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脉·史迹丨鳌峰书院：福建百年教育名片|光绪|八闽文脉|山长|林则徐|福建|道光帝|鳌峰书院

福州山水俱佳、人杰地灵，自古便是书香之地。教育、读书，早早地印刻进福州人的文化基因里。在崇学重教氛围之下，闽地弦歌不辍、文教勃兴，全省各地纷纷兴建书院，特别是清代以后，福州出现了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书院。其中，“独占鳌头”的“东南第一学府”鳌峰书院为当时福建最大的书院。

闽中素号海滨邹鲁，盖自龟山载道而南，三传至考亭，而濂洛之学大著，其渊源上接洙泗，由宋迄今，闽士蔚兴，与中州埒。 ——张伯行《鳌峰书院记》

鳌峰书院（林丽钦供图）

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书院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张伯行出任福建巡抚，创建鳌峰书院。旨在网罗各地笃志好学、材良行修之士，为其讲明濂洛关闽之学，为国家储备优秀人才：

又念士首庶民，间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尤当萃而教之，以成其器，为国家储用者也。 ——张伯行《鳌峰书院记》

张伯行（1652—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清代文学家、理学家、教育家。（来源：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书院创建之初，张伯行个人出力甚多，“捐俸购屋于九仙山之麓，葺而新之，为鳌峰书院”。

书院最初依照故宅旧格局进行修葺、更新，宅初时计有“厅、房、楼、台共六十四间，并池、亭、假山”。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后来，又不断扩大其规模。时人感叹：“规模制度，宏琏丰敞……求之各省，或罕俪矣。”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发布在全国创建省城书院的上谕，鳌峰书院被确定为福建省城书院。之后的历任总督、巡抚都不断完善这所宏大的教育殿堂的营造与规制。

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扩建后的书院计有藏书楼、监院公廨、正谊堂、崇正讲堂、敦复斋、笃行斋、崇德斋、致用斋、考棚等教学、办公设施，学舍共130多间；专设有大成殿、文昌阁、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张公祠、三贤五先生祠等祭祀场所；有荷池、鉴亭、假山等园林胜景。道光二年（1822年），又重修增设堂、室、考棚等。

鳌峰书院在历次扩建、改建之后，其间屋宅毗连，书架壁立，树色联缀，曲院风荷，是精致秀美的园林建筑群，也是培识修慧的清修之地。

鳌峰书院全图（韦力供图）

鳌峰书院的营建，也不断得到清政府和地方的鼎力推毂。书院运转伊始，其建设资金主要由官府予以供应完善，来源为朝廷赐银，地方拨银。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始，为保障书院经费供应，省、府、县各级官吏也积极捐银。此外，田租、园租、利息和社会捐助也是其重要来源。

执闽学之牛耳享文薮之盛誉

鳌峰书院作为福建最高学府，对来自全省九府一州的学子要求极高。

每年二月初，书院开始面向全省招生。每年报考生徒有五六千人，录取名额初时仅一百多人，即便后来追加到三百多人，竞争依旧十分激烈。

录取的学子禀赋颖异、天资既高，有“日给廪饩，岁供衣服”的待遇，但考核也赏罚分明，极为严苛。

譬如，书院学子每个月要接受三次考课。每月初六、十六的馆课，“由山长主持，高坐堂皇，命题宣讲，或讨论经文，或演绎济世之学，诸生环列侍听，肩背相望”，后改以八股文章和试帖诗作为主要学习项目。每月二十六的官课，“系各衙门轮课，自督、抚两院，藩、臬两司，粮、盐两道，并福州府，以次轮流，周而复始。”

在授课之后，诸学子需要接受考测评定。精研学业、排名前列的学子将按等次颁发不同的奖学金。而考课无故不到者，将接受严厉惩罚。

《鳌峰书院讲学录》书影（资料图片）

在严格的章程约束下，所有学子平等地接受赏罚，要顺利毕业只能痛自鞭策，忧勤惕厉。

严格的书院章程成就了超高的成才率，巩固了书院省级文教中心的权威地位。

《鳌峰书院志》的科考名录显示，在康熙壬子科至嘉庆乙丑科（1672—1805年）的历科乡试中，鳌峰书院共考中850名举人、250名进士，而清代福建全省仅有进士1700人，约占全省进士人数的七分之一。

《鳌峰书院志》（来源：闽都文化研究会）

而这些成果，除了得益于学子自身的禀赋努力，也离不开学问博洽的良师辅弼。

一方面，福建历任政要都十分重视教育。在书院创建伊始，张伯行即“访求闽中士有行谊、博文好古者，令郡县资送，延入学舍”，为学子“讲习居敬穷理之要，明体达用之学”。在书院中，除山长外，还另设监院1人、书办2人、丁役数人，并定期聘请名儒硕彦为学生讲学。而每任总督、巡抚、学政等，都带头定期到鳌峰书院讲课倡学，或举办重要祭奠活动。

