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军令如山”，对每一位将士来说，上级的命令他们必须执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战场上，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更不能私自撤退。曾有一支部队在红军陷入生死存亡之际组建，只有400多人，却担负着重任。

然而，该部队完成任务后，似乎被军委负责人周总理“遗忘了”，将士们迟迟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因此，他们一直在上级指定的地点与敌人作战。主力部队撤离了，只剩下他们孤军奋战。

这一战斗，就是整整12年。期间，上千名将士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永远长眠于此。

那么，这是哪支部队，它为什么会被周总理“遗忘”？12年时间里，它又经历了哪些考验？

临危受命

1935年2月之后，老蒋和国民党发现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突然多了一支非常活跃的部队，看起来是“红军主力”，与国民党玩起了“猫捉老鼠”游戏，搅得这一片地区不安宁。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支部队是我党为了他们而特意组建的。

蒋介石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寇就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侵略中国。但国民党的头目老蒋没有选择与共产党一致对外，赶走侵略者，而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多次对红军发起“围剿”。

此时，我军实力薄弱，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要对抗日寇，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在毛主席等人的率领下，夹缝中生存的红军一次次突破了敌人的封锁，部队也在不断壮大，到1933年时发展到了8万多人。好景不长，很快我军就面临了一个巨大的考验。

毛主席

1933年初，华北地区遭到日寇大面积入侵。老蒋仍然执迷不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命令部队采取“堡垒主义”对红军发起新一轮大规模的“围剿”，企图一举消灭革命力量。此时，以王明、博古等人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1933年9月25日，他们率领红军展开了第五次反“围剿”行动。

过程中，王明等人拒绝接受毛主席正确的建议，坚持用阵地战替代游击战、运动战，拒绝延续之前成功的经验，施行冒险主义，选择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战。

殊不知，老蒋在发起“围剿”行动前，向美国、英国等西方借了很多钱，用来购买军火，还花高价聘请了军事专家，调集100万国军参与行动。很明显，他是有备而来。

反观红军，只有不到10万的兵力，武器是小米加步枪，大炮等重型武器屈指可数。不管是从兵力上，还是从武器装备来说，两者实力悬殊。博古等左派人士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和国民党军队硬刚，不是明智之举。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错误，一意孤行，结果屡战屡败。

博古

固执的代价是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持续一年左右，红军人数锐减到3万多人，付出了惨重代价却没有取得胜利。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退出根据地，中央领导机关不得不向湘西一带转移，进行长征。国民党趁热打铁，穷追猛打我军，我党面临着生存危机。

唯一庆幸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力主摆脱国民党主力，为争取主动向国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1935年1月，我党召开“遵义会议”后，结束了王明等人的错误领导，确定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领导人。

深谋远虑的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人仔细分析了当下我军面临的严峻形势，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摆脱困境。要想摆脱国民党的追缴，必须想办法迷惑敌人的视线，给主力部队创造撤离条件，才能保存最后一点革命力量。

1935年2月9日，我军各部通过一渡赤水到达云南的扎西。当晚，毛主席、周总理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各军缩编的命令》，然后从各部队抽调将士组成游击队，负责留守在西南地区，与敌人持续作战，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毛主席认为，可以先从保卫队中选人，再从其他部队挑选。

彭老总得知消息后，非常支持毛主席的决定，并从自己的部队中抽调了300余人交给时任军委负责人的周总理，包括他麾下的一员大将徐策。有了带头的，其他部队纷纷抽调将士，迅速执行上级的命令。大家都知道这支部队担负着重任，将面临怎样的艰难险阻，可以说跟敢死队差不多，被选中的人没有一个退缩。

2月12日上午，周总理来到扎西石坎子河坝头，对400多名将士语重心长地宣布：

“我是周恩来，受中央委托来给你们下命令。中央决定抽调你们组建一支名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部队，你们主要有3个任务。一是留在西南地区继续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主力北上。二是安置，以及保护伤病员。三是想办法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力量。摆脱敌人的围堵后，会通知你们归队。”

周恩来

同时，中央任命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特委，率领和指挥部队。周总理传达完中央的命令后，心情很复杂。既担心川南游击队无法完成重任，又担心他们的安危。为了保留革命火种，中央不得不这么做。

他一讲完，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没有露出丝毫害怕和不情愿。临危受命的川南游击队，能否完成中央交付的重任？

困难重重仍完成任务

2月14日，徐策率领川南游击队怀着沉重的心情与大部队告别，怀着必胜的决心去执行组织下达的命令。他们先与特区游击队会合，部队扩大到600多人。他对游击队的战士们说：“大家要鼓起百倍勇气，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努力开创新的局面。”随后，他们分为5个小队，与国民党展开了游击战。

5个小队在云贵川不同的地方同时袭击国民党军队，给他们造成一种每次进攻都是红军主力的假象，让他们摸不清红军的行踪。等他们想围剿游击队时，后者早已换了地方活动。川南游击队一边袭扰敌人，一边寻找国军或地方部队防守薄弱的地方，以便主力部队突围。

一开始，他们的行动很有效，老蒋和国民党被弄得晕头转向，红军主力部队不断转移。没过多久，老蒋意识到我军主力不可能同时在不同地方活动，这是我军的障眼法，将他们视为心腹大患。于是，老蒋命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一定要消灭这支部队，活捉徐策。

在地方军阀看来，竟然有红军敢在自己地盘上“撒野”，传出去了自己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因此，他们愿意配合国军铲除川南游击队。可想而知，川南游击队面临的形势有多艰难。

