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道德执着的追求，源自于落后的技术，并非具有绝对性。
自从有了互联网，尤其是娱乐平台的崛起，短视频让一切都变得快餐化，所有人都在娱乐至死的推动下，每天都在刷着各种各样的新闻。
吃瓜之多，种类之广，断案之难，堪比古代的皇帝，而且转换的速度非常快，刚才还是保安捅死外卖员，一转眼就是，前妻举报武大教授，五毒俱全，吃喝嫖赌加家暴，又让吃瓜群众，再一次享受到了，看人撕扯的快感。
实名举报，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在还没走正规途径之前，举着身份证的市民举报，往往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效果，而被举报的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身份地位，只有这样的人，当被爆出来道德丑闻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人的其他问题，这其实是中国人的独有思维模式。
聊一个西方吹们经常说的话题，在西方领导人是可以随意批评的，但是在中国却不行，以此来说明，我们没有自由的环境，这种说法很具有迷惑性，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
为什么西方敢随意批评总统，因为他们的总统很蠢，这个是有传统延续的，你了解了他们的历史，就会明白。
西方的封建时代，封建的领主都是世袭的，他们一般都是以某个城堡为中心，辐射统治周边多少土地和人口。
他们引以为荣的是武力值，大部分都是文盲，行为举止非常野蛮落后，连基本的卫生问题都无法解决，整个城堡都是臭烘烘的，因此甚至还不得不经常换地方居住。
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的统治基础在于武力值，只要你能打仗，能杀人，其他的都无所谓，你是文盲也好，道德败坏也好，很多女人也罢，统统无所谓，他们在乎的只有一件事，能打仗就行。
这就是西方领主的特点，比如说西方著名的狮心王查理，就是非常典型的只会打仗，野蛮粗鲁的一个人。
而相反的是，西方的道德楷模，文化传承，全部都在教会这边，也就是说，你一个普通人，可以随便议论国王贵族的丑闻，但是不能轻易议论非议教会和教士。
直到现在也是一样，西方的政客们，你可以随便说，但是你不能轻易说一个教士道德败坏，那是要冒着巨大风险的。
而中国的传统则是另外一幅模样，中国的政治结构非常早熟，早在周代，就已经完成了非常完备的国家制度，而中国治理广土众民的核心思想就是，以礼治国。
武王伐纣之后，很快就嗝了，周公成了实际统治者，面对如此广袤的领土，该怎么治理呢，天才的周公，想到了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他给姬姓们，一个人发了一套锅碗瓢盆，在地图上一指，去，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你去了之后，就拿着这些锅碗瓢盆（礼器），在当地建立权威就行。
而周公在中央层面，则不断强调，礼仪的重要性，谁掌握了礼仪，就有了合法的统治基础，而以德治国，也成了从西周开始，中国所谓封建往往，最核心的治国理念。
于是皇帝，成了大家长，大祭司，大道德楷模，总之皇帝必须是完美无趣的，道德上行为上都是，因此皇帝从来不会犯错，做的都是蛊惑皇帝的大臣。
而这一套，也同样适用于各级官吏，只不过大小程度有区别而已，在大家的普遍观念里，职位越高，肩负的道德使命也就越大，人格也就越需要完美。
推而广之，任何只要是有职位的，就必须强调德行合一，也就是你的能力和德行，是双重考察的标准，甚至很多时候，德都排在第一位。
这一套理念下来，中国人就对在位者的道理，有着非常强大的执念，也就产生了中西方很不同的评价人的标准。
在中古，一个大学问家，必须是道德和行为合一，他的学说才可能被接受，而西方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的主张完全可以和这个人分开，比如说一个废奴主义者，身边却有几百个奴隶，这在中国早就被骂死了。
因为对道德有执念，因此很多人举报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最好也是最容易引发共鸣的突破口，就是道德败坏，比如出轨嫖娼等等。
这里面背后的逻辑就是，你道德败坏，你就是一个坏人，因此在技术上，肯定不行，你不是个好人，那你无论从事任何职业，本职工作肯定是干不好的，这就是我们的逻辑。
这套逻辑对不对，只能说对的时候很多，但也有不对的时候，通过道德判断一个人，优点是高效便捷，缺点就是可能会冤枉他人，得出错误的结论。
法治社会的目的就是逐渐抛弃这种道德判断，建立证据思维，但很难，耗时耗力，比如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就是一个道德要求，但法治的思维模式就是，你随便做什么都行，不违法就是不违法。
很难说哪一种方式更好，各有优缺点，记住是各有优缺点，法治从来不是人类最好最高效的制度，只是人类所能选择的，最不坏的制度，其他的制度的，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最为居中的方案，就是法律。
武大教授这件事，大部分人选择了用道德做判断，一个这样的人，行为上职务上肯定有问题，这是很多人得出来的结论，这个结论没有什么证据，但却符合大概率事件，这就是道德判断的优势，快准狠，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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