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湛︱1840年代的京师学术圈与曾国藩治学的三次转向

桐城派研究

1840年代的京师学术圈与曾国藩治学的三次转向

黄湛

作者：黄湛，1989年出生，北京人。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2020），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2020.12 ‒ 2023.6），现为江苏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清代思想史、理学、经学，曾在《安徽史学》《文献》《岭南学报》《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摘要： 1840年代的京师学术主要可以分为重视践履工夫、性命之学的理学圈，以及以诗古文辞和经史考据为主的文士圈。曾国藩在身居京师的十数年中，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学术重心发生过三次转向：起初以诗古文辞为志趣，后跟随以唐鉴为首的理学群体践履身心工夫；1843年底进入文渊阁校馆后，曾氏专注文字小学、尊尚清儒汉学；1847年任职礼部，始重视礼制考证和通礼研究，期以礼学经世。在与京师师友广泛论学的促进下，曾国藩分别在诗古文辞、道德性命、训诂考据、礼学等儒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最终形成其宏大深厚的学术面貌。

关键词：曾国藩；晚清理学；宣南；孔门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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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于《安徽史学》2023.04。

2.本文经授权发布。引用以原刊为准。

明清两朝，北京作为首善之地，人文荟萃，其学术面貌也是思想发展的风向标。清中期乾隆朝，四库馆臣倡导经史考据之学，肇始于江南吴地的汉学一跃成为学术的主流声音。嘉道以降，汉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学术风气为之一变。王国维道光之学“新”的说法[1]，为后来学术史书写所依循。道光时期，京师各学术群体之间是一种多元共存的状态，汉学家（从事小学、考据学者）、文士、理学家尽管在治学方法上仍有壁垒，但彼此间并非剑拔弩张的状态，整个京师洋溢着一种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气。士大夫在京师学风的熏染之下，或者活跃于某一群体之内，做专门的学问；或者游历于数个群体之间，对不同学说加以会通。本文所关注的曾国藩（1811-1872）即属于后一类中的典型代表。曾氏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直到咸丰二年（1852）离京归乡组织团练，在京师十数年的仕宦生涯中，曾氏游走于数个学术圈子，不拘一家之言，学术前后发生过三次转向。余英时曾对曾国藩京师时期的学术思想加以考察，指出曾氏从事诗文之学、理学再到考据之学，最终形成了其通识博雅的“士大夫之学”。[2]本文将在余氏之论的基础上，结合曾国藩居京期间的书信、文章、日记等材料，考察曾氏与京师各群体的互动及其思想转变背后的心路历程。曾国藩博大包容而又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与当时京师的学术风气密不可分，通过曾氏几经转变的学术经历，也可窥见道光后期京师学术圈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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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页。

[2] 参见余英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5–319页。

一、初入京师：文士圈与理学圈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1835）参加京师会试时，便立意在科举俗学之外读书治学。他曾说自己“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1]两处均写明自己苦于缺少师友夹持，治学尚未寻到头绪。会试及第供职翰林院后，他的志趣仍在诗古文辞。嘉道时期，桐城学术在京师颇为流行，曾国藩在文学观、学术观上受到桐城派祖师姚鼐的观点，亦曾向名震京师的桐城学人梅曾亮请教。[2]他后来回忆早年情景说：

仆早不自立，自庚子（1840）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 [3]

之所以如此重视诗古文辞，与曾国藩身为翰林院官员的自我期许有关——惟有勤于治学，才“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4]曾氏所说的道光二十年后“稍事学问”，当指此年开始追随唐鉴、倭仁等人学习理学事，这也是曾氏治学方向发生的第一次转变。随着交游日广，学术视野日益开阔，曾氏不再囿于文学一隅。他将所要从事的学问分为进德和修业两大类：“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5]此处的“修业”即指诗古文辞，这与他后来重视的经史小学、礼学形成对照。所谓“进德”，是指日常生活的德行践履；从治学方面讲，则指理学传统的专门修行工夫——这也是诗古文辞以外，曾国藩此时治学的另一大重心。

