后勤，连队也没有炊事班，伙食主要靠驻地周围的村子供给。部队把每天需要多少干粮、多少饭汤，写成条子，摊派到各村。到了开饭时间，各村把干粮、饭汤送到驻地，各单位司务长带几个人来，报上人数，领走相应的干粮和饭汤。吃饭基本上没有菜，顶多吃个胡萝卜咸菜、水萝卜咸菜，有时能吃上点儿小芽葱。这种供给方式，大概一直连续到1938年6、7月。

五军司令部在卫生院南屋的地上铺一张席子，老百姓送来的馒头、卷子、煎饼、锅饼、窝头分类放在上面。马司令和干部战士吃同样的伙食，看到我们领来的干粮就问：“是不是和大家都一样？”我们说：“都一样，都是分配的。”其实供给处照顾马司令，给我们多分了一点儿好干粮，但他不吃好的，专拣孬的吃。

1938年5月，山东省委派红军干部杨国夫到五军开展工作。此前省委在清河设立特委，霍士廉任特委书记。

杨国夫曾对马晓云的儿子马立明谈到省委为什么派他到五军任职。他说：“霍士廉来当特委书记，看着不好办，马耀南一个司令部驻在邹平，廖容标在淄（川）博（山）一个司令部。何思源派两个专员拉马耀南。我本来是到一支队的，霍士廉给山东分局一个电报，要来人收拾这个局面，这时我来了。”“1938年5月我来，马耀南带着一个连去特委接我，我们到了苑城，开了一个支队长会议，研究正式改编为八路军。”[1]

马司令和杨国夫见面时，马司令的亲戚李平凡也在场。我听李平凡说，马杨相见，两人谈得十分投契，在苑城一直谈到晚上十一二点，马司令派人去饭馆要了几碗打卤面。

几天后，马司令和杨国夫离开苑城，来到邹平城东关，住进乡村建设研究院。此时五军司令部人员大部分已经迁到乡村建设研究院，卫生院还有小部分人留守，我也留在卫生院。在我印象中，红军干部鲍辉也是这个时间到五军，但比杨国夫早到几天。

1938年6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改编成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政委霍士廉、副司令员杨国夫、参谋主任叶更新、政治部主任鲍辉。支队部设参谋处、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参谋处设一科（作战）、二科（侦察）、三科（通信）、四科（治理）。政治部设组织科、宣传科、锄奸科、民运科和政工班。政工班负责看管犯人，后扩成政工队。

三支队辖五、六、七、八、九团及支队直属警卫营、特务营。五团团长张景南；六团团长高竹筠；七团团长马晓云；八团团长程绪润、政委王海珊（王子文）；九团团长杨国夫（兼）。[2]当时三支队主力驻在铁路北邹（平）长（山）一带，八团驻在铁路南淄（川）博（山）一带。

部队改编时，杨副司令第一整编马天民的一支队。1979年，杨副司令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任济南军区顾问，马立华经常去看望他，陪他聊天。杨副司令回忆往事，几次和马立华谈到当年部队改编和三支队的组建，谈他为什么要第一改编五军一支队。

杨副司令说：“五军有好几个支队，我一来到五军，耀南就向我介绍这几个支队的情况。”杨副司令听说一支队的人员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有不少人是区队、联庄会的队员，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武器也比较整齐，就有一个打算。他对马司令说：咱们要有一支拳头部队，一个对外能打，一个内部谁要不听话，就拿这个拳头敲他。他和马司令商量，把一支队做为基础组建特务营，他兼任营长，马司令同意。

一支队驻在邹平东关外面的村子，马司令把马天民叫来谈话，做他的工作。马司令说：这次部队整编，你要起带头作用，把你的部队抽出一部分组成特务营，杨副司令兼任营长，余下的部队组成独立营，你任营长。马天民说：我没意见，只要对打鬼子有利，怎么都行，我不会闹事，也不会让你为难。

