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广程:“一带一路”与欧亚国家

学思平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各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哪些变化?如何整体评价“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

各方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是什么?

邢广程:有几个因素。第一,中国自身的壮大。过去我们的方针就是自己埋头做事情,但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社会需要中国提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想法。

第二,适应全球化需求。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规则方面,都有很不通畅的地方。所以我们谈“五通”,尤其是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另外,由于规则的改变,目前贸易投资出现非便利化状态。此外,金融、民心、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联通需求。因此,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样一个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方案,有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第三,我们在“一带一路”这个平台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我们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一个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有何整体评价?

邢广程:“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这十年,适应了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因而得到了绝大部分国家的支持,但还要进一步完善。

世界是一个整体,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和其他直接参与建设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均有所获利。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间接上也为没有直接参与的国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甚至对“一带一路”有抵触的国家,经济上也有所获利。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与其他国家合作开展得更顺畅。对于没有直接参与“一带一路”甚至反对该项倡议的国家,它们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当中也间接获利了。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完全无害且十分有益可行的国家间合作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项目作何评价?

邢广程:我曾主要在欧亚国家做过调研。首先,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都非常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包括没有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达国家,它们也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方案。对于“16+1”框架内的中东欧国家来说,出现了两极化现象,要么非常赞同,要么有负面的声音,这都是正常的。

其次,亚太地区国家不仅对“一带一路”评价较好,而且已经很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十年时间里,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以东盟国家为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区。中方早期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中,一个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机制,比如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范围变得更宽,合作平台变得更高。第二个是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我们还把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区。

除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之外,我们还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并在特定领域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在欧亚大陆。另外,我们还参与了有关非洲地区的一些论坛,绝大多数国家对“一带一路”非常感兴趣,有的国家与“一带一路”进行了深度接触。

总的来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给世界提出的一个合作方案。这些国家同时也把“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形象联系在一起。这是在大的国际范围内,对“一带一路”十周年作出的总体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研究俄语国家的学者,您能否重点谈一下俄语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以俄罗斯为例,该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哪些变化?

邢广程:总体讲,俄语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合作方式和规模都有区别。

首先,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确实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的时候,俄罗斯反应不太积极。中俄两国交流在各个层面都有所滞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俄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周边的区域,所以俄罗斯对中国批评和反驳的声音强烈。后来,我们出台了涉及“一带一路”标准的文件,俄方看到欧盟、东盟是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主要区域,终于明白“一带一路”方案很广阔。2013年后,俄罗斯逐渐转变态度,意识到可以成为中国、东亚和西欧之间的桥梁,所以变得愿意积极参与。目前,中俄双边合作主要以原材料和能源合作为基础。

其次,还有中亚国家。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作密切,哈萨克斯坦非常积极。在中亚国家当中,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是最成功的。原因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是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所以我们把哈萨克斯坦命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提出的首倡国,中哈双方合作在很多领域都有进展。但是这些进展也受到欧亚经济联盟框架的制约,例如贸易便利化的问题。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如果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推进贸易便利化,那么中国的商品会通过哈萨克斯坦转到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但是,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并没有那么密切,这就会导致中国的商品难以进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国家,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与中亚贸易、投资便利化过程中受到制约和限制。

最后,白俄罗斯和中国在“一带一路”对接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在白俄罗斯有一个很大的园区(即中白工业园)。我们和乌克兰本来也有一些合作,由于乌克兰危机,中乌很多项目处于停顿状态。战火阻断了中国与某些欧亚国家的合作,对五通产生直接影响,这些都影响到了“一带一路”建设。目前,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合作情况不容乐观。未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可能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进行比较务实的合作。由于与西方关系破裂,俄罗斯的东转战略可能会提高其与“一带一路”进行深度对接的可能性。

中国国家形象得到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邢广程: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以“一带一路”平台为抓手,以“一带一路”实施线路图为指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中国外交的大轮廓已经基本显露。中国的外交政策既能照顾到全局,又能做到多层次、多向度。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外交概念,还是中国外交实践的过程。

总体来讲,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重塑本国的外交政策版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什么变化?

邢广程:中国展现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与其他大国的崛起方式有很大不同,总体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有很大好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展现出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主要遇到哪些挑战?

邢广程:“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世界性方案,其发展有一定难度。

第一,“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一个协调中心来推进,但中国又不想做这个中心,这是矛盾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倡议没有强制性,所有事情都需要商量着来。这就决定了“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各国自愿的过程。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参与的自愿性导致项目推进困难,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一最主要、最基本的规则都无法实现。

第三,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人类追求共同发展,但有的国家、有的人就不指望有多大发展。怎么办?比如意大利就提出不(继续)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第四,部分国家站位不高,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方案,存在一种看笑话心理,没有意识到这不是中国的事情。

第五,共建国家期待值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现实效应问题。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需求不一样。例如,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富裕,希望中国去援助它们。但“一带一路”是以市场经济为原则的倡议。

第六,强有力的发达经济体的集体阻碍。美国认为“一带一路”冲击了美国主导的规则,想要遏制中国。中国要清醒认识到,自己不能“包打天下”。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是对的。

从以上问题来看,“一带一路”是中国给世界提出的一个思路,实施难度非常大。但是,反过来看,中国这十年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有什么建议?

邢广程:第一,中国还要更进一步地阐述和细化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第二,“一带一路”应该做到有可操作性。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目前“一带一路”发展比较成熟的还是在中国周边国家,我们应该优先推进与中国周边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先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一旦中国把周边的事情做清楚了,“一带一路”的先期成效也就出来了。此外,应该集中精力做一些可持续性的项目,例如在周边国家实现“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便利化。

第三,给发达国家预留出空间。“一带一路”既对周边国家,也对发达国家开放,发达国家具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甚至还会起到很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提到周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关系?

邢广程:要重点做日本和韩国的工作。中日韩三国如果能联合在一起,东北亚的局面就可以打开。中日韩原来已经建立起发展框架基础,后来其他因素导致发展迟滞。从这方面来讲,中国应该借助“一带一路”来改善与日本、韩国乃至印度的关系。我们总会设计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甚至美国将来也有可能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这些都是开放性问题。

智库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高校与智库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研究?

邢广程:中国的智库和学者应该积极、深度介入。“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倡议需要的是什么?是思想。中国学者要有担当,要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做系统、敏锐、有深度、可操作的高水平研究。宗旨就是把智库做起来,通过智库把中国的声音传到国外,通过国外的智库再把中国的声音放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讲一讲如何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邢广程:中国智库应该加深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了解,做到知己知彼。比如区域国别研究,要做有基础性、针对性的研究。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在治理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不知彼也不知己,学术和企业分离。国外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智囊团,但中国的企业都是先扎猛子再去言说。所以,在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国外层面,中国的智库都要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非政府组织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作用?

邢广程:中国可以有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将来也要让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这是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一个标志。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的国家不愿意跟中国政府合作,非政府组织恰恰能够发挥作用。

【邢广程: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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