曾国藩从事理学和诗古文辞，与其身处的京师学术氛围密切相关。他在家信和日记中描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他还说自己在京师交游甚广，朋友间治学兴趣各异，“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6]曾国藩将友人大致划分为诗文、经学、经世、理学四个学术门类。后来又根据《论语·先进》篇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提出儒学可分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之学。[7]居京初期，曾国藩关注的主要是义理和词章两科。他的交游圈子与此对应，也可以分为理学群体和文士群体两大类。其中，理学群体是以德行修养为治学根本者，主要有唐鉴、倭仁、吴廷栋、窦垿、冯卓怀等人。文士群体包括擅长诗古文辞的文士以及致力经史小学的“汉学家”——尽管文士与汉学家在乾嘉时期分属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所谓“汉宋之争”），但就曾国藩身处的道光后期京师学术来看，文士群体多主张兼重考据、义理、辞章，彼此间的门户分歧渐趋融合（即学术史著名的“汉宋兼采”、“汉宋调和”），这与唐鉴、倭仁等以尊德性为治学路径的理学群体形成鲜明的对照。

道光朝京师的学术风气由文士主导，其兼擅数家的治学门径对曾国藩的影响不言而喻。曾国藩的不少师友都学有专精而涉猎广泛。如何绍基 “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8]经学、金石学、书法、诗歌皆有造诣。他在为刊刻黄宗羲《宋元学案》撰写的序文中，亦持汉宋兼采之论，强调德行、六艺不可偏废。[9]再如吴嘉宾理学上尊尚阳明，文章之学则私淑桐城姚鼐，工于古文，同时在经学方面精于三礼。[10]邵懿辰尊奉桐城文学，长于治经，又热衷读理学家书。[11]其他如汤鹏以诗文名，所著《浮邱子》“通论治道学术”。徐鼒擅长骈文，后专研经义，以许慎、郑玄为宗。张穆肆力于经史考据，尤以西北史地之学闻名，而留心世务。曾国藩早期兼事文学和理学，便是受到当时京师学风的熏陶。

道光后期曾国藩所身处的京师之中，心性工夫尚未成为学术风尚，理学家数量上远不如文士和经学家。理学家反对标榜和集会，强调闇然自修的身心工夫，此种学术态度也不利于群体的壮大。反观文士群体，诗古文辞和经史小学本就是风雅时尚，较之理学要求的苦修式的修养磨炼更容易为人接受。但是，大约在唐鉴入京后不久，曾国藩的学术兴趣却悄然从诗古文辞转向了心性工夫。

曾国藩与文士群体的交谊，缘于诗古文辞方面的共同志趣。尽管往来密切，但曾国藩却对文士的雅集酬宴有所警惕：“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12]曾国藩在一次纪念欧阳修生日的雅集聚会上，写了一首赞赏文坛领袖梅曾亮的诗。然而诗的开篇却道：“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岂不耽群欢，未谙诺与唯。今日饮邵侯，婆娑办一喜。多因坐上宾，可人非俗子。”[13]雅集酬宴是当时士大夫之间流行的社交方式，曾国藩内心强烈的道德意识却将此等娱乐性的交游活动认定为道德堕落的表现。那些原本以追忆先贤、崇尚风雅的集会，到头来不过是追逐名利虚荣的世俗应酬。互相标榜对于个人的学问和德行没有丝毫进益，与曾国藩的交游初衷完全相悖，这最终促使他转而融入理学群体，积极效仿师友进行严密的工夫修行，开启了一年有余的“专门理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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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著，唐浩明修订：《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9页。

[2] 谢海林：《曾国藩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关系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53卷4期，第78–85页。

[3] 曾国藩：《致刘蓉》，《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6–7页。

[4]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年六月七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第41页。

[5]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31页。

[6]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42、49页。

[7]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元年七月八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第236页。

