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21年4月9日

访谈方式:远程采访

访谈人:程亚萍

文字整理:张厚安

文稿审定:张厚安 程亚萍

张厚安近照

张厚安，男，1928年1月生，湖北汉川人。1949年考入中原大学，1951年被选派至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班学习，1953年毕业后返回华师（当时称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历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顾问，湖北省基层政权建设促进会副会长，湖北省政策研究会顾问。

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政治学、“三农”问题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文革”结束后华师政治学科重建的重要学者，也是全国最先致力于政治学重建的少数学者之一。创办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机构，提出了“理论务农”思想，影响深远。主编和撰写政治学著作11部，农村问题方面著作8部，主编“村治书系”3部，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5项。主持完成了“六五”“七五”“八五”3个国家规划社科重点项目。因长期专注于“三农”问题研究，被誉为“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严肃又活泼的中大生活

程亚萍（以下简称“程”）：1949年您考入中原大学，您还记得当时的校园环境和教学情况是怎样的吗?

张厚安（以下简称“张”）：1949年4月，因家乡汉川马口镇战乱不断、土匪横行，我和母亲逃到了武汉。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原大学招生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经过考试被录取。

7月中旬报到后，我被编入中原大学三分部46队，队里有100多个学员，多是高中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大批干部，中原大学的办学模式实际上就是开办短期干部培训班，其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革命道理，改造旧思想，尽快投身到新解放区的滚滚革命洪流中去。

中原大学的学习生活紧张、严肃、活泼，让人感到特别新鲜。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哲学、时事等。方法是老师讲课，学员坐在小板凳上听课并在膝盖上做笔记，课后分组讨论，强调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整个学习过程也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是要求学员真实地、毫无保留地向组织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同时，还强调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人生观。全体学员都享受供给制待遇，不仅不交学费，而且吃、穿和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牙刷、毛巾、肥皂等都按月发放。一日三餐都蹲在地上围着菜钵吃饭。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洗漱后就到对面武汉第14中学的操场去扭秧歌。上午、下午都是听课或小组学习，晚上自修。三分部主任是王自申、江涛和郭抵，46队队主任是王沂文，队干部（辅导员）有杨焰、张洪、员鳌固，他们都是从河南南下的中原大学前期的学员。在老师和辅导员的教导下，很快4个月过去了，我们毕业了。

1950年底，中原大学一分为三，分别为教育学院、财经学院、文艺学院，教育学院院长由王自申担任。在教育学院开学前，学院师生受到中南局教育部的派遣，要到中南六省考察中等教育的状况。我被分到河南省一个考察组，由张洪同志带队。我们一行6人首先前往南阳考察了南阳中学，之后又去了新县和叶县，而后返回武汉。等到六个省的考察队都回来了，教育学院才正式开学。

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当时就设在武昌大东门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旧址，只设有政治系、历史系。我被分到政治系并在小组担任学习组长，姚世雄担任生活组长。教育学院同样设有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这时虽然仍要求改造思想，但更强调系统讲授和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因为毕业后是要去教书的。当时的教师有陶军、陈铁、田家农、吴辅生等人，院长王自申还亲自为我们讲社会发展史。这时仍然没有桌椅，还是坐在小板凳上听课。经过8个月的紧张学习，我们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毕业了。

亲身经历的土改工作

程：在中原大学读书期间，您曾在红安参加土改工作，请您谈谈当时土改工作的情况。

张：1950年，当时的中南局决定在湖北省的黄安县（后改为红安县）进行土地改革试点，为期一年。并决定由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毕业生组成土改工作队，我也被指派为工作队员，参加了土改工作，亲历了这场伟大的变革。

土改工作队首先在孝感集训，目的是要提高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学习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政策。随后我们背着40多斤重的行装步行3天到达黄安县。当时的黄安，生产非常落后，田地荒芜，广大贫苦农民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绝大多数农民吃不到米饭和白面，都是吃红薯（当地人叫苕），而且还只是红薯根和叶子。

在我们下村以前，对那些被认为是有“重大劣迹”，有“民愤”的“危险分子”进行了摸底分类，并对其中最危险的人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下村以后，土改工作经过了几个较大的环节：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划阶级成分斗地主、镇压反革命和恶霸地主、分田地（包括地主的农具、房屋和财产）、复查、政权建设，然后转入发展生产。其中，发动群众和划阶级成分又是整个土改运动成败的关键。

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下村后，第一步工作就是要进行访贫问苦，找到一个几代人都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住户，也就是要扎正根子。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土改工作队员都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期间，农民手把手地教会了我耕地、栽秧、割麦子等农活，也培养了我对劳动人民更深的感情，加深了劳动观念。这说明，发动群众的过程既是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过程，也是自己接受他们教育的过程。

