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少儿出版人的做书故事
商务君按:“择一事,终一生”,在出版业不乏从基层做起,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奉献给出版事业的出版人。今天,常青卸任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川少社”)社长——她在川少社从期刊编辑做起,度过了自己的出版“学徒期”;经历了期刊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社长等岗位,在担任社长的11年里,带领剥离教材教辅业务后的川少社逐步扭亏为盈,踏入少儿出版第一方阵;在她的“军功章”上,除了经营业绩提升和打造诸多畅销书外,更是在建设出版品牌和锤炼人才队伍方面贡献力量,助力川少品牌的长远发展。
商务君采访了常青及多位与之合作过的专家、作家、出版人和同事,通过讲述她的出版故事,以期全面呈现一位少儿出版人的职业成长之路。
有些人说,川少社的发展是个谜,其实谜底就是社长常青和整个团队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川少社成立40周年集体照
常青个子小小,说话声音柔柔,却能把一家亏损的地方少儿社做成年利润近亿元的现象级出版社。相信许多人都会像上海上谊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信谊图画书”)总经理黄润芳一样,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究竟是怎样一位奇女子?”
常青自2012年12月任川少社社长,2015年以来川少社生产规模、销售收入、利润等主要经营数据连年呈现两位数增长,成为全国专业少儿出版社中主要经营指标增幅最大的出版社;2019年,川少社取得建社以来的最佳经营业绩,销售收入近4亿,净利润9742万元;川少图书在全国少儿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提升至第2位,进入第一方阵,位列西部第一。
今年11月末与2012年底相比,川少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为260%;现金流增加了2.93亿元,增长了3倍以上;职工人均收入增加了133396元,增长1.05倍。
川少社的“军功章”,离不开常青的贡献,川少社的成功也让常青成为少儿出版,乃至整个出版业的“明星社长”。2023年4月,常青荣获了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这是我国出版行业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也是对常青从事少儿出版近30年来最好的注解。
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为常青颁发韬奋出版奖
很温柔,但也很有个性
虽然在同行和同事眼中,常青很温柔,也很随和。川少社明琴工作室主任明琴说:“在川少没有领导,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员工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观点和理由,随时走进社长办公室进行平等的对话。为了节省成本,在出差时,许多女同事都曾‘蹭’过常社的房间。”
但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华文轩”)前董事长何志勇却评价常青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她不走捷径,而是去市场上抓资源。”其他领导也曾经说过,“常青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提过任何条件、伸手要过任何资源的社长。”
这一切要源于原生家庭对常青的影响。常青小时候,每当在外面与人发生了矛盾,无论对错,父母都会要求她先找自身的问题。所以,培养了她善于从自身出发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来不会开口向任何人提要求、讲条件。
常青的职业成长之路与川少社的发展之路是相伴的。1996年调入川少社之前,有领导建议她去教育社,因为教育社的效益更好,而常青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少儿社。于是,她在川少社《红领巾》编辑部开启了出版从业之路。作为编辑部副主任,除了要做编辑工作,还要拓展经营发行。常青说:“我属于比较笨的人,就是曾国藩说的那种‘扎硬寨,打呆仗’。”为了拓展发行量,常青发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来帮她做业务,最后将《红领巾》发行量从每期2万多份做到了4万份。
