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张兴军前往印度前，查询了大量的生活攻略，其中不乏“印度缺乏干净的水源，提前准备净水药片”；“多带几双厚袜子”，因为按照当地习俗，去神庙需要脱鞋。但是等到人到印度后，他发现很多攻略只是经验之谈。

在驻印期间他观察了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采访印度的各色人士。他还特意观察了在印华人、华企，中印文化交流等事宜，尤其还经历了印度新冠疫情暴发的初步阶段。

再提起当初的攻略只觉得好笑，不过回看出发前真实存在的忐忑和不安。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看待印度的刻板印象，充斥着想象与误解。

由此，张兴军以其记者特有的敏锐和细腻，记录下印度工作的点点滴滴，通过《断裂与新生》一书，希望读者可以“穿过”那些猎奇的段子，从中国人的视角了解并正视真实的印度，并从中认识世界，以其为镜，观察我们自身。

正如本书编辑所言，破除网络传言，了解真实的印度，这是珍贵的“出版价值”。

01

个体生活到国家梦想：

印度的经济发展之路

“在印度，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首先从印度人的不守时便可以窥见一斑，在驻印中资企业圈里，人们爱把印度人在时间上的“测不准”概括为“薛定谔的印度”。

那么，为什么印度人“慢吞吞”？

作者进一步分析到，“以我的日常观察，糟糕的交通、多雨的天气等容易导致人们迟到、延误，或许是最直观的原因，犹记初到印度之际，每次参加活动我都以中国习惯准点甚至提前到达，后来发现活动真正的开始时间往往要比通知的开始时间晚半小时，有时活动已经开始了，个别主要嘉宾（当然是印度人）还在路上。”

这又涉及到更深层的印度交通问题。

在孟买这样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目前仅有一条地铁快线。日常承担大部分上班族通勤任务的，仍是拥有百年历史、老旧失修的铁路系统。

而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帮助印度建起了近代铁路系统，并且这条铁路曾经是世界最大的铁路的系统。

为此，马克思曾乐观预言到，修建铁路的计划将会打破印度因缺乏现代交通工具而导致的生产力瘫痪状态，进而引导印度快速转化为工业化国家。

然而时至今日，影响着印度人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说是塑造其生活习惯的铁路系统，更新迭代的速度依旧缓慢。

在书中详实地记录与铁路相关的两次实地采访，其中一次是政府建设高铁而需征地的实施中遭到了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由此印度规划的首条高铁工程进展受阻。

当地村民尤盖希·帕提尔告诉我，与外界通常所认为的不同，农民们对高铁项目的抗议，并非单纯因为政府补偿过低。从博伊萨尔到孟买，乘坐普通火车往返票价只有50卢比，高铁修好后票价将会高出好多倍。为了这个项目，人们失去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换来的却是乘坐不起的高铁。

诸多愤怒的声音指出，这个造价高昂的项目不过是政府的面子工程。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远，印度铁路与中国铁路的发展两相对比，更可见巨大的差距。书中指出，如今当高铁以“国家名片”的形式走向世界的时候，大部分印度火车仍在英殖民时期建造的系统上运行。由于年久失修，印度火车不但运动缓慢低效，而且安全事故频发。据2012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印度铁路事故每年导致1.5万人遇难。

接着援引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印度铁路工业化悲观的预言，“印度的规章制度错综复杂，官僚主义极其严重，令人感觉如堕雾中，看不见出路何在。”

这指明印度人的不确定性之二，繁冗复杂的申办程序。

在印的投资公司更甚，“一家中资企业为方便生产需要打井，从申报到最终批准需要25个部门盖章，中国某著名集团企业2012年进入某邦展开投资，由于各种繁琐的审批，5年后生产厂房依旧只是一个框架......"

从个体经历出发，作者也不可避免地在印度遭遇了“办证难”的问题，“除了手机卡，驻印期间我还先后多次更新签证，办过驾驶证以及阿达卡（印度电子身份证）等证件，现场一次性办妥的几乎没有，一两天内反复跑腿或等待数日的情况稀松平常。拖沓低下的效率，无数的表格，一遍又一遍地签字，以及漫长的等待，类似经历常常让人心生绝望以至无力提出抗议。有时让人觉得是眼前具体办事的人员不够利落，但更多的时候隐约能感觉到在他或她身上那堵难以穿透的制度高墙。”

经济的宏观发展是历史表象，《断裂与新生》一书从婚姻制度、工作晋升到国家政治，对影响印度的历史文化因素做出了更深层的叙述，“古老的国度如何看待自己”。

02

种姓制度的历史与现在：

如影随形，冲突依旧

作为起源地，佛教是印度的主要宗教信仰，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但是书中给出的事实却是：

“在今天的印度，佛教徒早已是少数中的少数，日常实在难以一见。印度政府2015年发布的宗教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印度全国约有佛教徒840万人，占总人口的0.7%。相比之下印度教徒高达9.66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79.8%。”

当地朋友告诉记者，即使在现有的几百万佛教徒中，很多也是由原来信仰印度教的低种姓人群“改宗”而来。

种姓制度（即瓦尔那制度）开始出现在晚期吠陀时代，出现三个不同的阶级即婆罗门、罗阇尼亚（即后来的刹帝利）、吠舍。再加上首陀罗成为印度四大种姓，种姓之间不允许通婚，不能同餐，此外，四个种姓在宗教仪式和社会权利上也不尽相同。

根据印度宪法，自1947年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的法律地位即正式被废除，各类种姓分类与歧视均被视为非法。

