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致力于恢复生产，财政经济开始有了一点好转的时候，美国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把它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形势又一度紧张起来。

此时，越南战的形势也起变化。美国援助法国远征军占领越南，企图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向对我国施行半月形包围，扼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党中央估计，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我们有可能在朝鲜、越南和台湾海峡三个战场同美国进行较量。但从我们的国力和作战条件来看，选择朝鲜战场同美军较量最为有利。因此，毛主席决定出兵朝鲜，暂时解除了华东军区渡海实施金门作战和台湾战役的任务。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急欲派兵参加朝鲜战争。他估计"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但是，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拒绝了蒋介石的出兵要求。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得到了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0个师的武器装备，又壮起胆子来，叫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妄图凭借美国第七舰队的庇护，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袭扰。这样，海峡两岸的军事形势，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出现了攻守易位的局面。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取得第三次战役的重大胜利，美军败退汉城以南。侵朝联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为了挽救败局，与蒋介石密谋对我厦门、汕头等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进犯。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华东野战军迅速研究对策。陈毅提出以4个军确保厦门的计划，毛主席同意了，于是又将第二十五军和炮三师调回福建。

厦门处在海防前线，又是美蒋联合进攻的主要目标。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呢？如何确保厦门呢？叶飞从福建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这样的决定：把福建海防前线分为两个作战方向，一是以福州为中心的闽北方向，一是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方向。闽北方向控制闽江口、三都澳、沙埕港外的各海岛，控制了海岛就控制了海岸线。闽南方向控制泉州湾、厦门港和东山岛。用两个军防守两个方向，以一个军为机动兵力。这样，就避免了在3000公里海岸线上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的不利局面。

当时，福建的公路和桥梁被国民党飞机炸毁了很多，为了保证战时能顺利运载机动兵力，省委动员沿海群众抢修公路桥梁。厦门的任务是抢修高崎机场，准备迎接我国新成立的空军进入福建担负防空任务。那时候的军用机场设施非常简单，简易跑道是用石子铺的。我们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失业的工人、店员都来打石子。厦门群众修机场的热情很高，厦禾路整条街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男女老少在打石子，夜以继日，昼夜不停。我也带了一批机关干部打石子，群众看到感到惊奇，说共产党的市长没有官架子，究竟和国民党的大不一样。

在福建沿海的战略部署中，毛主席提出"确保要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防御指导方针。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军大规模登陆，除了坚守厦门外，其他地方如漳州、泉州都不守，让他们进来，而且还要让他们来得多一些，我们往后退，然后切断他们的海上退路，把他们包围起来消灭掉。这正是我们"关门打狗"的拿手好戏。如果在海上挡住它，我们就无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况且我们没有海军，无法切断敌人的海上联系。让它进来，国民党的海军就失去作用了。

当时，中央下命令，要求厦门党政军民在敌人大规模登陆后能坚守半年时间。我接到这个命令，立即作了研究部署，决定青壮年干部都留在厦门，家属转移到后方去。厦门全市无论干部群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都表示要坚守厦门，保卫厦门，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我派市委秘书长孙文带两个干部到漳州、华安去查看后方，建立安排家属的后方基地。不幸的是，当他查看结束，与警卫员一起坐小船回来时，竟在九龙江激流中翻船殉难。我们痛失一位非常得力的好干部。

海峡形势日趋紧张之时，福建境内的匪特活动也更加猖獗了。台湾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来，并空投武器、弹药、通讯器材支援内地潜伏的匪特，企图对我沿海军队造成内外夹攻之势。中央军委决定解除再攻金门的任务，命令十兵团全力以赴进行剿匪，限定半年时间肃清福建境内的一切成股土匪。

福建历来匪患严重。由于解放战争的前进步伐太快，从十兵团入闽作战到全省解放不到3个月时间，我们打下的地方来不及清理；地方政权中缺乏得力的武装干部；溃败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逃往山区，与当地的地主恶霸相勾结，结帮成伙，控制山头，形成大大小小的股匪有280多股，4万多人，分散在60多个县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对我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福建剿匪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投入了5个主力师的兵力。

厦门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反特防奸斗争。毛森逃走前布置了一批潜伏的特务，其任务是"向共区内地推进，等待时机，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厦门解放时，这批特务流窜到漳州、泉州内地山区去。内地开展了剿匪斗争，他们又化装潜匿到厦门市来。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这批潜伏的特务开始大肆活动，他们拉拢一些流氓地痞、敌伪人员，成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鹭江行动纵队、厦鼓行动纵队，"福建游击总队"第四、八、十纵队，妄图在厦门举行武装暴动，颠覆我人民政权。匪特组织"中国革命联盟会"策划炸毁贸易公司、电话公司、思明戏院；"厦码独立支队"组织暗杀队，企图在国庆日全市举行游行示威时暗杀领导干部。原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特务，在市区密设电台，刺探我军事情报和港口轮船进出情况，指示敌机轰炸目标。1950年6月27日，敌机2架轰炸太古码头，死伤20多人，就是敌潜伏电台指挥的。

