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0年，沈醉带着小女儿一同来到了香港，并在这里见到了已经阔别三十多年的前妻粟燕萍。

此时的粟燕萍早已改嫁他人，并且还与现任丈夫育有一个儿子，夫妻两人的关系十分和睦。

都说“前夫和现任是天生的冤家”，所以香港媒体事先就来到了沈醉下榻的宾馆“守株待兔”。

准备拍下沈醉与前妻现任丈夫“大打出手”的照片，以做明日报刊的头版头条。

怎料，沈醉与前妻一家的会面十分顺利，三人的关系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友好和亲近。

沈醉曾经是出了名的冷血无情，处置我党被捕人员的手段更是残忍至极，他也因此深受戴笠的信任。

可就连粟燕萍都没有想到，经过共产党十多年的改造，沈醉竟然会变得如此平易近人、恭敬谦和，丝毫看不出来当年特务头目的凶厉。

她很好奇，这三十多年来沈醉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

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有这样一个桥段：江姐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毫不畏惧，坚决不向敌人透露我党的组织关系。

这让负责审讯她的徐鹏飞气急败坏，当即叫嚣着要叫人扒光她的衣服。

在真实的历史中，电影中的这一桥段的确发生过。

而当时及时制止“徐鹏飞”这一恶行的人，就是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严醉”的原型——沈醉。

1949年年底，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沈醉随即被其扣押，后来被关进了北京战犯管理所。

初入功德林时，沈醉和其他大部分战犯一样，每时每刻都处于“被清算”的恐惧之中。

那时候，像他们这些深受反革命思想荼毒的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同时也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

这些战犯只能用当初他们对待共产党的手段，来猜测自己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未来。

不过在此后十年的改造过程中，沈醉的所见所闻渐渐让他认清了自己的罪行，也看出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巨大差别。

1956年春节过后，在重庆政府的安排下，沈醉等人参观了前两年才正式通车的成渝铁路。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的铁路就是用来应付领导参观的“面子工程”，领导参观完毕，剩余的铁路干脆就不修了。

本来，沈醉以为共产党的“成渝铁路”也和国民党一样，是一段应付领导检查的“面子工程”。

可当他询问了众多从火车上下来的旅客后才知道，这些人的的确确是从成都坐火车而来的。

沈醉见状不由地感慨道：

“看来，共产党的确不像国民党那样浮夸不实。”

此后，沈醉一行人又到了重庆西南医院参观，而这里的景象则更令他感到触动。

在医院里，沈醉见到了许多前来治病的劳动人民，这些劳动人民穿着朴素，衣兜里也没有多少积蓄。

但医护人员却并没有对他们的病痛不管不顾，这些社会中的底层百姓都接受了很好的治疗与照顾。

这种在如今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一个画面，却令沈醉震撼不已！

沈醉至今还依稀记得，当年他驱车赶往歌乐山的中央医院时，刚好碰见了一个捂着肚子、拿着药瓶的老人倒在了自己的车前。

后来沈醉将这位老人的情况反映给了在医院当院长的朋友，怎料身为医生的朋友却对他说：

“这是常有的事……他没有钱，我拿什么给他看病呀？”

当沈醉从中央医院离开时，那个老人依旧倒在地上。

不过和他来时不一样的是，此时医院周围的野狗正在啃食那个老人的尸体……

旧社会的贫苦百姓，生了病因为没有钱就要活活等死；

而解放后的贫苦百姓，没有钱一样能够到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护士的照顾。

此前，总有人说他沈醉是“人民的罪人”，但沈醉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在他看来，自己与那些共产党只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共产党赢得了战争，所以他这个国民党就成为了“败寇”。

但在这次参观之旅结束后，沈醉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让沈醉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他开始积极认罪、积极改造，并最终在1960年被列进了第二批特赦名单中。

被特赦后，沈醉最想见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当年戴笠为了让他“与云南共存亡”，亲自将沈醉的家人安排到了香港，目的就是作为人质。

如今重获自由，沈醉很想与阔别多年的亲人们团聚。

所以他专门给在香港创办刊物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帮助寻找妻子的下落。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段时间后，沈醉还真的收到了妻子发来的回信。

在信中，妻子诉说了自己以及儿女们的近况，同时向他诉说了一个冷酷的现实——她改嫁了！

千算万算，沈醉却万万没有算到这样一个结局。

他和妻子曾是那么的恩爱，临行前妻子还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会等他回来”。

难道往日的恩爱如今已经付诸东流？

粟燕萍来到香港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为什么会背叛自己的丈夫改嫁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