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显示，2021年，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18.9，（26736万人），而65周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14.2，（20056万）。

按照联合国传统标准来看，一个国家（地区）60周岁老人超过总人口百分之10，就标志着该国家（地区）进入老龄化阶段。

当前新标准是65周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百分之7，则被视为老龄化社会。

不难看出，现阶段我国老龄化已经达到较深程度。

与此同时，2022年，我国新生儿减少约85万，自然人口增长率达到-0.6％（负数）。

伴随人口结构不断变化，人口增长速度慢造成的社会压力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很多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当时人口论的提出者马寅初同志。

也有专家提出设想：“如果当时没有人口论，没有计划生育，如今的中国会不会发展的更好？”

马寅初先生

中国社会的“老观念”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观念就是多子多福，只有子孙满堂才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基于这样的文化，历来各朝代才会人才辈出，中华文明也因此经久不衰。

再一个，我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孩子就是父母最大的财产，因为孩子越多（尤其是男孩），家里的劳动力就会越充沛。

劳动力相当于生产力，不仅可以给家庭创造价值，同时也会给国家带来财富。

历史上，各个朝代凭借人丁兴旺多次拒外敌于国门之外，众人拾柴火焰高，在面对自然灾害侵袭时，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无数次渡过难关。

总的来说，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们之所以能抵得住风霜洗礼，庞大的人口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样的道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百废待兴，人口也因战争损耗急剧下降，经济严重滞后，为此国家鼓励生育，甚至一度掀起了“光荣妈妈”浪潮。

事实上，“光荣妈妈”还是借鉴当年苏联的模式，当时为了弥补卫国战争兵员不足的情况，苏联专门颁布了一项法令，给那些子女较多的母亲授予“荣耀母亲”奖章。

不难看出，“光荣妈妈”和我国古代“多子多福”观念十分贴切，都是鼓励生育，“人多力量大”。

当时，我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正因为鼓励生育政策，致使全国百姓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只要自己多生一个孩子，就能为国家建设多做一份贡献。

正是这样，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资料显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7年，我国人口总数由5.15亿人增长到了6.91亿，八年时间增长了1.76亿，按照当时人口结构来看，每个家庭最起码有五个以上的孩子。

当然了，老百姓也是心甘情愿生孩子，在当时那个“大锅饭”年代，家里人口越多，就意味着分到的粮食越多。

事实上，人口增长确实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一些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人口和粮食资源不匹配，过度开采和消耗，环境恶化明显，并不利于国家持续稳定发展。

而率先打破“人多力量大”口号的就是被称之为“计划生育之父”的马寅初。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最早于1957年4月就当时中国人口问题作出总结汇报，并在北京大学首次进行主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演讲。

他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很有可能已经超过1953年百分之20的年增值率，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不出三十年，我国将会面临资金积累和人口增长的矛盾。

在马寅初看来，我们国家人口基础本身就很庞大，自然消耗也多，只有减少基数，才能更好的降低消费比例。

再一个是我们的国情，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重型工业，但较大的就业需求，就会一定程度上耽误工业化高速发展。

还有就是人口增长和工业原料之间的矛盾，积累资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量承办轻工业，但是人口较多，第一要务就是种植粮食解决温饱，那么就没有过多精力去种植经济作物，这样一来，在进口重工业设备时会存在资金缺口。

所以，控制人口才是当前第一要义。

此次演讲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六月份，他将自己的演讲内容整理成了一项提案上报到了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经过上级领导层层研究。

同年7月5日，“新人口论”正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批判。

毕竟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我们深受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大多数人还是以老观念为主，始终相信“人多力量大”。

由此可见，马寅初公然站在广大民众“对立面”，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可即便前路布满荆棘，马寅初也并未选择放弃计划生育，他常年在祖国大江南北走访调查，多次发表相关文章，坚持自己对未来中国人口增长矛盾的观点，当时的马老已年近60。

时间来到1973年，当时的国家刚经历过那段“特殊时期”，经济严重滞后，而人口暴增带来的隐患愈发明显。

在国家面临“巨大负担”时，人们逐渐想起了当年为了“计划生育”四处奔走的马寅初，也正是他曾经和别人说的那样。

“想要说别人说过的话，那是很简单的事，但想要说别人想说的话，那就很难了，如果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更是难上加难”

