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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吃面不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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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0日，德国伊策霍地方法院对97岁高龄的老妇伊姆加德·福希纳作出了两年监禁的判决。

虽然考虑到她年事已高，且犯罪时刚刚成年，法院给了她缓刑的机会，但如此高龄的罪犯仍不免引发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福希纳之所以受到审判，原因是“协助和教唆集中营负责人系统性地杀害被监禁的人”。

1943年至1945年间，她曾在纳粹德国在波兰设立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担任指挥官秘书，这座集中营曾经容纳了11.5万名无辜百姓和反抗者，一半以上的人没能走出集中营，其中与福希纳相关的遇难者多达上万人。

审判期间，福希纳的律师曾以她“不知情”为由替她申辩。然而根据检察官的指控，她不仅掌握着集中营的一手资料、透过窗户就能看到毒气室冒出的滚滚浓烟，而且在随时可以离开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与其他罪犯同流合污。

直到宣判前的半个月，福希纳才打破沉默，声称对遇难者“感到抱歉”。

德国法庭的审判表明，今天的德国早已改过自新，对纳粹统治时期犯下的罪行毫不掩饰。再看一下我们的邻居、曾经同为轴心国的日本，他们的认罪态度却始终无法得到中韩等国的认可。

究竟是我们揪着不放，还是日本没有摆正态度呢？

两国认罪态度的差别

1945年11月2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经过近一年的审理，22名被告中的12人被判处死刑，纳粹政治领袖集团、盖世太保、党卫军三个机构被确认为犯罪组织。

纽伦堡审判的结果大快人心，然而深受法西斯思想荼毒的德国人刚开始还没认识到自己的过错。

在经历了苏军残暴对待德国人以及捷克、波兰暴力驱逐德裔居民等事件后，许多德国人都认为这一切都不过是战胜国对自己的欺压而已，他们的对立情绪大有点燃新一轮战火的风险。

更有甚者，许多德国人钻进了深山老林，又走上了与盟军武装对抗的老路。

好在德国也不乏有识之士，那些纳粹统治时期的反抗者向德国民众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里的所见所闻，那些纳粹统治者绝不会公开的惨案刷新了民众的认知。

德国媒体、学术界、宗教界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战后雅斯贝斯在大学里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一边要求盟国给德国起码的尊重，一边引导德国人认清自己的责任。这些演讲后来被整理为《罪责问题》一书，受到了德国人的广泛认可。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同一个月，雅斯贝斯又创办了《转变》杂志。这本杂志在谈论“德国人的罪责”的同时也让德国人看到了重新开始的希望。

与此同时，德国官方也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联邦德国的开国总统奥多尔·豪斯在一次基督–犹太合作会议上告诫德国人：“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战后德国经济之父阿登纳也作出了相同的表态：“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 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 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

美国媒体在纽伦堡审判结束后进行的调查表明，80%的德国人认为审判结果是公正合理的，这说明经过这场官方和民间的大讨论，诚恳认罪已经成为德国人的共识。

从此以后德国历任领导人丝毫不掩饰本国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无论是两德分治时期还是冷战后的同一时期。这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联邦德国的第四任总理勃兰特。

1970年12月，刚刚上任一年的勃兰特应邀访问波兰，在当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这位在任总理突然双膝跪地，用这种惊世骇俗之举向二战受害者祈求原谅。

这一跪不在联邦德国和波兰官方的计划之中，勃兰特的举动不仅没有被德国人视作耻辱，相反他还受到了八成民众的支持。

德国人改过自新的决心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为此他们早在1979年就修改了刑法，对纳粹成员的追责不设时限。

2013年，一名一百岁的德裔老翁在意大利去世，然而德国政府近乎冷酷地拒绝了他回国安葬的遗愿。德国政府之所以对一名百岁老人如此无情，不为别的，只因他曾是纳粹武装亲卫队军官，参与过对数百名意大利人的屠杀并且拒绝认罪。

直到今天，德国都拒绝对纳粹网开一面。

勃兰特下跪后的20年间，欧洲共同体逐渐升级为欧洲联盟。德国受到欧洲各国的信任，与法国并列两大“盟主”之一，这与德国人持续半个世纪的认罪态度不无关系。

同为二战时的轴心国，日本的认罪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二战时期日本政府虽然被法西斯势力把持，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却是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作为一名被神化的统治者，天皇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如果没有裕仁天皇的支持，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与其说法西斯架空了天皇，不如说天皇本人就是法西斯在日本的代表。按理说战后日本就算不废除天皇制度，也不能再将裕仁奉为天皇，然而这个罪魁祸首却在战后依旧受到日本政府和民众的尊崇，直到1989年一命呜呼。