[8]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38页。

[9] 何绍基刻《宋元学案》事，参见何绍基：《宋元学案序》、《重刊〈宋元学案〉书后》，何绍基著，何书置注解：《何绍基诗文集·东洲草堂文钞》，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78–679、713–714页。

[10]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204页。

[11] 参见王汎森：《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5页。

[12]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42页。

[13] 曾国藩：《丁未六月廿一为欧阳公生日集邵二寓斋分韵得是字》，《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59页。

二、专门理学：省身日记与主静工夫

从曾国藩在京各时期的居所，也不难看出他早年从文学到理学的微妙转向。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入京后，一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搬入内城期间，先后居住在“宣南”一带的南横街千佛庵、果子巷万顺店、达子营关帝庙、棉花六条胡同、绳匠胡同。“宣南”是指北京宣武门外以南的地区，自清中期以降，是士宦和举子交游活动的聚集地。[1]曾国藩京师文士圈的朋友大都居住此地，比邻而居为彼此切磋诗文、雅集酬唱提供了便利。对自我道德的强烈期许，促使曾国藩与住在内城的理学群体积极展开交往。他最终搬至内城，主要就是出于潜心践履身心工夫的初衷。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予者，彼此现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2]

当时唐鉴、吴廷栋等人均居住在内城，曾国藩却住在属于外城“宣南”地区的绳匠胡同，往来间殊为不便，特别是夜晚城门关闭后便无法活动，空间地理上的阻隔影响了曾国藩的道德工夫进展。在写出家书半个月后的日记中，便可以看到曾国藩在内城找房的记录。虽然搬家心切，曾氏却迟迟未能找到理想的房源，一直拖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才搬到内城的前门碾儿胡同西头路北。

搬家的前一个月，曾氏在日记中再次表达了专心致力修身工夫的急迫心情：“昨日因作字，思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本日，因闻竹如言，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工夫，断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二条，刻刻莫忘。”[3]“鸡伏卵”用以比喻工夫持久不断，“猛火煮”比喻工夫严密刻厉。修行工夫需要顽强的毅力和决心，师友间的相互督促可以有效地防范懈怠。在初事理学时期，曾国藩越发感受到居住在文人群居的宣南地区，根本无法达到理想的修行效果。正是这份焦虑，让他最终决定搬入内城。

余英时指出，道光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间，在理学师友的影响下，“为义理所熏蒸”[4]，“在精神上有过一次大转化。以宗教经验为喻，即是由苦修到皈依的过程。”[5]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一过程中，曾国藩选择的具体修行方式及其背后的期许是什么？又是因何种原因导致他仅仅维持一年的时间，便脱离苦修的途径，最终回归到“世俗”的学术生活？

曾国藩下定决心致力理学主要是受到唐鉴的指引，他曾给贺长龄写信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6]唐鉴于道光二十年（1840）入京任太常寺卿，在他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其中吴廷栋和倭仁的治学方法给曾国藩留下深刻的印象：“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7]吴廷栋（号竹如）精于义理思辨，倭仁（号艮峰）则以工夫严密著称。曾国藩在理学的学习上重视德行践履，更近倭仁一路。他模仿倭仁记录省身日记，时刻提撕此心，不使放失。工夫每有疏懒时，曾国藩都会做一番深切的忏悔和自勉，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日反思内心不能静定无扰，忏悔此心“昏浊如此，何日能彻底变换”；十月廿五日反省名利心重，“日来自治愈疏矣，绝无瑟僴之意”，陋习全无改正；十二月廿三日见冯卓怀，自悔“日来工夫甚疏”，相约元旦过后“荡涤更新”；廿六日“以今年空度，一事无成，一过未改，不胜愤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又说：“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于此。每观此册，不知何谓，可以为人乎！聊存为告朔之饩羊尔。”[8]省身日记在曾国藩看来，没有发挥预期的理想功能。尽管不断地反省、自勉，但懈怠的情况并未得到有效地改善，曾国藩的省身日记只维持了161天便宣告结束。