也许是他这种敢说真话的精神，给国人敲响了警钟，时间来到1973年，马寅初老先生终于沉冤得雪，得以平反。

在得到国家支持后，98岁的马寅初毅然决定出面主持国家人口工作，然而，在“计划生育”刚推出时，很多老一辈的人是不理解的。

为了逃避政策约束，他们甚至想出千奇百怪的“对策”，但马寅初在人口节制方面丝毫未动摇，坚决贯彻。

鲜有人知的是，马老之所以对“人口节制”如此坚定，除了对国家的热忱之心，自己也是封建礼教查毒的受害者。

“五马齐全，必定非凡”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光绪八年）出生在绍兴嵊州，由于他姓氏和出生年月日都和马分不开，因此被当时算命先生称之为：“五马齐全，必定非凡”。

他的父亲名叫马棣生，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名叫“马树记”的绍兴黄酒馆，由于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致使马寅初很小便在私塾跟着老先生学习知识。

当时那个年代，清王朝已经苟延残喘，但封建思想依旧荼毒着万千百姓，所以私塾先生传授给马寅初的知识多为“封建礼教”。

后来，在父母的“操作”下，马寅初进入到当时有名的育英书馆读中学，也就是在这里，马寅初结识了一批“新青年”，他开始阅读国外书籍，并对其文化和观念充满向往，慢慢的，他开始摒弃传统礼教。

希望自己可以用学识来拯救这个处于水深火热的民族，出国留学的计划开始在马寅初脑海中萦绕。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马寅初有一腔热血，但在面对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父母时，却略显苍白。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应该学习传统文化，洋人的东西有什么好的，再者说，如果马寅初远渡重洋，那就是遥遥无归期，他们何时才能抱上孙子，这一来二去，马寅初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他曾想过一走了之，但想要留洋需要一大笔费用，自己根本无力承担，可能是看到儿子整日郁郁寡欢，上门说亲的媒人更是一个都不见。

慢慢地，马寅初父母开始妥协，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在国内娶妻生子，之后任凭他去哪都不会过问。

虽然马寅初十分抗拒，但他也深刻的明白，自己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想要和封建礼教相抗衡，必须用实际结果说话，为了留学，他妥协了，娶了一个名叫张团妹的女人。

为了在马家站稳脚跟，刚进门的媳妇就给公公婆婆吃了“定心丸”。

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要给马家生个儿子，如果生不出来就一直生，看到眼前一幕，马寅初为当时女性的“愚昧”长叹一口气。

为了尽快完成自己的“心愿”，张团妹甚至找来所谓的大仙做法，喝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据说只要喝了就一定生出大胖小子。

马寅初见状很是无奈，他多次和张团妹说，自己不搞重男轻女那一套，所以生男孩女孩都没关系的。

但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几个女儿的出生，马寅初可等不及了，找到父母理论了一番，在自己坚持下，他终于得偿所愿，先后去到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1914年，学有所成的马寅初选择回国。

当时的张团妹由于生不出儿子十分自责，为了弥补缺憾，她竟然提出一个大胆想法，那就是让丈夫再娶一个小妾。

这其实在当时社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于是，在媒人介绍下，马寅初娶了第二个妻子（只有13岁），和他大女儿差不多年纪，好在最终生下儿子，完成了父母的心愿。

结果，马寅初这两个老婆，先后为其生下八个孩子，这让当时已经在国外学习过“新思想”的马寅初感到不适。

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计划生育”的想法开始逐渐在在心中埋下种子。

1973年，他提出的“计划生育”被提上日程，并在短时间内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并于1982年正式将这一政策定为基本国策。

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出现了人口短缺问题，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国家还先后出台了关于二胎、三胎的相关政策。

这也让一些人抓住了把柄，认为这都是当年马寅初提出“人口论”而遗留下的问题，对其开始了新一轮的批判。

我认为，我们要用中肯的角度看待问题，毕竟当时的国情和现在差距较大，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没必要上纲上线。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做个假设，如果当时并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那么现在的中国发展将是怎样的。

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事实上，这在刚才“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第一是人口增长和资源的矛盾，再一个是就业问题，为什么欧美那些国家基本不存在“就业难”、“住房难”、“看病难”的情况，那是因为他们本身人口就少，自然不发愁。

还有就是人口暴增带来的社会压力，就拿高考来说，为什么有些人少的省份录取率就要高一些，而且分数线和题目难度都有一定的放宽。

而人口大省录取率则非常低，因为名额是有限的，只能从优秀的人中挑出来精华，所以，这就是二者的区别，当然，在国家层面依旧如此。

可能我说这些大家不一定认可，那我就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印度，看看下面这张图片，大家是什么感想呢？

难道真的希望我们和印度一样“人满为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