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到中美所工作的美方特务，除了担任中美所的公开职务以外，都有另外的一种任务，最明显的，是他们利用中美所这个基地，来进展在亚洲的情报活动，以加强它在东南亚各国的特务联系。

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是由他们直接去进行，有的则利用军统的关系去活动。

我记得，最先与中美所美特发生关系的，是英国在缅甸、印度活动的英国特务组织。

这一关系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只是，有一次间或听到该所担任事务工作的特务们告诉我，说有三个远道来的英国客人，在该所住了几天便走了。

我便去问戴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复我说，英国人走了以后，他才知道，因为美方事前没有告诉他。为了这件事，戴笠有点不痛快，他认为，美方不应该不和他商量一下。

不久，法国在中南半岛活动的一个特务也要来中美所与美方联系，美特便先通知戴笠，戴听了很高兴。这个法国特务的姓名我已记不得，只是知道，他的妻子叫梅丽亚，是越南皇帝隆治的女儿。

戴笠为了招待这位越南公主和驸马，曾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还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那位身材矮小，只有她丈夫三分之二那样高的公主。

可是，戴笠和这位法国特务只在宴会上见过面，攀谈了一番，到美法两方特务正式商讨问题时，却又没有被邀请去参加。

他虽很难过，但表面上，又要装成不在乎的样子，从他当天借故发脾气骂人的情况，便可看出他的心情。

以后，泰国代表团团长乃沙愿来到重庆，先是与军统局联系，由戴笠在黄家垭口找了一栋小洋房给他们六七个人居住。

戴笠也多次带我去那里布置，对这几个人招待得很周到。后来，美方知道这一情况，又很快地把这些人拉了过去，表面上，是叫他们与中美所联系，实际上是美帝想直接利用这些人。

泰国代表团与美国特务组织勾上后，便感到比和军统往来更为有利，便投入美帝怀抱，戴笠因此更加不满，可是，自己还得事事依靠美帝，也只好忍耐下去。

美国特务们利用中美特务合作这一便利条件，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最初还是秘密地进行，后来，便逐步变成公开的了。

例如，美国司机去东南和西北地区运送武器、物资时，据一些同去的军统局司机告诉我，这些美国佬不但非常注意公路交通情况，而且每次休息下来，便留心打听各地的民情风俗、山川河流以及出产物品等等。

派在各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美国教官，更是随时随地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每天由他们自己带去的电台直接向重庆美方发报。

有一件最具体的活动，是我亲自参加过的。那便是1945年春，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的失踪事件，美特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寻找，这一情况我最清楚。

从这一件事，便可说明美帝特务在中国的种种活动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1944年春，应复旦大学邀请到重庆讲学，有天早上，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搭船去北碚，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

两人因为都没有进早餐，这个学生便请费巩留在码头上看行李，自己到岸上去买早点，等到这个学生把早点买回后，便再也找不到费巩，到开船时，还不见影子，他只好一个人回到学校去报告。

等了一天，还不见费巩到学校，复旦大学便把这一情况向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作了报告，要求设法寻找。

卫戍总部的处置办法，便是传讯这个和费一同候过船的学生，问去问来也得不出结果。

这时，费巩教授的失踪引起了教育界的许多人的注意。他们认为，一定是被那些无法无天的特务秘密抓去了，便纷纷进行营救工作，希望早日释放出来。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也得不到一点消息。事情越闹越大，许多教授认为，个人安全这么没有保证，都感觉到人人自危。

后来，蒋介石也知道了，便向戴笠查问这件事，戴回答说，军统没有抓这个人。

当晚，戴又约集中统局长叶秀峰、宪兵司令张镇到军统局漱庐办公室开会，这两个单位的特务头子也矢口否认秘密逮捕过费巩，蒋介石便准备以不了了之，置之不理算了。

但是，一个大学教授突然无端不见了，除了费巩的家属和亲友们异常关怀以外，社会上一些进步的舆论也为此而提出了指责，而反动派仍旧不理会。

这时，便有与费巩先后在美国同过学的大学教授40人联名上书美帝驻华的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请求他出面来营救这位留学过美国的教授。

这一下，果真引起了魏德迈的注意，他曾亲自去问过蒋介石，蒋介石虽一面答复没有抓这个人，但还不放心，便再一次叫戴笠详查，也无结果，而只把那个同行的学生，再严刑逼供一次。

当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再次回复，而转告魏德迈之后，魏德迈为了要想树立美帝在华的威信，便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梅乐斯来办，希望通过美帝特务们把费巩找出来。

梅乐斯当时感到很棘手，便找戴笠商量，希望在戴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任务，戴同意之后，梅乐斯便把在中美所的一个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派出来去负责这一工作。

同时，戴笠叫我参加协助，并向梅乐斯吹嘘说我过去是上海的名探，因我抗战前在上海搞特务活动时是以侦察来作保护的。

戴笠在派我时，曾再三嘱咐，如果发觉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设法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由克拉克弄去，以免他在蒋介石面前丢脸。

戴并叫我不要多出什么主意，一切看这个美国名探的办法。因此，我在和克拉克初次见面商谈时，便问他准备怎样进行？

他主张，先去复旦和浙大调查一下再做计较，我同意先去浙大了解费巩过去的情况再说。

第二天，我和他带了中美所一个翻译潘景翔，由重庆动身去贵州遵义，先去见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