虽然近代印度已经做出了坚决的种姓废除举措，但离这项已有上千年的制度真正废除的时间似乎还是未知。显而易见的是严重的阶级分化问题依旧影响至今，其中包括个人的婚姻、工作等生活基本面。

作者在与印度人的实际相处中发现，询问彼此种姓问题在印度社会仍旧是忌讳的事情。而高低种姓的通婚在印度仍是困难：

2019年8月31日，我的《南华早报》手机客户端跳出一条提示：“禁忌的爱：跨种姓婚姻后，岳父被控谋杀新郎”。由于是香港媒体，报道的又是印度新闻，我毫不犹豫地点开阅读。没想到，故事令人唏嘘落泪。

来自特仑甘纳邦小城水尔亚拉古达（ Miryalaguda）的一对年轻人相恋。男孩儿普拉纳伊。佩鲁马拉出身中产家庭，父亲是从业30多生的保险公司职员；女孩儿阿姆鲁塔•瓦尔希尼的父亲是当地一名地产商人，家境优渥。由于前者是俗称达利特（Dalit，意为“不可接触者，的低和姓，这让来自高种姓的女方家庭无法接受，两人为此私奔。女方家人拒绝出席婚礼，并且雇凶杀人。警方长达56 页的调查卷宗显示，为了让唯一的女儿摆脱这桩跨种姓婚姻，阿姆鲁塔的父亲不惜花费了 15万美金，而他用来给暴徒指认目标的竟是印有新郎新娘头像的婚礼请柬。

监控探头记录下了凶手光天化日之下施暴的过程：阿姆鲁塔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在面前死去，当时两人刚从预约了生产的医院走出来，不久后她生下一个男婴…...

报道援引相关数据称，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印度仅有5.8%的婚姻为跨种姓；在这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和普拉纳伊一样出身达利特的占比高达17%。

种族制度同样对普通人的工作造成了阻隔，书中列举了印度影星苏尚特•辛格 •拉吉普特自杀的新闻，从中读者可以窥见印度“名片产业”宝莱坞的灰色裙带关系。

而说回印度的主流宗教信仰印度教（婆罗门教）与穆斯林教的旷世之争，直到今日，也有人为之失去性命，宗教的敬畏与民族主义的高举似乎是硬币的两面，彰显着文化的多样性。

以印度教的胜利而继续书写着历史：

“数个世纪的等待，今天结束了。”

2020年8月5日，印度古城阿约提亚( Ayodhya）。万众瞩目之下，总理莫迪在罗摩神庙的奠基仪式上如此宣告。

“罗摩神庙将成为我们古老文化的现代象征和符号，它将是我们爱国热情的一个榜样，它将是我们国民坚强意志的象征，”他说，“这座神庙将使得这个国家联合起来。”

无论对于数亿印度教徒还是莫迪所在的印人党而言，这都是一场久违的盛典。

03

新冠时期的印度：

时间过得很慢，又仿佛很快

罗摩神庙的奠基仪式发生在2020年，而这也正是新冠疫情肆虐的年份。

记者张兴军驻印期间经历了印度新冠疫情暴发的初步阶段，并将其所见所闻记录在书中，主要包括二部分：作为中国人的他在异地他乡如何生存直至回国和印度人的真实抗疫生活。

此前我从末无家可归过。我曾在孟买维拉尔（Virar）的一家餐馆工作，月薪1.5万卢比，大部分都寄给在北方邦的家人了。新冠（疫情）来了，老板在3月份关了餐馆，我和另外5个员工都失业了，无家可归。”沙克蒂•库马尔说。

2020年3日25日凌晨起，印度进人全面封锁状态，又称“封国1.0版”，也是世界上最为严格、规模最大的举国封锁措施之一。由于从消息发布到实施封城中间仅隔了4个小时，这种“熔断式”封锁造成了全球战疫过程中罕见的场景：

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工一夜之间没了工作，最终沦为同沙克蒂一样的无家可归者。除了少部分人选择留守外，这些曾经以清洁工、外卖员、司机和餐馆服务员等临时工作讨生计的人拖家带口，饥肠辘辘，有的戴着口罩，有的用简易手帕掩住口鼻，手提、头顶大大小小的行李，蜂拥至火车站、汽车站，期待着商业客运被叫停后政府可能提供的有限的特殊专列或长途大巴，更多的人甚至开始了徒步逃向遥远农村老家的未知旅程.......无家可归者四处散落，仿佛是由钢筋水泥组成的城市怪兽因消化不良而突然产生的排泄物。

10月在实施放开后，沙克蒂依旧居无定所，住在医院的长椅上，工资也从1.5万卢比滑落到3000卢比，但仍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将其原来可以维持稳定生活的工资换算成人民币仅为1200余元。

而像沙克蒂一样，很多人以看病为名来到医院，然后悄悄地选择某个角落，或者是走廊，或者是候诊大厅，甚至是一棵菩提树下，就地栖身。

次年1月，辗转换航，张兴军回国。

在书中他坦言到那段黑暗的日子，如实地记录这一切带给了他对抗的力量。

疫情还在加速蔓延，单日新增似乎远未迎来拐点，但边境话题显然已经成了在印华人关注的新焦点。大家强打起精神，一边继续艰难地防范着看不见的病毒，一边紧盯当地媒体报道，提防着随时可能出现的不一个不确定。幸运的是，写作和记录继续成为我驱散恐惧、焦虑和孤独的“贴身利器”。

总有些记录需要被留下与阅读。

由中国人的视角，观察印度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