《红领巾》创刊70周年,常青(第二排右三)与《红领巾》编辑、发行及老领导合影
常青说:“我还是特别能吃苦的,记得去拓展发行,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要坐一晚上长途卧铺车,对于一个年轻女士来说很不安全,我就拉上闺蜜陪我去四川南江做业务。”后来,常青在2002年担任《中学生读写》执行主编,也是靠“笨”办法,把发行量从每期两万多份做到了7万份。
也是从那时起,常青有了市场意识,她也深刻了解到,在出版行业不管是做内容还是做渠道,想要做好,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2003年四川出版集团成立,当时旗下所有出版社的社领导需要通过竞聘方式产生。2004年,当时川少社三位社领导动员常青去竞聘副社长,她说“当时加上我有7个人竞聘。能竞聘上的概率不高,但为了不辜负领导,我还是去了,最后也成功了。”由此,常青担任川少社副社长,分管期刊业务;2008年,常青与她分管的期刊编辑部利用期刊资源,尝试出版了《作文有原理》一书,当年销量超过10万册。
刚进社领导班子的常青
了解川少社的同行都清楚,从2011年开始,川少社剥离了教材教辅业务,开始靠纯市场图书求生存。2011年10月,常青履新川少社总编辑,在看到其他专业少儿社的图书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前列的时候,她就暗自期待川少社的图书产品也能够“榜上有名”。
而2012年,川少社一般图书生产规模还不到7000万码洋,在少儿图书零售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市场地位已经到了专业少儿社第四梯队末尾。员工的收入也非常微薄,士气非常低迷。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常青接任川少社社长。
回忆刚上任那会儿,有几件事情对常青的触动很大。2013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经过同行引荐,常青见到了郑州知本图书的老总王志明,王志明很直接地指出了川少社存在的问题,“没资源,没资金,产品小而弱,团队没狼性……”尽管这些话不顺耳,但常青还是拿着笔和本做记录,记不下来就录音,回去后整理出来,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因为那些话对于她可以说是触及灵魂。
还有一件事,也让常青明白一家弱势出版社在任何地方都是没有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在市场上,在资源整合方面也是如此。2015年常青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当时她对很多名作家并不熟悉。一位前辈带她去跟一些作家聚餐,常青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那儿的尴尬,“尽管你是个社长,但并没有人重视你。”
常青很快认识到,一家出版社想要做好,社长要有好战略,并得到大家认同;要有好产品;要有人才和队伍。常青曾经在职工大会上讲过,“不要指望别人来重视你,必须通过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让数据说话,让结果说话,让别人不得不重视你。”
事实上,川少社做到了,常青也做到了。
有担当,带领川少社完成逆袭
在川少社副社长蒲幼鲲眼中,社长常青并不是兜里揣着各种制胜秘笈的神秘高人,她也会犯错,也会犹豫彷徨。
回头看去,2013~2014年是川少社求立足与生存的两年。
不难发现,国内一流的少儿出版社,都有自己的优势资源和特色产品。2013年,川少社率先发力动漫板块。据蒲幼鲲回忆,“做《熊出没》项目时,团队也有过讨论,但社长当时顶着压力,选择以合作出版的策略降低投资风险,以诚意争取到了《熊出没》图书出版权。”2013年,川少社生产规模同比增长了73.8%,其中《熊出没》系列图书销售码洋达7000多万元;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25%。
《熊出没》图书火了,动漫图书板块也逐渐成形,当大家都以为这是未来的主攻方向时,常青却非常冷静。她认为,影视互动类图书是“粉丝经济”的产物,很难具备持久的市场生命力。只有原创图书,有市场影响力、生命力旺盛的畅销及长销图书,才可能让川少社起死回生。蒲幼鲲说,“常社总是比大家想得远一点。”
于是,“加强内容建设,品牌立社、品牌兴社”成为川少社的新战略,打造出版影响力、提高市场占有率成为川少社发展的新目标。也正是由此拉开了川少社提速发展的序幕。
从2012年出版到2015年初,“米小圈”卖得不温不火,没人敢去想过把“米小圈”做成上亿级的畅销书。但常青经过市场调查,对北猫说:“你想不想让更多的小朋友看到‘米小圈’,把它做成千万级的畅销书?”她开始劝说北猫走出书房,和小读者面对面接触,并亲自主持了《米小圈上学记》的营销推广计划。在常青的指导下,川少社制定了全面的品牌推广计划。
