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在知青中开始的招工浪潮，激动了千万知青的心，也波动了无数知青的家。我们的家终于在1973年走进了死胡同。她走了，留下未满三岁的儿子。我留下了，也许是永远的。

我选择了孩子。从此开始了既当爹又当娘的鳏夫生活。

那一年8月的一天。我为队上购果树苗一事，一早就到园艺场去了。儿子托给同队的知青大姐代管。傍晚回家才得知儿子今天下午掉进了茅坑！是大姐把他给拉了上来，两夫妇又赶紧挑来冷水给他冲洗干净。

睡觉前，我给儿子吃了一包“小儿安”，喝了一碗白糖开水。儿子告诉我，他是去捉蜻蜓时，滑进茅坑的。最后还说了一句令我终生不安的话：“爸，茅坑里的水好苦哟！”那粪水的苦味仿佛从儿子的口中流进了我心里。真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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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里，我被外面的风雨声吵醒了。开灯一看，儿子睁着一双毫无表情的大眼睛。有气无力地说：“爸，我想吐！”我一摸他的额头，好烫人！我担心的事发生了。怎么办？夜半三更到哪里去找医生？进城得走八里多路，何况外面风雨正大。

幸好家中的备用药多，我给儿子服了三颗退热片，加大了一倍剂量。怀着侥幸的心理，我紧抱着儿子坐在床上，默念着求上帝保佑之类的祈语，伴着风雨声迷糊到天亮。

儿子奇迹般地退烧了。但从此他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他惧怕各类大小的茅坑，从不走近它们。好在是农村，大小便的问题容易解决。其次是他极不愿离开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拖斗。

我可以少外出，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劳动，挣够养家的基本工分。麻烦的是：儿子经常半夜里发烧，吃点药后，第二天又退烧。他明显地瘦了。

母亲来信了。要我把孩子送回成都去。我理解母亲的心。她总是无怨地“分享”儿女生活中的坎坷。但她老人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等慢性病，曾几次晕倒在车间。

我不愿在她本应享受儿女天伦之乐的时候，再次承受哺养第三代的压力。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作出了决定。

那是“茅坑事件”二月后的一天下午，儿子忽然晕倒了，口吐白沫，手脚不停地抽动，脸色惨白得如同死人一般。一会儿，手脚不动了，眼珠也不动了，出气声也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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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懂医的知青正好在场，他说：可能是抽风！急忙按住儿子鼻下的“人中”。约一分钟后，儿子才发出了哭声。在场的知青、社员，包括生产队长向我表示了共同的意见：应该立即将孩子送回成都，彻底治疗！当晚我们就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那一晚在火车上，儿子又吐又闹。我一会儿要给他喝水、吃药，一会儿要清扫呕吐物，一直折腾到成都。

三代人又团聚了。家中一切如旧。母亲憔悴的面容上仍挂着我熟悉的微笑，但那眼神里分明藏着一种只有作为儿子的我才能发现的凄苦。看见母亲消瘦的身影，新增的白发，我真感到有愧啊！

儿子经过短期治疗，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但他却和我疏远了，他只喜欢亲近他的奶奶和小叔。一次吃晚饭时，一位院邻说了一句逗他的话：“静娃，你爸要带你回去了。”儿子“哇”地一声便哭起来，倒在地上，仿佛肚子痛得很厉害一样翻滚着。直到我母亲说：“奶奶不让静娃走，奶奶就喜欢静娃住在成都！”儿子才破涕为笑，一切才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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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邻居的这句话成了全家人调教儿子的“法宝”。我走的那一天，儿子居然不愿送我，只在大门口道一声“再见”，然后就跑回了家中。

他和我没有感情？不，我们有无数相依为伴的日日夜夜。他只是不喜欢我要去的地方，那里有他惧怕的茅坑，和一个没有妈妈的残缺的家。

为供养生不逢时的儿子，我开始拼命地劳动。一方面挣报酬极低的工分，一方面搞副业增加收入。队长也对我采取了特殊政策，默许我外出打工。虽然帮忙的时候多，但得到的报酬远比农田劳动高多了。

我可以经常给成都家里寄点钱回去，聊表儿子对母亲的心意，父亲对儿子的责任。当然，比起年老多病的母亲对儿子承担的责任，付出的艰辛差远了。

1975年，知青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招工、顶替、病残等原因回城的知青越来越多。眼看着熟识的伙伴一个个地走了，我也多次感到空虚和惆怅。我也是人，我也渴望能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过安定的日子。

我更希望能重新组建家庭，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在众多的知青中，我自身的条件最差。在世俗的偏见中，我那奇特的家庭形式，往往会招来疑虑的目光，最后得到一声同情的叹息。渐渐地一种新的打算产生了，特别是在我接触了两次招工机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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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成都钢管厂到西昌地区招工，正好我的一位同些属招工组成员之一。他不厌其烦地向组长介绍我的表现和一技之长，并再三叮咛我：“这是一次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说你有小孩！先把你招回去，既成事实后，娃娃的户口再想办法。”我感谢同学的善心，但更担心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果然，当招工组长看了我填写的年龄（当时29岁）和下乡的时间后发出了疑问：

“你结婚没有？”“没有，他主要就是想调回成都。”同学抢在我开口前说，他怕问题复杂化。

但第二天组长走访公社，我的情况就一目了然。同学受了批评。组长对我的现状表示了同情，但原则他是不敢违背的。

第二次，西昌铁路分局一位分管体育的领导见我象棋下得好，木工水平高，表示可以以一技之长的名义招我进分局工作。他的目的是充实他分管的棋队的实力。但孩子的户口不能解决。我再不能光凭感情用事了，我要面对现实。

我将想法告诉了母亲、同学和朋友，并请他们物色一个合适的人家，把儿子送出去。我不要任何报酬，也可以不留任何尾巴，但对方的经济条件一定要好，一定要是城市人。

结果，我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几十年来我从未见母亲发过这么大的气，她来信骂我：没良心，白把你养这么大！

这么多年都熬过来，如今儿子都五岁了，你还舍得送人！你不怕别人笑你，我怕！我是静儿的奶奶，孩子是我带大的，我不准送人！这铮铮的言词，足使我羞愧了许多日子。

以后的日子里，我只好违心地让母亲继续担起哺养第三代的重担。我呢，就在异乡背着锯子、刨子、斧头，出入在厂矿，乡村……

1977年知青政策的春风终于吹到我们父子的身上。母亲提前一年退休，我名正言顺地顶替回成都工作。带着儿子的户口，带着异乡的情谊，我又一次登上了归乡的列车。那一天成都车站接我的人真多，母亲和儿子也来了。当我走下列车，最先听见的是我的儿子叫爸爸的声音，那声调是那么的清脆，那么的响亮，那么的悦耳！

12年零4个月的知青生活结束了，我已从书生意气跨入了而立之年。12年里我失掉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特别是在最后4年多的日子里。我痛苦过，空虚过，绝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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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对我的支持，激励，使我能在困境中扬起生活的风帆，承受了命运对我的特殊磨练。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在最困苦的时候，我没有丢掉一样东西——做父亲的责任。我没有什么积蓄，但我很富有，因为我拥有——拥有一个贵重的财产——儿子！

作者：曾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