曾国藩进行修身工夫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对自己的性格缺失和恶习予以纠正。针对浮躁易怒的性格问题，曾国藩在理学前辈的指导下，尝试通过主静工夫加以改善。曾国藩曾告诉唐鉴和倭仁，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认为病症在于“好动不好静”。唐、倭二人即对症下药，以主静之法相传授。唐鉴言：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9]

唐鉴列举程明道和王阳明的“主静”作为依据，明道在《定性书》中讲“动亦定，静亦定”，即是要保持内心“定静”的状态。阳明居滁州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日久渐有喜静厌动之弊，因此改以“致良知”为宗旨统合“静处体悟”和“事上磨练”。[10]阳明早前所倡静坐之法造成“喜静厌动”的流弊，曾国藩恰与之相反，病根在于“喜动厌静”，故唐鉴诫之以主静。

身心工夫不仅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也是治病养生的法门。冯卓怀结合孟子养气论云：“心与气总拆不开，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养气归根结底在于养心，静坐法则是养心的捷径：“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11]来到京城之后，曾国藩不仅患上癣疾，且精力日衰，眼花体弱，风寒易侵。他曾求诊于颇通医道的吴廷栋，吴氏亦教其静坐法，认为曾氏的病根源于浮躁的心病，欲根除此病，还是要从心性修养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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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宣南文化及文人交游的研究，参见岳升阳、黄宗汉、魏泉：《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

[2]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30–31页。

[3]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第155页。

[4] 曾国藩：《送唐先生南归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240页。

[5] 余英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304页。

[6] 曾国藩：《复贺长龄》，《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5页。

[7]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35页。

[8]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日、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第113、122、142、143、152页。

[9]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第123页。

[10] 王阳明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0页。

[11]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第128页。

三、别有宗尚：研习汉学与师法顾、王

大致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前后，曾国藩开始重视训诂考据，进入“汉学”领域。尽管曾氏后来将自己的学术定调为“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但他所说的“宗宋儒”更应理解为一种思想宗尚，而非治学重心一贯以宋学或理学为主。[1]关于曾国藩后来何以不再专注严密的修身工夫，一种解释认为，此种方法未能达到曾氏起初进德修身的预期——在自我反省的同时，内心陷入极端激烈的斗争之中；加之记录省身日记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心力，与现实社会的严重脱节，最终促成曾国藩放弃省察克治的理学工夫路径。[2]这一说法是合理推测其中的内在原因，然而更为直接导致曾国藩学术发生转向的，恐怕还是其外在身份的变化——随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底曾国藩升任文渊阁校理，工作职务要求他阅读大量经史古籍的经历，从事考据校雠，进而研习文字小学，这也正是曾氏学术的第二个拐点。在担任文渊阁校理期间，曾国藩“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3]在二十年后所作的一首关于唐本《说文》的诗中，曾氏回忆说：“我昔趋朝陪庶尹，颇究六书医顽蠢。”[4]文渊阁从事校雠的经历，让曾国藩对清儒博雅之学、考据之法有了切身的体会。他对清儒的认识不再停留于汉宋门户之争下对于汉学的刻板印象。

曾国藩以汉学为治学重心，尤其尊崇顾炎武和王念孙的学问。有人提议让方苞从祀孔庙时，曾国藩认为方苞古文虽好，在学问上却无法与顾、王比肩。他说：“姬传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称其经说。其古文号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近十余年，亦别有宗尚矣。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5]此信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方苞、姚鼐（字姬传）都是桐城派文学宗师，曾国藩居京之初喜好诗文，尊崇方、姚，这正对应“少年好之”之语。后来学术重心发生转变，“近十余年”已改为宗尚顾、王训诂考据之学。曾氏也曾自述，在清儒“善读古书者”中，“最好高邮王氏父子”，并计划效仿顾炎武、王念孙做学术札记，考辨经史文集。[6]