常青和北猫在天府书展
2015年,《米小圈上学记》年销量突破10万套。后来,常青举全社之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米小圈上学记》成为儿童文学市场的“黑马”,累计销售超过1亿册、30多亿码洋。常青做超级畅销书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也是从2015年开始,川少社发展提速。
当了社长之后,常青也越来越忙,她在当社领导之前,很喜欢和朋友K歌、打双扣,但后来有想法也没时间。尽管出差时明琴“蹭过”常青的房间,但见到她却是一件难事。“她几乎每天都要忙到深夜12点以后才回到房间,那时我已经睡了。而第二天早上6点刚过,她又已经起床出门了。我以为她喝了提神饮品,结果却发现她只是喝普通的白开水。她就是凭借一股对少儿出版的执着信念坚持下去的。”
2016年,由于“振兴四川出版”战略实施,母公司新华文轩为川少社提供了更好发展的环境,进一步激发了川少社的出版活力。后来,川少社相继成立了北京编辑中心和成都编辑中心、深圳策划中心,形成了多点布局、多地互动、多方策应的格局。
近年来,除“米小圈”系列外,《DK儿童百科全书(精致版)》累计销售超30万册,“漫话国宝”系列销售20多万套,“三国演义绘本”系列销售20多万套,《这就是中国力量——超级工程来了》销售30多万册。
此外,《王坪往事》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南京1937》《丫丫历险记》入选“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走近三星堆》立体书荣获2022年度中国好书()。
可以说,自2015年起,川少社的生产规模、销售收入等主要经营指标连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18年,获评“书业年度评选·年度出版社”荣誉;2019年净销售码洋10.93亿,净利润达到9742万元,取得建社以来的最佳经营业绩;2020年,迎来建社40周年;2023年获评“年度致敬出版机构”。可以说,常青执掌川少社的这11年,对川少社来说是高速发展的11年,是完美蜕变的11年,成为出版业的“川少现象”。
川少社经营数据
资深少儿出版人海飞说,“常青是打破童书出版区域格局的人。少儿出版,一向是东部省份强西部省份弱,早些年说‘天下童书半出华东’,而常青担任社长10多年来,带领川少社跻身少儿出版第一方阵。”
有耐心,愿与作家共同成长
出好书的关键在于抓选题,抓选题需要抢资源。在少儿出版领域,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儿童文学名家。而常青的考虑是,不一定要把眼光盯着儿童文学板块最顶尖的那一块,不必往人群扎堆的地方挤。
常青刚做社长,有作家朋友说可以帮她拿到一线作家的非代表作给川少出版,但常青拒绝了。因为她知道如果做不好,对作家和团队都是伤害。
于是,常青把目光转向新生代作家,期望从他们中间发现黑马,培育与川少契合度高的作家和品牌作品。正是这种不追求短期快速增长的长期主义,为川少社奠定了厚积薄发的基础。
《米小圈上学记》是川少社孵化“种子作家”和“种子选题”最好的案例。从大胆启用新编辑和发现“种子”作者,“米小圈”系列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川少社“以原创为主,注重特色研发,打造精品”的儿童文学产品线建设思路,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常青的“出版理想”。
前几年,看到川少社的市场实力之后,有些名作家想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川少,希望也能做成像“米小圈”一样的爆款。可是常青婉拒了,她说,“‘米小圈’只有一个,不可能是本书就能做到那个程度,而且明明做不到,非要答应人家,这是对他们不负责任。”
常青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应该是有个性、有特点、有符号识别性的。于是,按照量体裁衣的孵化方式,川少社先后发掘了王钢、魏晓曦、李姗姗、苏超峰、李茂渊、杜莹等一批原创儿童文学作家。
比如,儿童文学作家王钢,当了16年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会写故事,能讲故事,写作素材来源于孩子生活,对他的营销点就着眼于“老师中的故事大王”;苏超峰会写故事,基于书中人物形象“可乐”,将其塑造成“可乐老爹”;而魏晓曦、李姗姗等女性儿童文学作家,文字纯美温馨,充满诗情画意,则从纯美文学的角度进行包装。