另一方面，由总督、巡抚等官员礼聘德才兼备者为书院山长，并且给予优厚的待遇。山长既是书院的主持者，也是书院的主讲者。书院历任山长均为贯通古今、造诣深远的硕学通儒。其中有理学名家蔡璧、蔡世远父子，著名古文学家朱仕琇，“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朱子为归宿”的著名学者孟超然，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郑光策，经学名家陈寿祺等人。

《鳌峰书院课选》（来源：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清代福州的俊彦英才先后继踵，他们又几乎都能在书院中找到传承关联。

林则徐14岁考中秀才，20岁考中举人，其间在鳌峰书院求学7年，师从陈寿祺、林春溥、郑光策等巨擘泰斗。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来源：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清代儒学家陈寿祺是诗书继世、翰墨传家的名家，曾任广东、河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又任记名御史、国史馆总纂，后于鳌峰书院任山长11年，为《福建通史》总纂。林则徐就读鳌峰书院期间。陈寿祺是他的老师兼知己，两人常于学术和政治上切磋琢磨。

清代教育家郑光策以“经邦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作为书院教育的根本宗旨，强调“绩文之源”，探究“为民兴利除害”的社会革新。在郑光策教导下，至道光时期，林则徐逐渐成为全国经世致用派（亦称社会改革派）的引领人物。

郑光策还是梁章钜的老师兼岳父。梁章钜14岁入鳌峰书院，经史文墨卓绝超群，孜孜不懈、用心沉着，生平著书70多种。梁章钜与林则徐、杨庆琛、廖鸿荃皆为同学，经常切磋砥砺，颉颃互竞。从鳌峰书院走出的知名学子还有陈若霖、陈化成、张际亮、蓝鼎元等。

这些学子或能济世匡时，或为硕学通儒，他们经世致用的文化品格，通过为官主政一方、办学浸润一代、为文传诵一时的方式流播传布，深刻影响了福建近代教育。

刻书藏书嘉惠来学

除了育才之外，刻书和藏书，是宋元以来福建书院的传统。

清朝书院刻书为人称道的有两大成就，一项为阮元于嘉庆、道光时期在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刻书活动；另一项就是康熙时期张伯行在鳌峰书院刊刻的《正谊堂全书》。

在创建鳌峰书院的当年，张伯行便开始着手刊刻《正谊堂全书》。其间，“搜求闽地先儒遗著，手自刊校，分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六部，刊成五十五种”。

《道统录》清同治五年（1866年）福州正谊书局刻《正谊堂全书》本。（韦力供图）

鳌峰书院的刻书不仅有《正谊堂全书》，在乾隆年间还刊刻过范咸的《鳌峰拔萃》，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刊刻了朱仕琇的《鳌峰课艺尤雅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刊刻了张甄陶的《鳌峰尤雅》，道光五年（1825年）刊刻了陈寿祺的《冶南文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刊刻了张元奇的《鳌峰书院课艺》。可见鳌峰书院在整个清代始终有刻书之举。

鳌峰书院设有专门的藏书楼：

庭南有门，门外西闱通致用斋，东通鉴亭，西廊北堂垣东夹垣为室贮书版。 ——《鳌峰书院志·室宇》

藏书楼中所藏书籍类丰富，数量巨大，据不完全统计，共藏书896部、23625卷。

鳌峰书院藏书印（韦力供图）

藏书的最初部分来自张伯行的捐赠及购置：

（张伯行）购置经史子集书籍共四百六十部……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其中。 ——《鳌峰书院志》

还有一部分为皇帝御赐或官员和地方人士相赠。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皇帝赐经书八部及御书《孝经法帖》一本、《渊鉴斋法帖》十本、《淳化阁帖》十本。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赐《律书渊源》一部。

鳌峰书院在专设藏书楼的同时，藏书管理制度也十分完备。嘉庆十年（1805年）的藏书章程中有明确规定：

诸生借书，凡有大部书籍，仅许先领一、二卷，阅毕即缴，再换下卷。只准在院中披阅抄录，不得私带回家。如有带回者，查出即将原书取回，不许再借。如有遗失，饬该生赔偿。每年将散馆时，该书吏将诸生所借之书，一概收回。监院官详细查点，倘有遗失，着该胥赔补。

福建鳌峰书院藏书目录（韦力供图）

鳌峰书院刻书藏书之举，使得书院藏书楼中图书盈架、缥缃万卷。书院学子徜徉在书海之中，汲取先人的精神遗产，孕育着经世致用的文化品格，为福建推行经世致用新学风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鳌峰书院藏书章程（来源：福建省图书馆）