马天民回去后召开中队长会议，告诉他们，整编后他任营长，不再是支队长。他宣布了两条：第一，服从指示，不能闹事；第二，不准说东道西，不能为我喊冤叫屈。你们能做到这些，就是我的好部下。

马天民的一支队有四个中队、两个特务中队，杨副司令将李步鸾一中队、潘建军四中队等四个中队以及李曼村从章丘带来二十一中队编成特务营。特务营最初有五个连队，后编成四个连，杨副司令兼营长，后潘建军任营长，李曼村任教导员，孙晓东任副营长。特务营后又扩编成特务团，团长潘建军、政委孙正（七团政委陈兴叛逃后，孙正调七团任政委）、政治处主任李曼村（后任政委），原特务营编成特务团一营。一支队两个特务中队编成独立营，马天民任营长。马天民后来负责三支队的经济，不再带兵。1939年9月，支队又再次任命马天民为独立营营长，负责维护交通线和募集钱粮解决三支队的经费开支。

从以后情况看，杨副司令第一抓“拳头部队”是先见之明。

1938年6月中旬，部队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改编大会，三支队正式成立。我在卫生院留守，没参加大会。改编之前部队穿的都是便服，整编完成以后就开始发军服。军服颜色是土黄色，后来又改成灰色，而十团是草绿色。1940年后，清河部队的军服颜色才统一起来。

杨副司令曾经和我们谈到当年改编时的一件趣事：他站在台子上给部队讲话，当时他穿得很随便，一只裤腿挽着，一只裤腿没挽，脚上没穿袜子，光脚穿鞋。马晓云站在台下，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对他上下打量，先从他的脚看到头，再从他的头看到脚。马晓云眼神中显露出来的意思是：你这个样子，会打仗吗？

在五军、三支队的干部中，马晓云给我的印象最深。马晓云行伍出身，在天津东北军当过营长，注重军容，很讲究排场。他的十几个警卫长得都很精干，着装也很整齐，在夏季统一穿天蓝色半袖衬衣。警卫全部骑马，身背匣枪，腰扎皮转袋（皮制弹袋，绕腰一周，故称转袋），手里拿着马尾甩子。马晓云出行时，他居中，警卫们前簇后拥，十分威风。马晓云一般不随部队行动，经常带特务队单独活动。1939年底组织上送马晓云去延安学习，1942年马晓云学成后回清河任清西分区副司令。马晓云从延安回来后，大家都反映他和从前判若两人，成为一名稳健老练的领导干部。

潘建军也是旧军队出身，鬼子占据长山后，地方上推举他当维持会武装队长。抗战前，马天民在长山城经商时，与长山县一区区长李子久关系紧密，和潘建军也熟悉。马天民派李子久同潘建军取得联系，潘建军带领维持会武装近百人反正。马天民带一个小队在长山城西的乐礼庄接应潘建军，两人会合后把维持会武装拉到长山八区沟西村改编成抗日队伍。潘建军的警卫员姓钱，个子比一般人要高出一截。行军时，我只要见到队列中有一个大高个，就知道潘建军一定在那里。潘建军很活跃，部队出发前，他集合部队教歌唱歌，然后指示：“出发！”

当时部队正处在初创阶段，马司令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杨副司令刚来时，他经常请杨副司令讲红军的作战情况和战争经验，讲红军学校如何培养干部。五军改编成三支队后，马司令和杨副司令商量如何在部队中开展军事训练。杨副司令对马司令说：“我们这没有什么教材，怎么训练部队？”

马司令知道杨副司令是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干部学员，就说：“杨副司令，你讲实际经验和抗大教学内容，我记下整理出来，这不就是很好的教材吗？”

杨副司令认为这个办法很好，赞成马司令的建议，三支队比较系统的军事训练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杨副司令后来回忆：“我们办教导营没有材料，就是我讲，耀南记，搞了两个本子，比如《连队须知》，开始就靠这个。”[3]

