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道君皇帝朱厚熜（五）——烽烟四起（三）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史料出现了‘十二月乙亥，海寇犯宁波、台州’的记录，嘉靖时期的另一个大患倭患正式拉开了序幕。
其实严格来说，明朝倭患在此以前就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停止过，而嘉靖年间的倭患大炽，早在明朝刚刚开国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史料中便出现了‘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的记录。
在朱元璋诏命日本幕府严管武士出境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倭患。
明朝前期倭患是真正的倭患，这些倭寇的主力是日本鬼子。而其后明朝史料中虽然倭患记录屡见不鲜，但是这些所谓'倭寇'基本都是以明朝人为主力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延绵不绝的‘倭患’，朱元璋负有极其重大的历史责任。
朱元璋在倭患平息后，依旧以此为借口继续实行严格的海禁，片板不得下海——大力推行闭关锁国。朱元璋这么做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想借海禁来防备蒙古汗国可能从海上发起的进攻，他好集中精力对付北方的北元。
朱元璋对海禁异常执着，他在世时三令五申禁止明朝国民与外番发生任何接触，连外国的商品都禁止国民持有。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有这段史料可见，朱元璋是一个做事就要做绝的人，也是一个做事总是能切中要害的人。他为了防止沿海海商为蒙古人当细作，禁止民间造能用于远航的海船，企图以此从根上断掉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可能。
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
东南沿海的海商世家从唐朝时期便已经开始从事海外贸易，到了明朝时已经世代从事海外贸易数百年之久。朱元璋为了防备根本不会从海上来的进攻，居然直接就要把人家捧了几百年的饭碗给砸了，可是别人岂会因为他的一道圣旨就乖乖就范呢？
既然在陆地上已经不能待着了，那我们就搬家吧。
早年海商为了逃避朝廷的关税，他们利用自己职业的便利在沿海岛屿上都建立有自己的秘密据点。因此当朱元璋禁止他们从事海外贸易后，这些海商便纷纷拔锚起航拖家带口迁居到了他们在海岛上的据点，继续从事海外贸易的祖业。
朱元璋对此的应对也是够绝的，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他颁布政令废昌国县（今舟山市定海区），将舟山岛及其周边岛屿的居民强行内迁。不但是舟山，明朝沿海岛屿上的居民统统都被内迁，朱元璋希望以此断掉海商们的补给。
并且朱元璋同时还派出舰队搜索近海岛屿，这逼迫海商们得不得向更加远离大陆的海岛迁移。
然而朱元璋严酷的禁海令，不但对海商也对沿海渔民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迫使一批世代以打鱼为生的渔民，也不得不也跟着海商一道远遁海外。朱元璋的禁海令非但未能对海商造成致命打击，反而使得他们身边聚集起了一大批追随者。这些渔民在打渔之余，常常加入海商组织的海盗队伍里干副业，他们正是‘倭寇’的主力。
远遁海岛上的海商和渔民繁衍生息，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他们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由于不能正常得到大陆上去，这些人遂常年从事不要本钱的买卖，业务能力也是越来越熟练，明朝的烦恼也随之越来越多。
因此嘉靖年间的‘倭寇’，正是因为朱元璋当年的政策失误获得了人力基础。
这些远遁海上的海商、渔民在明朝前期毕竟人数很有限，他们只敢小股流窜到明朝沿岸进行抢劫以获得亟需的生活用品。这些海盗抢几个沿海村子后就下海远遁，因为对于庞大的明朝来说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癣疥之疾，也就懒得搭理这些海盗了。
但是随着海商从事海外贸易大量积累财富，而他们和渔民们后裔数量的逐渐增多，他们对明朝的威胁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出现了倭寇象山（浙江宁波）的记录；而明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出现‘倭陷大嵩所’（今宁波的鄞州瞻岐镇）的记载。
这两次应该都不是真正的倭寇，而是沿海的中国海商集团以他们雇佣的日本武士为前锋，所发动的两次劫掠行动。
大嵩所是东南的海防前哨卫所，是从海上顺江前往明朝南都南京的咽喉所在。该地被海盗攻克除了说明明朝东南卫所兵朽不堪用外，也说明海盗的实力大大增强了。
为了应对倭患，明朝不得不在东南编制了备倭军。而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调往北京增强京城防务的军队中就有浙江的备倭军。
嘉靖年间倭患之所以成为明朝大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的大航海。
