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的生日，由于当时蒋正积极充实军备，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这个建议陈果夫先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
何应钦斟酌了一下，表示赞成。这样，一场规模不小的献机祝寿活动便开始了。
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同时，由各地方各团体举行献机典礼。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在献机当天，空军还举行了飞行表演，不过蒋介石出于不想过分刺激日方的考虑，并未参加。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有1200多万元。这次捐款所购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忧虑，所以在飞机价格上还算公道。
陈果夫任省主席的江苏省献机九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界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近万人到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江苏所献九架飞机来自：江苏省府一架，军警系统一架，学生一架，教职员工一架，商界三架，农民一架，童子军工人一架。
此次献机，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但是，祝寿活动是明目张胆地加强军备，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方明确摊牌。 最后他采取了“避寿”的办法，只接受所捐飞机，不参加祝寿仪式。从献机活动，也可以看出当时国民政府空军的孱弱， 一方面献机当天购回飞机50多架，各界感到很是振奋，另一方面，“九一八”时日军从东北缴获飞机达260架，这确实让人扼腕痛惜。
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多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
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 “避寿”，他说：“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央军对陕北红军作战；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崧甫、刘峙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正当蒋介石坐镇洛阳，部署北方军事时，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前往洛阳见蒋介石，对蒋说西安形势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去西安一次。通过各种情报来源， 蒋介石也知道情况紧迫，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故余不可不 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东北军之所以军心不稳，与上述所谓察绥战事关系很大。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百灵庙击败德王、李守信部和汉奸王英的大汉义军，取得了“百灵庙大捷”，对全国人心影响很大，此战让傅作义名声大噪，蒋介石去电嘉奖，中共中央派南汉宸去绥远慰问前线将士，并赠送“为国御侮”的锦旗。
在德王、李守信、王英向百灵庙进攻时，关东军曾协同行动，而李、王二部的实际战场各级指挥，均为日本顾问， 所以，傅作义击败李守信、王英，在当时的影响上，类同于击败关东军。
而东北军在北洋军阀时期及以后，素称能战，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在吴佩孚、孙传芳皆被击败的情况下，东北军独自对付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二部合力尚有余，当时傅作义率部攻占涿州后为张学良包围，傅作义虽拼死力战，但最后终因力尽接受改编。
但自“九一八事变”之后， 东北军几乎是每战必败，一丢东北三省，二丢热河，1933年长城抗战，西北军宋哲元、中央军关麟征、晋军傅作义诸军都有上佳表现，唯有东北军何柱国，一战便丢了九门口，滦东尽失，致使东北军大丢脸面。以后蒋介石把东北军只放在后方支援的位置，不再放在正面前线。
蒋介石此举对东北军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东北军离开华北之后，辗转于湖北，陕西，因失去基地，经费缺乏，蒋介石减去该军军饷的五分之一，使该军将士更有倍受歧视和颠沛流离之感。时时梦想打回东北，一雪屡败之耻， 二复经济待遇。因此，当看到傅作义取得“百灵庙大捷”之后，东北军对打回东北更加跃跃欲试。
1936年12月4日，蒋决定亲赴西安，并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蒋方震、陈调元、邵元冲等人召到西安，召开西北“剿共” 会议，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调蒋鼎文、卫立煌、王均、 樊崧甫、万耀煌诸部中央军近三十万人，开往西北，准备如果东北军和杨虎城部不服命令，便将之调往福建、安徽，而将中央军调至前线。
在西安的几天中，张学良和蒋介石争吵不断，张向蒋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对于张的建议，蒋称张“年轻无知”，并声称：“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于临潼华清池将蒋介石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