从日本人对裕仁天皇的态度就能看出他们对那场不义之战的态度。

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同样组织了针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大审判，28名甲级战犯中只有7人被判处死刑，与纽伦堡审判相比已经算得上宽宏大量了，然而即便如此也没能得到日本人的认可。

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时还曾宣称“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审判”，可仅仅过去了两年，日本政府就通过了一份《对战争犯罪受刑者赦免的决议》，前后共有13名甲级战犯因此被释放，其他重获自由的战犯不计其数。

对于被处死的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日本政府则将他们美化为“公务死亡”的义士，他们的牌位全都被放进靖国神社受世代供奉。

1993年8月，日本新一任首相细川护熙好不容易代表本国发表了一番带有道歉性质的发言，立志要“借此机会向世界明确表示反省过去的历史，以及崭新的意志”。可仅仅过了8个月，细川护熙就在保守派的围堵下狼狈下台。

两年后另一位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村山谈话”，这是二战后50年来日本首相明确向全世界谢罪，后来他又推动日本议会通过了“不战决议”。

这一次，日本人仅仅用了4个多月就赶走了这位首相。“村山谈话”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近30年，这些年村山富市的言论遭到了无数日本政客的否定。

在日本，像细川护熙、村山富市这样的开明领袖少之又少，他们的遭遇也使后来的日本政客不愿再提及认罪道歉一事。2001年小泉纯一郎也曾在担任首相期间向中国道歉，但他转过头来就跑到靖国神社拜鬼去了。

关于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这个国家拿不出一点道歉的诚意。在直接体现认罪态度的战争赔款事宜上，德国与日本的表现同样天差地别。

认罪的具体表现：赔款

二战结束后，盟国仅要求德国归还战争期间掠夺的财物、补偿各国的战争消耗，并未对受害者赔款作出明确规定。况且此时的德国满目疮痍、国库空虚，根本没有赔偿各国的能力。

可在此情况下，当犹太人需要资金建设新成立的以色列时，德国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以色列提出的赔偿要求。

仅在40年代中后期，东西两德就向其他国家提供了36亿美金的赔款，这其中还不包括价值1.7亿马克的工业设备和苏联拉走的40万车皮物资。

1952年，联邦德国与战胜国签订《卢森堡条约》，承诺向以色列提供35亿马克的赔款，并且在12年内支付完毕，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到90年代两德合并为止，联邦德国已经向各国提供了680亿马克的赔偿，其间通过《人权和私有权法》、《联邦赔偿法》等一系列法律条文充分保障了各国政府和民众提出索赔的权利。

不仅德国官方积极应对战争赔款问题，德国的各大企业也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为了赔偿纳粹时期受到压迫的劳工，IC公司拿出了250万马克，奔驰公司拿出了2000万马克，大众公司拿出了1200万马克。

1990年9月12日两德合并前夕的“2+4”外长会议上，与会各国签订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中根本没有涉及战争赔款问题，这说明此前多德国提供的赔偿已经满足了各国官方的需求，可德国人依旧没有停止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

两德合并后，统一的德国政府通过《联邦德国对纳粹占领区受害人偿法》扩大了赔偿申请人的范围，截止到2002年，两德和统一后的德国提供的赔款共计1040亿美元，此后德国政府还将承担10万名受害者的养老费用。

再来看看日本人是如何应对战争赔款的。

1951年日本与各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有这样一条：“鉴于目前日本经济困难，盟国在希望获得赔偿的同时，也可考虑以日本人劳务形式（并非金钱及财物）的赔偿。”

从一开始，日本政府就没有打算拿出钱来支付战争赔款，而是通过象征性的物资、技术和人力援助来逃避赔款。

但日本背后有美国撑腰，这份和约各国不想签也得签。

1954年，日本与缅甸政府签订了具体的和约和经济合作协定。按照这两份文件，日本只需要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物资和人力援助就算完成了全部赔偿。

至于这些物资和人力是否真的值2亿美元，那就不是缅甸人能说了算的了，而且即使是这区区2亿美元的援助也需要分10年的时间完成。

后来日本与印度尼西亚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涉及的金额也只有2.33亿美元。对于柬埔寨、老挝这些更小的国家，日本更是用一份经济合作协定就让他们放弃了索赔。

更令人愤慨的是，日本与这些国家签订的协议中还要求它们对日本产品开放市场，使日本产品流入各国。结果一圈协议签下来，从“战争赔偿”中获益最多的实际上却是日本。

国家层面的索赔已经如此艰难，个人和民间团体对日本政府的索赔就更不用说了。

1944年到1945年，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鹿岛组曾经强征上千名中国劳工到日本花岗做苦力，其间对中国劳工的压榨和折磨最终酿成了“花冈惨案”，近一半的劳工死于非命。