2020年,李姗姗在创作《羊群里的孩子》一书时就得到了常青的大力支持。当李姗姗第一次把这本书的创作想法告诉常青时,常青为了能让李姗姗写好这本书,就临时组建了一支包括编辑和美编在内的小分队陪同李姗姗去凉山采风。
李姗姗说:“常社对我真的特别支持,她平时那么忙,后来我的稿子都是她亲自来审。”谈到出版过程,她说,“常社有一个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习惯,她改稿子用的是铅笔,改完还会在每个句子末尾打个问号,意思是这个改法你觉得可以吗?我的这个观点你赞同吗?都是商量的语气,并不是用一支红笔把自己的观点很生硬地写下来。”
据李姗姗回忆,《羊群里的孩子》在出版前她进行了三个版本、18次修改。在经过第一版修改后,常青考虑到李姗姗繁重的创作和大幅度的修改工作,亲自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稿子已经达到了出版的标准,如果你还想再改就改,如果觉得这样可以,那就这样。因为你是作者,你可以坚持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本来李姗姗觉得有点累,听完常青这番话瞬间又有了继续改下去的激情,并要改到一个极致的状态为止。
于是,李姗姗和责编程骥每天一起改稿子改到凌晨2点多,又改出了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非常浅显但却意味深长,可以说是让儿童文学朝着更儿童的方向改进。”李姗姗坦言,“这是我遗憾最少的一本书。”
在李姗姗看来,常青对作家非常尊重、信任和支持,还会把更多的利益让渡给作家,不让作家吃亏。“在生活中,对我也是照顾有加,就像一个温暖的姐姐。”
有情义,以合作伙伴的合理要求为考量
在采访中,无论是作家,还是合作伙伴,但凡与常青合作过的人都会被她的人格魅力所打动,都说她是一个很温暖、很有情义的人。黄润芳说,“她会以合作伙伴的利益和合理要求为考量。”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蒋鸣涛说:“常青是少有的特别接地气、特别有亲和力的,能够和渠道商、市场进行有效沟通的社长,因此,来自市场的信息能够畅通无碍反馈到选题策划,这也是川少社这些年出版了那么多畅销书、常销书的重要原因。”
常青曾经在采访中谈到,“川少与合作方合作,会共同面对市场风险,实现共赢。合作方的优势能够弥补我们的不足,有风险合作方也要承担,那有利益我们为什么要眼红。我们尽可能给合作方提供方便,让利于人。其他渠道做好了,会反过来促进主渠道的销售,我们才有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可能。”
福州青葫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简称“青葫芦”)董事长林炳洋回忆起与川少社合作出版《走近三星堆》立体书的过程,说“尽管我们做的一套立体书刚上市,还没在市场上起量,但常社长还是非常信任青葫芦,选择跟我们合作出版《走近三星堆》。我们从单纯的经销商,到产品的创作授权合作方,常社长无论在销售上的见解,还是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先见,都让我们在每次交流合作中收益良多。”
常青(左四)与林炳洋(左三)、《走近三星堆》作者王伟(右三)一起在三星堆采风
与人为善、尊重他人或许是源于常青儿时的习惯。中学时每个周六下午都有劳动课,去借工具时因为个头小老被挤到后面。但无论她去多晚,学校保管工具的大爷都会给她留着一件工具,就是得益于她平时对大爷的热情和礼貌。
也许正是因为常青这种凡事先为他人考虑的习惯,让她在行业内积累了很多朋友,也收获了工作上的伙伴。
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平这样评价常青:“常社长是一位高情商的出版人,在繁重的公务之余,她喜欢广交朋友,对朋友非常贴心,因此也跟不少业界同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会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一种出版资源、力量和机会。”
常青是一位富于行动力的出版人。方卫平与川少社在合作过程中,跟常青分享的一些想法,当天就能得到回应。这样的执行力和行动力,让方卫平感到意外和钦佩。
儿童文学作家刘海栖提到常青时会说,“她这个人,情商非常高,是个好的领导,做事情非常细致,对人也很温暖。所以我愿意把我的稿子给她,也愿意帮她做很多事情。”
刘海栖的《风雷顶》在川少社出版,这个过程也让刘海栖非常难忘,他说:“很多社长都是负责提要求,但常青会跟编辑一起协调资源,与作家及时沟通进展,那个认真和细致的劲儿,让我觉得被尊重,甚至还让我这个作者都感到有压力。如果我不做好都对不起她。”