促使曾国藩研习汉学的契机，除了文渊阁校理的职务因素外，还有京师友人的影响。曾国藩文士圈的朋友中不乏精于考据学、小学者，苗夔和刘传莹是较为重要的两个。苗夔曾得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赏拔，以《说文》学闻名其时。曾国藩推许苗夔的小学造诣，认为足以接踵江永、戴震、段玉裁、孔繁森等乾嘉朴学大师。[7]但他对苗夔的《说文声读表》也有批评：

顾亭林先生为《音学五书》……厥后江慎修永、戴东原震、段茂堂玉裁诸人，递相祖述，其说日密，其窒碍亦日多。至吾友河间苗仙路夔为《说文声读表》，于凡文字皆决以一定之音读，其不可齐者亦强之使齐，于是以臆为断，颇伤专辄。于古无征，动成瑕疵。偶记一则，将以诒之。[8]

对于苗夔音韵著作的不满显示出，曾国藩对音韵学的掌握已不输给素治此道的专家。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氏在写给友人刘传莹的信中，坦言自己“数年看《说文》，总无心得”，其中当然有谦虚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将这一问题归结于“不能记忆篆体，则不能因形以得声，因形声以究义”，说明此时他已完全接受了清儒因声求义之法。曾氏“将顾、江、戴、段说声之书，悉心参校”，在《说文》学方面终于“略有端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9]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曾国藩热毒发作，身体状况欠佳。因家中客多，鲜少清静，不利养病，遂移寓离家较近的吕祖阁庙内，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又寄居城南报国寺。自生病以来，曾国藩“抛弃书册，心如废井”，直到同年六月，“始复重理故业，见从事《说文》之学。”[10]曾氏在病情稍微恢复后，继续钻研训诂考据之学。在报国寺养病期间，刘传莹也居住其中。刘氏自幼笃嗜胡渭、阎若璩的考据之书，精于方舆、六书、九数之学。根据曾国藩门人黎庶昌的记载：自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国藩便因病僦居于报国寺，曾向刘氏请教《说文》之学：

（曾国藩）闭门静坐，携金坛段氏所注《说文解字》一书，以供披览。汉阳刘公传莹，精考据之学，好为深沉之思，与公尤莫逆，每从于寺舍，兀坐相对竟日。[11]

刘传莹向曾国藩讨教理学，曾国藩则从刘氏学习汉学，两人之间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期间曾国藩有诗赠予刘氏，诗中有：“惜哉数子琢肝肾，凿破醇古趋嚣嚚。书史不是养生物，雕镵例少牢强身。”[12]数语调侃文字小学耗费精神、不利养生，从侧面反映出曾国藩致力于训诂考据的事实。

报国寺中特辟顾炎武祠堂，曾国藩赠予刘氏的另一首诗中写的就是顾炎武。其中有“俗儒阁阁蛙乱鸣，亭林老子初金声”；“独有文书巨眼在，北斗丽天万古明。声音上溯三皇始，地志欲掩四子名”等语[13]，对顾炎武（亭林）的音韵和舆地之学尤为激赏。顾祠由何绍基、张穆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建，此后每年召集在京士人定期举行公祭集会。何、张是曾国藩在京师文士圈中的朋友，与曾氏相熟的邵懿辰、朱琦、汤鹏、刘传莹等人也都是顾祠会祭的成员。[14]道光朝以降，士人追捧顾炎武或折服于其遗老孤臣的人格魅力，或是将顾氏视为程朱博雅之学的嫡传，或是把他追溯为反理学的汉学先驱。无论偏尚汉学还是宋学，都以顾炎武的学术和人格为榜样。曾国藩对于顾炎武学术人格的尊崇，同样也是时代学术氛围影响下的结果。