闽学东渐传薪台湾

鳌峰书院作为当时的“东南第一学府”，是推动闽学由闽入台的重要桥梁，也是台湾书院建设的榜样。

闽学借由书院，得以传薪台湾。

现代教育家张正藩指出：“台湾书院所定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

康熙二十二年至光绪十九年（1683—1893年），台湾先后设立书院计有60多所。这些书院在建筑风格、组织结构、章程规制上均与福建一脉相承，尤其与鳌峰书院渊源深厚。

台湾宜兰的仰山书院“以宋龟山为闽学之宗，而兰之海中，亦有龟山屿，故名仰山，志景行也”。“仰山”意为景仰杨时（龟山），传承闽学。

陈寿祺主持鳌峰书院时为厘清宿弊而制定的《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拟定鳌峰书院事宜》等学规被仰山书院因循沿用，奉为办学圭臬。

道光六年（1826年），福建巡抚孙尔准赴台巡视，从福州鳌峰书院藏书中拨出《史记》《诸葛武侯集》《二程文集》《朱子语类》等共45种166部图书给仰山书院，“以为诸生稽览之资”。

台湾仰山书院（资料图片）

台湾府治（今台南）的海东书院，按鳌峰书院规制设立，被清政府定为省级书院，为台湾最高学府。就读于鳌峰书院的福州学子薛士中，雍正、乾隆年间曾两次出任台湾府学教授，首任海东书院山长，在该书院讲学达6年之久，并亲定院规。

鳌峰书院山长丁莲曾受邀到台湾讲学，“倡明经术，海外化之”。鳌峰书院优秀学子蓝鼎元学成后，赴台振兴当地的政治、经济、文教事业，被康熙赞为“筹台宗匠”。

鳌峰书院也吸收了不少优秀台湾人士参与管理教学。《台湾通史》记载嘉义县优贡陈震曜，“历署建安、闽清、平和教谕”，后又“监理鳌峰书院，助修通志，访刻先儒遗书”。因为直接招收台湾学生，鳌峰书院中来自台湾的推崇慕习者众。

鳌峰书院图（来源：福州市博物馆）

古厝焕新生文脉贯古今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达书院改制上谕，存续1300多年的书院制度戛然而止。全国1600多所书院纷纷转型改制。

据《福建书院概览》记载，历经了198年辉煌岁月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经象征科教鼎盛、闽学昌达的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改办为“福建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止，书院改为“校士馆”。

1911年，伴随着鳌峰书院昔日风华的陨落，鳌峰书院在一场战火中灰飞烟灭，仅剩假山一座。

鳌峰书院旧址，今仅存假山。（来源：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

2010年，鳌峰书院重建。书院依托与旧址紧邻的李世甲故居部分建筑，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约为原建筑面积的十九分之一。

鳌峰书院重建建筑图（来源：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

走进书院大门，穿过花木扶疏的前厅，便能望见正厅上方高悬的两块匾额，一块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皇帝御赐的“三山养秀”匾，另一块是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赠御书“澜清学海”匾。这是对书院的亲加勖勉，亦是福建文脉绵延的见证。

乾隆所赐匾额“澜清学海”（来源：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

匾额“三山养秀”（来源：福州市博物馆）

虽然岁序更迭，但书院文脉仍在延续，人文气息依然浓郁。

如今，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小学在书院旧址上建立；旁边的格致中学里重建的鳌峰书院，还不定期举办各类文化讲座和活动。

此外，作为两岸文教交流的平台，鳌峰书院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20年，鳌峰书院举办的两岸国学大讲堂升级为常态化活动，着力打造两岸“国学共同家园”；2022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书院论坛在福州举行，鳌峰书院与台湾书院的交流合作正以新的形式进行。

阳光下，一棵棵百年香樟树树影婆娑。鳌峰书院旧时宏大的园林建筑群虽早已不在，但“书香之气正浓，书院文化正盛”的景象仍在呈现，福建百年教育的名片历久弥新。

鳌峰书院门口（来源：福建纪检监察）

（本文综合了闽都文化研究会、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福建纪检监察、新福建等平台相关文稿）

参考文献：林家溱著，福州坊巷志，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福建省图书馆编，福建书院概览，2017；邓洪波编著，中国书院学规，2000；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1998；徐心希主编，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委员会编，闽都书院，2009；卢美松，福州通史简编，2017；金银珍凌宇著，福建书院建筑的布局结构，2010；陈薛俊怡编著，中国古代书院，2015；邓洪波编著，中国书院文献研究，2018；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