1935年7月12日，游击队到达扎西北部的长官司，打算进攻兴文建武，从而转战川南地区。第二天凌晨，他们却遇到了前来围剿游击队的1000多名川军，敌人已经提前在要塞上设置了几道封锁线。作战经验丰富的徐策临危不乱，指挥游击队反击，突破敌人的包围。

徐策

游击队英勇作战，连续占领了敌人2个山头，只剩下最后一个山头。此时，部队伤亡比较大，徐策为了给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亲自带人进攻。他被密集的炮弹击中，身负重伤。他任命余泽鸿代理自己的职务，率部突围，让余泽鸿一定要消灭川军头目周化成。

余泽鸿指挥游击队继续作战，完成了任务。接着，徐策被医务人员抬着随部队转移到了罗布坳。在这里，滇军袭击了游击队。余泽鸿指挥部队转移，逐渐杀出了一条血路。徐策不想拖累队伍，更不想连累战友，便让他们不要管自己，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和保存实力，赶走了抬着他的战士。战友们走了，年仅33岁的徐策被滇军乱刀砍死，壮烈牺牲。

余泽鸿

川南游击队之所以会被地方军阀知道行踪，是因为军中出了叛徒，而且还是一位高官。

王逸涛，四川泸县人。川南游击队成立不久，他就带着人前来投奔。此人虽然很早就加入了我党，但曾因为作风不好而被清退，是一个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之人。

考虑到他是本地人，对地形比较熟悉，方便部队行动，加上部队急需用人，因此他成了游击队的司令员，徐策担任政治部主任。他们一边打游击战，一边在三省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力量。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四川军阀刘湘等人的记恨。

1935年3月20日，刘湘命正规军、各县团队在长宁合击川南游击队，结果扑了空。24日，戴元怀率部抵达建武，准备攻打建武城。川军包围了他们，游击队牺牲了20多人。为了掩护部队撤离，戴元怀带着10余名战士吸引了敌人的火力，他们壮烈牺牲。

经此一役，游击队遭受了重创，局势更加艰难，王逸涛的革命信念有些动摇。5月，他在老家的妻子被国民党抓捕。他妻子是一名地下党员，可意志不坚定。敌人还没有对她进行严刑拷打，她就供出了一切，并表示会劝说丈夫投降。王逸涛是游击队的司令，掌握了很多部队的秘密，如果他能叛变，国民党对此乐见其成。

王逸涛收到妻子的来信后，没有任何犹豫就叛变了，偷偷从游击队溜走，投靠了国民党。他叛变后，徐策接替了他的司令员一职。王逸涛向国民党说出了游击队的布局、主要活动地区等秘密，导致川南游击队后来损失惨重，徐策等人牺牲。

与王逸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余泽鸿。川南游击队在长官司一代再次遭受重创，100多人牺牲，包括司令员徐策。战士们经过激战，身心俱疲，同时军心也不稳。他们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知道主力红军已撤离四川，他们没有辜负期望完成了任务，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接到上级的命令撤离。

作为游击队新的领导人，余泽鸿接到撤离命令之前，只能率领部队继续在云贵川一带与国民党斗智斗勇，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总结了先前成功的经验，反省了部队为什么会遭受重创，改变了战术。国民党军队和地方部队懒散，军纪不严，使得游击队接连取得胜利，战士们士气高涨。

如此一来，余泽鸿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企图用“高官厚禄”诱降余泽鸿，让其为自己所用。但他不是王逸涛，他革命意志坚定，不追求荣华富贵，果断拒绝了国民党的提议。见软的不行，国民党就来硬的，派特务抓捕了余泽鸿的家人，抄了他家，企图用家人逼他投降。他将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顾个人利益，拒绝向国民党低头。

国民党恼羞成怒，残忍地杀害了余泽鸿的家人。除此之外，调集更多力量围剿川南游击队。余泽鸿将失去亲人的悲痛化为动力，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1935年11月，游击队突破国民党和地方部队的包围，来到了古蔺地区。此次突围，游击队伤亡惨重，只剩下了100人左右。

屋漏偏逢连夜雨，部队出了贪生怕死的叛徒。同年12月15日，川南游击队因敌我悬殊太大，仅剩20余人，32岁的余泽鸿也牺牲了。

孤军奋战12年

因为军令如山，上级没有叫他们撤离云贵川地区，川南游击队就必须留在这里。日子一天天过去，部队人数在不断减少，活着的战士无不期待早日接到周总理撤离的命令。

周总理为什么迟迟没有下令让川南游击队转移？

第一，川南游击队早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周总理下达了命令也无法接收。

第二，周总理误以为游击队经过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早被打散了，以为“部队不存在了”。他没有想到川南游击队犹如石缝中的小草，坚强地“活着”，并令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十分头疼。

余泽鸿牺牲后，川南游击队在龙厚生、刘复初等人带领下转移到连天山隐蔽，以及休整。1936年2月，游击队重建了，刘复初出任书记，龙厚生担任司令员。二人齐心协力，积极动员群众，部队扩大到近1000人。1936年夏天，老蒋再次命令云贵川三省的部队合力围剿川南游击队。

战斗中，龙厚生牺牲，刘复初被国民党俘虏。刘复初没有向敌人透露半点儿秘密，即便被敌人无情地折磨，他也没有背叛党，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老蒋释放。川南游击队最后只剩下80人，战士们没有放弃，孤军奋战12年直到1947年。

如果没有川南游击队及时吸引国民党的注意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果不堪设想。最坏的结果是红军全部被敌人消灭，革命火种消失，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正是因为了400多名将士的不怕牺牲、将生死置之度外，主力部队才能成功转移。他们，不应该被历史和世人遗忘！谨以此文向戴元怀、徐策等革命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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