相比之下，唐鉴、倭仁等理学家对顾炎武虽然也有所认可，却又颇有微词。倭仁即批评顾氏之学“用多体少”。[15]唐鉴的学术史名作《国朝学案小识》将清初理学家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列为“传道”的正统学人，顾炎武则被列入次一等的“翼道”类。学案中对顾氏学术的书写，也只是强调其驳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理学态度，以及博雅之学方面继承朱子学。[16]曾国藩在给《学案小识》作跋时对此作了微妙的调整，他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17]在曾国藩的序文中，顾炎武代替张伯行，跃升为第一梯队“传道”学案中的学者，这一改动明显是有意为之。曾氏曾形容刘传莹的学术“远师朱子，近法顾氏，以义理为归而考之实事”[18]，实际上这也是曾国藩自家学术的写照。在他看来，顾炎武要比拘泥于门户偏见的卫道士更有资格成为朱子学的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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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提出“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出发点，在于反对夏炘极力批判汉学的态度。曾国藩：《复夏教授》，《曾国藩全集》第26册，第335页。

[2] 参见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81–188页。

[3]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150页。

[4] 曾国藩：《题唐本〈说文·木部〉应莫郘亭孝廉》，《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84页。

[5]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671页。

[6] 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426页。

[7] 曾国藩：《题苗先麓〈寒灯订韵图〉》，《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66–67页。

[8]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诂训杂记》，《曾国藩全集》第15册，第122页。

[9] 曾国藩：《致刘传莹》，《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14页。

[10] 曾国藩：《致陈源兖郭嵩焘》，《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24页。

[1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页。

[12] 曾国藩：《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其二），《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52页。

[13] 曾国藩：《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其四），《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52–53页。

[14] 徐鼒记录道光二十五年后参与顾祠会祭者名单中有曾国藩。根据段志强的考证，曾国藩并未参与过顾祠会祭。徐氏盖为误录。参见段志强：《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109、143页。

[15] 陆心源：《上倭艮峰相国书》，《仪顾堂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刻本，第15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16] 唐鉴撰，李健美点校：《国朝学案小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13–318页。

[17] 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229页。

[18] 曾国藩：《致洪汝奎》，《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36页。

四、礼学归宿：绍续清儒及经世意图

将顾炎武纳入朱子学术序列，在乾嘉时就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如章学诚有“顾氏宗朱”的说法[1]，江藩则指出：“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2]嘉庆年间署名为阮元的两卷本《国史儒林传》，对曾国藩认识顾氏（及清儒学术）的影响尤为关键。曾氏每以《国史儒林传》为依据评论清儒，其《圣哲画像记》列入顾氏，根据即是“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3]

实际上，《国史儒林传》以顾炎武居首并非阮元的主张，而是嘉庆年间宣南诗社的核心成员顾莼在进呈本中所作的改定。阮元在《儒林传稿》中仅将顾炎武列于第七位，他对顾炎武学术的肯定，也主要体现在经史考据方面。至于《日知录》中的经世之学，阮元批评其“有矫枉过中之处。”[4]经世之学重在致用，阮元却指责其说不切实际。顾炎武在道光后期学术地位的升高，与顾祠成员的推动存在直接关系。[5]顾祠成员强调顾炎武的学术兼包经世及经史小学，如何绍基《别顾先生祠》一诗评价顾炎武学问说：“兵刑礼乐尊，九数六书衍。汉宋包群流，周孔接一线。”[6]曾国藩对顾炎武的评价，与以何绍基为代表的顾祠成员一致。在致力训诂考据时期，曾氏在叙述中更为推重顾炎武的经史小学，后来却转而强调顾氏的经世之学，特别是其礼学上的经世意义。如他说：“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7]又说：“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8]这一论述重心的变化，与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自身学术转向礼学相关联。