到达东南亚的西方船队对于明朝的瓷器、丝绸、茶叶非常喜爱，但是明朝不愿意开放口岸通商，这时的西方殖民者羽翼未丰，尚不敢直接用武力逼迫明朝开通商口岸。于是在明朝内部有关系，能搞到西方商人渴求的明朝商品的中国海商们，就成了他们争相贸易的对象。
在与西方人的贸易中，海商们获得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火绳枪，这让他们有了和明朝政府军面对面作战时的装备优势。因此明朝嘉靖年间的倭患，其实也是西方全球殖民行动对中国的一次间接冲击。
而明朝在海商集团战力大涨的同时，它自身的海防战力却在不断萎缩。
由于常年海上没有战事，加上北方蒙古人的威胁越来越大，明朝拮据的军费被倾斜到了北方长城沿线。随着时间点推移，当年曾经拥有世界最大舰队的明朝水师能够出海作战的舰船越来越少，到了嘉靖年间时期已经所剩无几。而且明朝水师常年疏于训练战力低下，基本上没有远离海岸的作战能力。
嘉靖时期，明朝的水师战力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水师甚至没有战船，只能靠招募渔船来凑数了。由于兵非素练，船非专业，于是便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
由于水师实在是太不给力，所以嘉靖年间明朝剿灭海上来的倭寇，居然出现了依靠戚家军、俞家军这些陆军的奇景。倭患能闹那么厉害，明朝海防废弛、明军水师萎靡、军心不振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
而至于陆上的明朝卫所兵，码字的前文已经说过了，卫所兵的底层就是奴隶。因此即便是在朱元璋时期，卫所兵逃跑都是日常发生的事情。随着朱棣之后，明朝对卫所的管理日渐松懈，明朝除了北部、西部的边防卫所外，其它各地卫所缺额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这也能解释为何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455年）时，一支50-70人的倭寇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陆后，上演的那神奇的一幕。
这一小股倭寇在明朝东南地区左冲右突，经过了杭州淳安，徽州歙县，绩溪、旌德，泾县，南陵，芜湖，太平府，江宁镇，南京，夹冈，秣陵关，溧阳，宜兴，武进，无锡惠山，苏州浒墅、杨林桥等地，才终于被明军合围消灭。
《明史》记载这群倭寇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
这伙倭寇杀伤了明朝4000余人十分夸张，这数字很可能是当地各个卫所为了把空额抹掉，因此故意夸大其词上报的数字。而这群倭寇之所以能奔袭数千里，很可能也是因为明军各个卫所为了渲染这群倭寇的勇武，故意不拦截放纵他们流窜各地，以便自己报的伤亡数字更容易被采信。
由于严重缺人，很多内地偏僻地区的关卡、渡口，因为抽不出人力值守而被废弃了。因此当海盗登陆时，沿海的警戒哨所往往都已经废弃了多年，明军失去了第一时间的预警能力。
建立前哨海防哨所对于防备海盗入侵的重要性，从一件明朝永乐年间的往事就可以看出来。
在永乐时期，明朝曾经遭遇过一次真正的倭寇。
当时明成祖朱棣任命刘荣为辽东总兵官出镇辽东，刘荣得知倭寇在辽东沿海出没的消息后，遂在辽宁省大连市的长海县外海的金线岛望海埚，建立了海防哨站以防备倭寇。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三十余艘倭船抵达先是抵达了马雄岛然后又驶抵金线岛，登上金线岛的倭寇遂对望海埚哨站发起了围攻。
获得警讯的刘荣亲率援军前往救援望海埚哨站，他在接近望海埚后将主力隐藏在山上，仅派少量步兵前往望海埚诱敌，同时派出一支奇兵断了倭寇的后路。
救援的明军与倭寇刚一接触就后退，眼见明军援军人少于是倭寇主力便追了上去。等倭寇进入伏击圈后，随着刘荣一声令下明军伏兵杀出大败倭寇。倭寇见中伏便想撤退，而此时抄后路的明军也适时杀出。
退路被截断的倭寇只得逃奔岛上樱桃园废弃的堡垒中负隅顽。刘荣据说故意放开了一条道路给倭寇，当倭寇离开堡垒顺着这条‘生路’向海边逃窜时，刘荣指挥全军发起了总攻。
此战明军共计斩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刘荣因此战之功获封广宁伯。
经此一役，直到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一百七十多年间再无日本武装集团敢于踏足辽东。
后世随着沿海警戒前哨的废弃，明军要等到海盗兵临城下时才后知后觉匆忙组织防御。然而由于常年武备废弛，守城器械和库存武器要么匮乏，要么朽不堪用。这样的明朝东南军队，自然只能成为倭寇刷战绩的存在。
所以嘉靖时期别看倭患闹那么大，其实并不是海盗有多猛，而是明朝的卫所兵实在是太废物了。
如果明朝能调动北方的边军南下对付海盗的话，码字的相信边军战绩比起戚家军来会只好不差。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海盗蹈海而来时，北方偏偏有一个煞星俺答汗在塞上大杀四方。
明政府这会调兵遣将保卫北京都来不及了，东南地区的海盗就只能南方各地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因此明朝政府命令东南沿海各省自行招募民团应对海盗的袭扰，最终也正是依赖戚家军这样的民团武装，明朝才将所谓倭寇给压了下去。
这一篇就到这里吧，下一篇诸位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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