在业内一位作家朋友的引荐下,黄润芳开始关注到了川少社。黄润芳说,“这么多年,信谊图画书对合作伙伴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一次行业会议上,常青受邀分享川少社的发展经验,那是黄润芳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常青,就被她的出版理念和出版业绩所打动。黄润芳坦言,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种下了与川少社合作的种子。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用黄润芳的话来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们聊到酒店的大堂吧打烊,还有点意犹未尽。”
由于信谊图画书打算开拓新的产品线,于是从2022年开始,双方合作出版了《帝企鹅》《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阿德老师的科学教室》《牛言·蜚语》《神奇树屋(漫画版)》等图书。
在合作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最让黄润芳印象深刻的是,常青对待合作伙伴是真诚和尊重的。2023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童书”的评选中,川少社推选的是与信谊图画书合作的一本书,在评选当天,常青还邀请黄润芳一起到现场参与,这让黄润芳非常意外和感动。
据说,正是因为与信谊图画书的合作,许多知名的出版品牌也纷纷开始谋求与川少社的合作。
有格局,为少儿出版奉献自己的青春
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海飞说:“常青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她将少儿出版视为终生事业,敢于担当,全心投入。”
在常青看来,对于出版社而言,内容是主业之基,少儿出版必须用心做好“良心书”,精心打造“传世书”。所以当《熊出没》大火时,常青坚持要去做原创;当《米小圈上学记》成了爆款时,常青通过营销延长一本书的生命力;当川少社提速发展的时候,常青选择从追求发展速度和品种规模的快节奏中“慢下来”,压缩品种规模、深耕原创和主题出版。
多年前,在川少社的发行业务上,常青顶住压力拒绝了母公司新华文轩将图书发行收归文轩中盘的要求,为此常青还得罪了不少领导,并在多次会议上被批评,甚至差点被免职。她说,“我被免了无所谓,但我不能让川少社在我手上垮掉。”
从业多年,常青要感谢的人很多。
她记得刚上任不久,刘海栖专程从济南到北京跟她见面,两个人聊了3个多小时,告诉她该怎样当好社长。“社长即社”——一个社长的人品就是一家出版社的社品,这是那次谈话之后,至今让常青铭记于心,也是一直在践行的。
何志勇也曾说过,社长是出版社的第一生产力。他这样评价常青,“她虽然不善言辞,但对少儿出版有深刻的认识,对少儿出版的形势有很深的把控,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思路方向和举措。她的出版理念非常先进,而且思路清晰,发展方向明确。”
记得常青刚上任社长时,时任新华文轩董事长龚次敏对常青说:“做出版你是行家,你想明白了就大胆去做,做赢了是你的,做赔了我给你兜底。”常青回忆说:“这种允许试错的机制给了我非常大的底气。”
出版的主体是人,做书的人决定了图书的品质。在得知自己获得韬奋出版奖之后,常青说“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荣誉。川少社好比一个生产队,我就是那个生产队长,领着大家一起耕耘,一起同甘共苦、荣辱与共。”
常青与川少社部分员工合影
一般业务很强的女性,都会比较强势,可常青并不是这样。在下属眼中,常青虽然会严厉批评,但没骂过一次人。川少社发行部经理杨荷初说起常青,“她是我的领导,给我下达任务、布置工作,会在我工作失误时严厉地批评我,会在我取得成绩时欣慰地鼓励我;她是我的老师,教导我做人做事,会指出我的不足,督促我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她是我的朋友,会和我唠家常,会给我分享很多养生小妙招。”
这些年,川少社也培养出了自己的队伍,目前,“出好书”在川少社已成为共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已形成团结向上、奋力拼搏的良好氛围。2018、2019和2021年,川少社人均创利都在100万元以上。
在出版的诸多具体领域中,常青坦言,少儿出版是她最钟情的,这是“我毕生热爱并倾心从事的事业,心系所在。为孩子做好书是做不够的,它是使我全身心投入而从未生厌的工作,所以说: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工作的机会,我仍会选择少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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