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下半年，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因职务所须，开始重视礼学。这是曾氏学术的又一次转向，礼学也是其后来一贯致力的学术面向。在曾国藩的学术体系中，礼学被定位为经济/经世之学，也就是孔门四科中“政事”的范畴。曾氏自早期从事心性工夫到后来转向礼学，无不以致用为旨归。追随唐鉴学习理学期间，唐鉴告诉他学问可分为义理、考核、文章三途，三者之中以义理为宗，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学的范畴内。当时曾国藩问及经济之学的具体内容，唐鉴则答以“不外看史”，从史书中探究古人所立法戒及历代典章制度。[9]曾国藩完全接受了唐鉴的观点，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家书中就谈及：“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10]词章是发挥义理思想的载体，义理之学是道德践履、经世致用的根基。这与当时曾氏热衷于理学相吻合。从曾国藩和唐鉴的对话中，可以发现曾国藩此时已具备明显的经世意识，但礼学却是在他研习汉学之后，始成为其经世思想的重心。

道光二十三年的曾国藩受姚、唐等人的影响，对汉学仍抱有门户偏见，于考据之学“无取焉”。迨到道光二十七年转向礼学后，曾国藩的经世思想也发生了改变。他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11]礼学并非要做文献上的考古，必须通过博稽考核进而本末贯通。它一方面是“考先王制作之源”，以求圣人制作之意；另一方面更是“辨后世因革之要”，从历代制度因革中考察治世之法。从礼仪制度与道德修养、经世致用的关系上讲：“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12]礼学是道德性命之学的基础，是经世学的主体，这与曾国藩早年所讲的“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迥然异趣。李鸿章说曾国藩“学问宗旨，以礼为归”[13]，可谓的论。

曾国藩对礼学的研究涵盖三礼经典、礼制考证、礼俗改良等方面，前人对此已有不少讨论。其中，通礼学最能代表曾氏居京时期的经世思想和礼学特色。道咸之际的数年中，曾国藩筹备编纂一部通礼之书，将礼法分为十四大项，包括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昏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礼制的内容几乎囊括了所有经世之务。曾氏又以清代礼制为核心，“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并加以折衷。[14]从曾国藩在京师担任礼部官员时的治学情况看，他的通礼学思想深受乾隆朝汉学家江永《礼书纲目》及秦蕙田《五礼通考》两部通礼类著作的影响。[15]特别是秦蕙田《五礼通考》，曾氏有“私独宗之”之语。[16]鉴于《五礼通考》缺少“食货”部分，欲续为补编。[17]

根据周启荣对清代礼学的考察，清代前期礼学主要延续宋、元、明的脉络，特别重视朱熹的礼学思想。[18]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都曾受到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启发。其中，江永鉴于《仪礼经传通解》体例未惬，重做编排，“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19]秦蕙田于三代之外进一步稽考历代礼制，《五礼通考》的撰写初衷亦在继承朱子之志。[20]到了乾嘉汉学兴盛之际，礼学重心则转向三礼注疏和古礼考证。曾国藩绍续江永、秦蕙田的通礼学思路，一反乾嘉考证古礼的传统，也是对汉学的纠偏。尽管江、秦礼书常被归为汉学典范，但曾国藩却强调二氏之书“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21]将博稽考核为主要方法的清儒通礼学上溯至朱子，由此会通汉宋，这正体现了曾氏一贯反对门户之争、博采众长的治学态度。

嘉道之际，士人的经世意识开始觉醒，京师洋溢着浓厚的经世学风。曾国藩编纂礼书，用意正在改革制度、施行教化、匡正人心风俗——通礼学背后蕴含的经世意图与京师经世学风相契合。就礼学思想而言，晚清礼学具有调和汉宋、经世关怀、因时制礼等特点，通过阐明制度，以期进行社会和礼俗的改良。曾国藩的礼学也具备这些特点，但在方法形式上又有其独特之处。因为当时礼家多是围绕三礼注疏和礼制考证展开讨论，鲜少如曾国藩一般强调通礼学研究。[22]仅就曾氏居京期间的友人为例，邵懿辰《礼经通论》一书，是据大戴《礼记》篇次顺序重组《仪礼》各篇，议论则以发挥礼意为主。吴嘉宾《丧服会通说》专就礼经和历代丧服制度加以考证。郭嵩焘《礼记质疑》兼采汉宋诸儒之说，考辨文字注疏。曾国藩以江、秦为法的通礼学思想不仅在道光后期的京师学术圈独树一帜，即使放眼于整个晚清礼学，亦足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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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学诚：《浙东学术》，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3页。