我记得，那天竺先生很不耐烦地在校长办公室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之后，他便用英语直接和克拉克交谈，答复了这个美国名探提出的有关费巩的问题。

我记得，竺先生对我们十分肯定地指出，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教授的，说要找到这个人，最好是回到重庆向那些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关去查询，在那里，可能得到圆满的答复。

但是，我们对这样一个肯定性的回答并不中意，又请他介绍一下费先生在遵义和其他地方的关系，我们好去多方了解。

竺先生想了很久，最后又问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后，便要我们去附近的湄潭县费教授一个亲戚处去了解一下。

随后，我们向他要了一张费巩的最近照片。第二天，我们便驱车赶往湄潭，见了费巩的一个亲戚和几个与费相识的人，他们也和竺先生所说差不多，说费教授平日思想很进步，对政府常有不满言论，浙大的学生都很尊敬他等。

从湄潭回来后，我便找了军统在遵义负责的贵州站遵义组组长陈某查问情况。

他告诉我，费在浙大教授中一向是表现很激烈，除了军统对他注意外，中统也很注意他，中统并派有特务监视他，这一次，他去重庆可能还有中统特务跟他一路去。他认为，军统如果没有逮捕他，很可能是被中统秘密逮捕了。

我们在遵义军统设在茅草铺的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住了近一星期，便返回重庆。克拉克认为，竺校长告诉他向政府机关查询的意见很值得重视。

当我们向戴笠和梅乐斯一同报告去遵义调查经过情况以及竺校长的意见后，梅乐斯也认为，如果能向重庆治安机关去查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没有，魏德迈也好回答给他上书营救费教授的40名留美教授们。

戴笠当时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我陪同去向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档案，必要时，可拿着费的照片去查对一下这一段时间内所逮捕到的人犯。

在走出来的时候，我悄悄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管所时怎么办？

他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的，要是提到看我们的看管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翻遍了稽查处和刑警处等单位的档案，而找不出一点线索时，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又向我们建议，可能是由于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处找不到。

克拉克一听，也很以为然，便和我到码头上调查，后来，又到长江下游唐家沱一处专门打捞尸体的地方去查询，甚至，还把最近所捞到的无人认领的尸体十多具一起挖出来对证一下。

当时天气很热，我们在唐家沱附近的坟地里，搞了两天，仔细查对了那十多具腐烂得已经发臭的尸体，没有一具可以牵强联系得上是费巩，才失望而归。

魏德迈听说没有一点结果，很不高兴，还要梅乐斯继续设法侦查。他认为，不管是哪一个单位抓去了，只要弄确实以后，他一定有力量能要回来。

正在这个时候，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突然接到一个署名浙江大学学生××的一封告密信，说他亲自见到失踪的费巩教授，在巫山县过渡，费身穿和尚装束，经他认出后，费嘱咐他不可对人声张，因他看破了红尘，决心出家，要这个学生一定要守秘密。

卫戍总部正急着没有办法好交代，因为一个大学教授竟然丢了，找不出来，又惊动了美国主子来出面查询，实在没法可辞其咎，得到这封信后，便连夜由稽查处派人去巫山寻找。

卫戍总部去的人还没有回来，梅乐斯也得到这消息，也要派人去，戴笠又叫我陪着克拉克赶赴巫山县。

巫山县政府一听，洋大人要找什么和尚，便准备下令各乡镇将巫山县各寺庙的和尚，全部押到县里来由我们当面查对。

而我和克拉克都不赞成这个打草惊蛇的办法，决定亲自到各寺庙去查访。结果，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遍历巫山十二峰，寻访了几十个大小庙宇，仍旧找不到一个可能是费巩的和尚。

我们在巫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看到这位教授来过，才扫兴而回。

最后，总算由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消息传来，美国人纷纷作回国的打算，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后，我也没有听到费巩的下落，这一件大学教授失踪案，始终成了一个谜。

在这里，最后还要谈一点中美所美特们的胡作非为。当时，在中美所工作的美特，因为经常到处乱来，经常被人民包围起来喊打，往往弄得狼狈逃回。只有他们进到中美所范畴才敢大摇大摆地走，因为追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无辜受害。

这些美特们后来发觉，美国的许多空军背上都有国民党政府发给的一张护身符，上面有十二个很大的中国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

他们从这些背上有字的美军口中，知道这张护身符的好处，也希望弄到一张。

戴笠听到翻译的报告后，曾考虑过这一问题，后来认为，中美所是一个特种机关，没有用这一办法，而改用了一种有中美两国标志的臂章，另外还定制了一批浅蓝色的证章，上面有SACO白色字母，给他们佩带。

重庆当时的警察和公开特务机关工作的军统分子，看到佩戴这种证章和臂章的美军，都知道是中美所的，遇到他们有不法行为，都得让他们几分而好好地保护一下，因此，他们便越来越有所恃而无恐了。

在抗战快要结束前，美特们便忙着做生意。有些在美国经营木材、纸张、杂货等生意的特务，纷纷找人签合同，希望在中国找人推销货物。

一些原先在中国当牧师、神父的中国通，不少也在抗战时调到中美所工作，胜利后，又回到他们原先的岗位去了。

其中，有一个在川西一带活动多年的美特任福根，解放后，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直到1956年才释放回国，他当时也曾在中美所担任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