战争结束后，那些活下来的中国人就对日本政府提出了道歉和赔偿的要求，结果日本方面一直拖到了1989年，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直接用一句“相关问题己在联合声明中解决，并不存在”堵死了中国受害者的索赔之路。

90年代后，慰安妇问题逐渐成为国际争论的焦点，韩国、菲律宾等国的慰安妇纷纷通过法律途径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不想日本法院与日本政府沆瀣一气，接连多次判处各国慰安妇败诉。在2000年的一次菲律宾慰安妇对日本政府索赔案中，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仅仅用了9秒钟就宣布宣告败诉。

日本政府和法院的行为不仅羞辱了原告席上的菲律宾慰安妇，也羞辱了所有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和牺牲的仁人义士。

至此不难看出，不是我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日本指指点点，而是这个国家实在令人失望。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快80年了还不松口认错呢？

日本为何死不认罪

日本人心中的国教是神道教，天皇被视作天照大神的后裔，日本民众则自称“天孙民族”。

经过一千多年潜移默化的洗脑，日本人在民族性格上呈现出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习惯于将自己的蕞尔小国鼓吹成天下第一等国家，一有机会就想欺凌其他国家；二是格外重视“耻感”。

日本人的耻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做令人不齿的事情，只是养成了他们推卸责任的态度和行事激进的作风。

相比之下，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则提倡“坦白”、“忏悔”、“赎罪”。不论这套价值观中有多少虚伪的成分，至少他们拿得出行动。

因此二战期间同为轴心国的德国和日本，一个第一时间认罪，一个死鸭子嘴硬，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

如果仅仅是口头上的抵赖还不可怕，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暗中延续。

1945年8月15日，日本以“天皇诏书”的形式放弃了最后的抵抗，然而裕仁天皇的“玉音”中丝毫没有提及“投降”一词，而是将战败美化为日本为了全世界“共荣共乐”作出的让步。

按照裕仁天皇的说法，日本军人勇武善战、政府文官励精图治、日本国民克己奉公，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是有错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法西斯主义者。

战后日本用十年时间制定了新的政坛体制，即“55年体制”。在这套体制中，日本自民党牢牢占据着执政党的地位。

所谓的自民党实际上就是日本的右派，这个党派不仅延续着许多法西斯的行事做派，许多军国主义者也借助自民党党员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政府和议会。

21世纪以前，日本民间主要靠杂志、教科书、影视作品传播军国主义思想。进入21世纪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抬头的趋势愈发明显。

2009年和2015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接收了“日向”和“出云”两艘水面舰艇，这两艘军舰不仅排水量大、能搭载十多架战机，有违反《和平宪法》的嫌疑，它们的名字还都传承自二战时期日本海军的同名军舰。

2014年2月，日本鹿儿岛县南九州市“知览特攻和平会馆”直接向联合国提出要求，企图将“神风特攻队”队员遗书申遗，此举无异于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

军国主义思想从未断绝，日本向全世界道歉、各国接受日本道歉自然都无从谈起。

除了日本自身的因素，美国的纵容也是日本拒绝认罪的一大原因。

二战刚一结束，美国就开始布局冷战，而日本正是防范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从占领当局赦免裕仁天皇一事中就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日本人有多大的包容心。

除了东京审判中受审的28名甲级战犯，美国占领当局事实上还逮捕过上百名日本甲级战犯嫌疑人，只不过后来美国人又亲自释放了这些罪人。1948年后，搜查、逮捕战犯的工作全部停止。

这些逃脱审判的战犯中不乏石井四郎、岸信介这种罪大恶极的政客和军官，其中石井四郎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创始人，而岸信介则是建立伪满洲国的始作俑者之一。

岸信介后来不仅当上了日本首相，安然度过余生，他还培养了一个好外孙安倍晋三。

战后头几年，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然而这些改造最终都流于表面。

在美国人的要求下，日本于1945年解散了旧日本军队，但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等核心机构的基干人员都被保留到了复原省、厚生省等新的政府机构中。日本海军的扫雷部队非但没有被取缔，反而经历了新一轮扩张，仅这一支部队就保留了350艘舰艇。

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垮台之后，美国不再需要将日本当成马前卒，但日本很快又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海湾战争期间，日本共计向多国部队和中东国家提供了130亿美元的经费。

911事件后，日本不仅继续为美国提供军费，还派自卫队参与了驻伊拉克盟军的后勤保障工作。

作为利益交换，美国政府必然要继续容忍日本军国主义的蔓延，甚至支持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想要美国逼迫日本道歉，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只不过，一旦哪一天日本摆脱了美国的控制，新的灾难或许就为时不远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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