在厦门，这些反革命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社会上的流氓分子相勾结，明目张胆地行凶抢劫。厦门日报社楼下的一家商店，大白天被一伙匪徒洗劫了。国民党国防部"青年反共救国军直属行动总队"少校大队长吴在川，伙同一帮流氓在半个月内连续作案3起，都是抢劫店铺，杀害店主，恐吓停业。"反共救国军"特务庄国恩与日伪时期厦门市长李思贤之子李铁乘机勾结，纠集30多个流氓分子，入室抢劫、贩卖外币、伪造人民币，先后作案33次。据资料统计，从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之日起至1950年底，发生重大盗匪抢劫案106起，凶杀案11起。

我们根据中央有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精神，对那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开审判，杀掉几个罪恶昭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首恶分子，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在镇反中，我们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杀人控制得比较严。那些罪行比较轻而又愿意悔改的人，我们给予宽大处理，让他们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记得，当时省公安厅对镇反工作抓得很紧，要求我们定期汇报情况。有一次，省公安厅批评厦门"右倾"，迟迟不报名单，对反革命分子"打击不力"。于是，厦门公安局赶紧报了一个100人的判刑材料。名单报上去，省委、省政府很快批下来，其中有24人判了死刑。批文发到市委、市府，我看了，很惊讶：公安局上报这份材料，要杀这么多人，怎么没有经过市委讨论呢？一问，原来是公安局顶不住上头的压力，就急急忙忙上报了。

当时，林一心已调离厦门，由我兼市委书记。林修德当副书记，分管公安方面的工作。我说，市公安局上报的材料没有经过市委讨论，应当重新审查。我决定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政法三家联合成立一个审查小组，指定副市长张维兹负责，逐个审查案犯的犯罪事实，重新作出结论。张维兹接受这个任务时很犹豫。我问他有什么顾虑？他说："抗战后期在胶东整风的时候，人家就说我有右倾思想。现在我来复查这个案子，改变省委、省府的决定，人家会怎么看呢？"我说："不要紧，我们大家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你去审查，审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有问题我承担。"这样，他接受了任务。重新审查以后，24人中真正够得上判死刑的只有一个，否定了23个。这下问题大了，怎么办呢？我和市委委员（当时未设常委）经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如实地向省里写报告，派专人送去福州汇报。后来，省委、省府根据我们的意见，重新作了研究，批准我们只杀一个。

在镇反中，我们坚持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对上级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处理了这一件特殊的事。公安部门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纰漏呢？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当时法制不健全。运动之初，在中央下达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文件中，虽然对运动的重点作了规定，对重大案件的判刑程序作了规定，但尚未提出明确的量刑标准。1950年12月19日，毛主席给黄克诚、邓子恢的电报中强调"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到1951年2月22日，中央才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从《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下达到《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公布，前后距离半年时间。福建由于海防对敌斗争的特殊需要，反特反霸、打击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抓得早，而前期又无量刑依据，所以才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原因，镇反运动的发动阶段，从上到下都在反对"右倾"，都在宣传"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在一片反对"右的偏向"声中，而又没有明确量刑标准的情况下，厦门市公安局迫于上面的压力上报那一份100人的材料，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一个教训。

厦门的镇反运动，我们是很认真负责的。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应该那样做。如果我们稍有私心杂念，顾忌上面的批评，批准24人都杀了，那就会造成更大的失误。当然，那23人不是没有罪，而是罪不至于死。最后都分别情况予以判刑。

在处理匪特案件中，还有两段小插曲。

一个是"陈、颜特务案"。厦门刚刚解放时，基层干部很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经常被选拔到街道、区里当干部。国民党潜伏特务陈功、颜家珍乔装成一对夫妻，伪装积极，骗取群众的信任，混进鼓浪屿一个街道当上了街长。他们利用职便，四出活动，搜集各方面情报，定期用无线电发报机向台湾传送情报。我公安人员经过周密侦察，破获了这起特务案。从搜查出来的大量机密材料中，发现其中有关于陈嘉庚先生在厦门活动的材料。陈嘉庚1950年1月从北京回到厦门，然后又去了新加坡，到9月才返抵集美故乡定居。国民党特务对这位华侨领袖进行了盯梢，他的日常起居、外出活动的详细情况都被记载下来，传往台湾。陈嘉庚开头对镇反运动有不同意见，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后来看了特务记载他的材料，吃了一惊，才醒悟过来，积极拥护我们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

还有一个插曲，就是陈伯达的一个侄儿被判处死刑。罪犯处决后的第二天，陈伯达寄来一封信，说罪犯中有一个人是他的侄儿，希望从宽处理，免其一死。但是，罪犯已经伏法，难以更改，我们没有给陈伯达回信答复这件事。不料"文革"当中，陈伯达对此耿耿于怀，重翻老賬，在许多场合提到他在福建的一个亲人被害死了，并且点了我的名。造反派以此作为要打倒我的一个"罪证"。

（梁灵光，1916年11月-2006年2月，福建永春人，1936年2月参加革命，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3野战军第29军参谋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