[2] 江藩撰，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页。

[3]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152页。

[4] 阮元：《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续三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73–674页。

[5]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的编纂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565–602页。关于阮元《儒林传稿》与二卷本《国史儒林传》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第五章《二卷本<国史儒林传>》，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45–278页。

[6] 何绍基：《别顾先生祠》，何绍基撰，何书置注解：《何绍基诗文集·东洲草堂诗钞》，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68页。

[7] 曾国藩：《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206页。

[8]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152页。

[9]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第92页。

[10]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49页。

[11] 曾国藩：《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206页。

[12] 曾国藩：《笔记十二则·礼》，《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410页。

[13] 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14]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16册，第246页。

[15] 曾国藩与江永、秦蕙田礼学关系的研究，参看张智炳：《礼学经世：从京师到地方的视角转换——曾国藩学术思想补说》，收入苏智良、陈恒编：《近代江南与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67–284页。

[16]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152页。

[17] 曾国藩：《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206页。

[18] 参见周启荣：《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第五章《清代前期的礼教与经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280页。

[19] 江永：《礼书纲目序》，《丛书集成续编》影印广雅书局本，经部第11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53页。

[20] 相关讨论，参见曹建墩：《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第156–161页。

[21] 曾国藩：《复夏炘》，《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730页。

[22] 关于晚清礼学的研究，参见罗检秋：《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42–58页。

五、总结

自会试及第后，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供职。道光二十五年（1845）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后又陆续担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等清要之职，因此有大量时间专注于读书治学。[1]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阁学虽兼部堂衔，实与部务毫不相干”，仍较为清闲。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升任礼部右侍郎，三十年（1850）又分别兼署工部、兵部侍郎衔，部堂专职“事务较繁”，加之应酬私事，导致“日内甚忙冗，几于刻无暇晷”，尽管如此繁忙，却仍有余力读书。[2]咸丰元年（1851）六月复兼署刑部侍郎，“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长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3]

在此前长达十年的居京生活中，曾国藩的治学重心经历了三次转变：初入翰林院时，曾氏以诗古文辞为志趣，后加入唐鉴理学群体，从事身心工夫；进入文渊阁校馆后，始尊尚清儒汉学，致力于训诂考据，这是曾氏治学重心的第二次转向；第三次转向以进入礼部任职为节点，礼学成为曾氏后期的学术旨归。结合曾国藩阐发《论语》孔门四科的说法，我们可以将其学术发展总结为：从词章到义理、再到考据、最终归于经世学的转移。曾国藩自始至终未曾改变的是抱持一种通达包容的儒学观念，每次转入新的治学领域时，并未摒弃以往的学说思想。其治学重心的转向，其实是一个学术递进成长的过程。曾国藩游走于京师理学圈子和文士圈子的独特经历，让他真正意义上超越汉宋门户壁垒——不止是一种兼容的态度或者调和的论调——更是能够深入研习诗古文辞、道德性命、训诂考据、礼学经世等不同领域，切实体会各家精神，最终造就了曾国藩宏大深厚的学术面貌。其中既凝聚了曾氏个人矢志求学的努力，更离不开京师学友和整体学风的影响。

[原文责任编辑：张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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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在家书中即言：“詹事府本是东宫辅导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设有上书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诸官毫无所事，不过如翰林院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男居此职，仍日以读书为业。”曾国藩：《禀父母》，《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104页。

[2] 曾国藩：《禀父母》，《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160页。

[3]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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