这个时候，我还没见到杨副司令，只听别人说，他是红军干部，是个秃子。部队改编之前的一天上午，马进先找我谈话。他说：“杨副司令只带来了一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需要一个勤务兵照顾他。杨副司令是红军干部，当过红军团长，战争经验丰富，人也很好。我们考虑，让你去给他当勤务兵，不知道你情愿不情愿。”

此前我已经听到些传闻，说领导们可能要安排我给杨副司令当勤务兵，所以没有感到突然。其实我巴不得，入伍后一直没参加过战争，甚至连支枪都没有，跟着杨副司令能上前线，还能背上短枪，我很痛快地答应：“行，我情愿！”马进先见我同意，又向我交待了一些应当注意的事项。

7月，杨副司令带特务营东去临淄整编抗日武装。他先到路家山、召口把许云轩的临淄一大队改编成特务二营，许云轩任营长，边颂鲁任教导员（后脱离），然后再到寇家庄把李人凤的临淄三大队改编成十团，李人凤任团长，陈兴任政委（后罗文华，陈兴调七团任政委）。

张景南、高竹筠反对五军改编成八路军。7月22日拂晓，张高趁杨副司令率部东去临淄，偷袭三支队司令部。卫生院距离东门也就是几百米，我听到枪声就跑到东城墙上看。马司令当时住在乡村建设研究院中院北屋，前院子驻着部队，后院也有部队。七团当时驻在城东南，距离县城有几里地。叛军进攻研究院，把三支队的大旗扛跑了。部队发起追击，又把它夺回来。

杨副司令闻讯，抽调部队回援。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叛军已经被打跑，退到邹平城以北的辛集、辉里庄。

几天后，马司令写了一封信，马进先带着这封信去辛集见张景南、高竹筠，请他们回来。张高见信后大哭一场，但就是不情愿归队。

张高反叛，攻打马耀南的司令部，丧失人心。张景南的支队原有四个中队，只拉走了两个中队，其他中队包括他的亲外甥都继续回到三支队。高竹筠的支队原先也有四个中队，也只拉走了两个中队。张高叛变后，张景南的活动范畴在东范、东言礼、西言礼、辛集、辉里庄及邹平南山区，高竹筠的活动范畴在杏花沟以北小清河以南。

8月，马司令和杨副司令到章（丘）历（城）一带，将章历地方武装改编成十一团，团长亓振东。这个团没有巩固住，后脱离三支队。

8月中旬，为了配合武汉会战，孟昭进领导的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攻打济南，杨副司令带部队到济南配合孟部作战。马司令和孟昭进原先是同学，马司令派马天民去做工作，双方建立了统战关系，在邹平明集设立办事处，由李子久和孟部的两个人负责办事处。解放后，李子久在山东省参事室任主任，孟昭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任邹平县政协副主席，我曾经去探望过他们。

当时在孟部做孟昭进工作的还有赵浩然和吕希尘。文革期间，赵浩然来济南办事，住在济南军区的火车站招待所，我去看望他，他说：“我现在叫张实杰了。”

[1]《杨国夫将军访谈录》，马立明记录整理，1979年11月27日。其中“山东分局”应为山东省委，“一支队”应是八支队，山东纵队第二期整军改成一支队。

[2] 杨国夫《创建清河平原根据地》：“在热烈的口号声、鼓掌声和鞭炮声中，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宣告成立。马耀南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委，我任副司令员，鲍辉任政治部主任。……第五军第七支队改编为三支队第七团（团长马晓云），其他支队分别改编为五团（团长张景南）、六团（团长高竹筠），并成立了特务营（营长潘建军）。后来，又编了八团（团长程绪润）、九团等。”杨文原载于《渤海铁流》第4-20页。五军一支队一中队战士赵衍庆留下的回忆文字中，也提到部队改编后有五团、六团番号。

[3]《杨国夫将军访谈录》，马立明记录整理，1979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