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归客
编辑|墨归客
出于史官之手的《春秋》、《故志》、《训典》等，与《诗》、《礼》、《乐》 等一样，具有褒善贬恶的重要作用。
史官职能的改变
这种对史书的道德解释，标志着史官文化由单纯的记事到具有道德内容的一次重大变革，春秋后期孔子编纂《春秋》，则使这种功能达到极致，因而成为后代史家效法的榜样。
《春秋》记事十分简略，往往一句话记载一件事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新闻标题，如隐公元年记：“在夏五月的时候，共叔段没有尽到做弟弟的本分”；庄公十年记：“十年春周厉正月，鲁庄公在长勺打败了齐军。”
但它却具有强大的力量，能使乱臣贼子畏惧，主要还是来自于它的道德评判。
在历史记载之外，史官担当了道德评判的“法官”，如果说，西周时期是史官文化的变革，实现了由神到人第一步转变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的变革，则使史官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
当然，巫文化不可能从史官文化中彻底消失，史官到汉代仍有一定的天官职能，直到东汉明帝时代，史官才以修史为专职，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正式建立起史馆制度。
子文化的兴起
同样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子文化兴起，诸子百家对于激烈变化的时代以及发展趋势各自发表不同的主张，人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
子文化的兴起，是人的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人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的秩序，开始理性地思考社会问题、人性问题、历史问题、现实问题，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正是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阶层——士，士的来源比较复杂，有新兴地主，有没落贵族，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把士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道、名、法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
一类是策士，所谓纵横家，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战国策》记载策士的议论，苏秦、张仪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一类是方士或术士，这一类人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占梦、神仙等骗取衣食的游客。
最下一类是食客，这一类数量最多，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任侠、刺客等各类层次的人。
由于士的阶层的活跃，尤其是学士，这些人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才能，因此，各诸侯国争着招揽，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
社会的变革
“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在齐国，自由讲学风气浓厚，形成了一个稷下学派。
齐国在临淄稷下设馆，延请了邹衍、慎到等七十六人，给予他们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各种不同思想的学者聚集一起，互相辩难，这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事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
过去的一切该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统一局面何时形成？数不清的问题一齐摆在了人们面前。
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着这几个问题进行思索，提出许多解答方案，设计一些理想社会的蓝图。
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他们著书立说，互相辩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如在哲学和政治思想上，有儒家提出的“仁政”，墨家所提出的“兼爱”，道家所提出的“无为而治”，法家所提出的法治等等。
在军事上有孙子和吴起的兵法，外交上有“合纵”、“连横”，科学上墨家作了一些理论研究，天文、历数等方面也有很大进步。.
这些学派，虽各有不同的思想，但它们也在逐渐进行思想的总结，庄子鉴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对各家思想进行批评总结，表现出综合的趋势。
荀子将当时的百家学说分为六大派，在统统用“足以欺惑愚众”骂倒的同时，也指出了“言之成理”的一面，显示了一定的综合趋势。
而《吕氏春秋》在综合百家学说的基础上，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为秦王朝一统天下提供理论依据。
子学的兴起，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乃至于成为中国文化“四库”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对于人们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自己，产生重要作用。
以上所说的巫文化、史官文化、子文化三种大的文化系统，在先秦时代产生，并影响到汉代的文化、文学。
从巫文化系统看，汉代文化、文学中有许多地方具有巫文化的色彩，巫文化的特征在于以天制人，天是最高的统帅，行动。
《淮南子》等记载神话故事之类固不用说，在董仲舒等人“天人感应”的政论散文、在歌颂汉帝国的汉大赋、在记载怪异事情的志怪小说，乃至于像《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无不具有“巫”的色彩。
巫色彩的存在并不奇怪，这是人类在认识自身命运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它从先秦以来，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只不过所占比重不同，每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从史官文化系统来看，先秦时期所形成的重人、重礼的传统，至汉代发展到高峰，它超越了传说，形成以人为核心的新的史学著作模式，创立了全新的史官文化精神。
从子文化系统看，汉代文学、文化仍然延续着子文化的传统，形成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著作。
而汉代思想的变化也正是先秦子文化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尤其是儒、道两家思想在汉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子文化的精神影响来说，汉代文人身上所具有的气质、君子人格和价值观念的追求等等，无不与先秦的子文化息息相关。
因此，从文化系统来说，汉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与先秦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汉代文学所表现出的许多精神，都与先秦文化的熏陶有直接联系，除了以上三大文化系统外，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以及不同的地域文化 (如楚文化)、民间文化等都对汉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结语
当然，先秦时期的多种文化系统并非孤立地存在，它们互相融合、互相依存，不能完全割裂开来。
汉代也并非机械地复制先秦文化，而是在新时代里增添了新的内容，甚至于完全改造，为当代的社会现实服务。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