划分阶级就是要分清敌、我、友。正确划分每个农户的阶级成分，对所有的村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情，也是土改成败的关键。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对全村逐户摸底排队，摸清各家的人口、田地数量、基本财产和生活来源情况，并请大家互相对比、自查，然后在各户自查和互查的基础上出榜公布；最后采取自划和互划相结合的办法划分阶级。很快谁家是贫农、谁家是中农，谁家是雇农、谁家是地主或者富农就出来了。少数有争议的农户暂不定案，等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慎重处理。

分田地：根据政策在土改中先对地主的田地、生产资料和房屋全部没收。对富农则只是没收其多出来的土地，对其房屋农具一般不动。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土地、农具、财产不动。在分配中，先满足贫、雇农，叫做“填坑”；然后补给佃中农不足的部分，叫做“补齐”；对于地主分子及其家属则分给同等的一份。田地分完后，经过一段时间，工作队又组织复查。只有通过了复查，才算土改工作基本结束。

土改后，村子里掀起了办夜校、扫文盲、学文化的热潮。各村还自发地组织起了生产互助组，准备春耕生产。土改翻身后的农民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发自内心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

新中国最早的研究生之一

程：1951—1953年，您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班学习，能谈谈这段学习经历吗?

张：经过一年，1951年6月红安土改工作完成后，全体土改工作队员回到武汉。不久，接组织上通知：决定选派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8月初，由中原大学3个学院选送的20多个毕业生一起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并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最初，我被分配学“教育心理学”专业，但由于个人爱好，我和被分配学习马列主义专业的韩之梓同志互换了专业。当时，中原大学被分配到马列主义专业的共有11人，其中6人来自教育学院，即张瑗、陈冰、王启荣、刘镇豪、胡原和我。6人中除胡原因病提前返回外，最后学成归来的有5人。

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招收培养。教研室一些著名的教师如王南、张盘石、谢滔、高放等人担负着全校本科生的教学工作，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则由苏联专家担负。当时人民大学从苏联各高等院校聘请了一大批教授和专家、学者。负责培养我们的专业导师是莫斯科大学教授高尔尼诺夫和莱米佐维奇。

研究生的学习分为4个环节：课堂讲授、自学辅导、课堂讨论、考试。莱米佐维奇负责我们的辅导、讨论和考试。在讨论课中，往往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抢着发言，一块学习的老同志则反应较慢，所以老莱对我们这几个人印象特别深，也特别喜欢，其实对问题的理解，老同志比年轻人深刻得多。同时中国教员张盘石协助莱米佐维奇对研究生的辅导工作。

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专业的研究生其实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生。我们的学习是采取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布”是指苏共党内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派）为经，以马恩列斯的著作为纬，史论结合的方法进行的。

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课程外，哲学、政治经济学作为公共课也是苏联专家讲课，不过是几个专业的研究生合一起在大课堂听课。俄语课则由专家夫人们担任，她们也都有很高的学历，中共党史则是由中国教员讲课。1953年6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

华中师范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发展历程

程：20世纪50年代，学校成立了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请您谈谈教研室的情况。

张：1952年10月，学校由公立华中大学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并建立了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哲学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室等4个全校公共政治课的教研室。从中国人民大学回来后，我们学马列主义专业的5人都被安排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

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不仅担负着校内很重的教学任务，而且还担负着武汉市许多大专院校政治课教学和社会上马列主义的宣传任务。各个机关团体也纷纷到华师来请我们去做报告。特别在1954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后，武汉乃至全国更是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宣传普及马列主义的任务起初由中原大学南下的著名教员，如陶军、陈铁、高原、何汉、田家农等承担。后来，我和赵其田、张洪、杨宏禹、李定坤、张瑗、陈冰、王启荣、刘镇豪、胡原等年轻人也加入进来。这个时期，我先后在中南财院、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音专、武汉美专、省委党校等单位讲授过马列主义基础课程。

从1953年开始，因为教师少，公共政治课都是几个系同一个年级的学生一起集中在礼堂上大课。我当时担任两个大班的主讲：一个是中文、历史、教育三个系的三年级合在一起；一个则是俄语、数学、生物、化学四个系的三年级合在一起。学生对马列主义课程高度重视，听课认真，课堂讨论发言也积极。

1956年，政治系、历史系从昙华林老校区搬到桂子山校区新建的一号楼，我同时搬进了当时桂子山第一栋教师宿舍“老36家”，成为桂子山第一批居民。搬到桂子山后，4个政治理论课教研室都合并到政治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改名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同时另外成立了一个“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统一负责全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这时我也回到了政治系，从1958年起在政治系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并兼任教学秘书。

政治系的系主任先后是陶军、陈铁、高原等，总支书记是乔达世、徐彬、霍秉旭等，政治系今天已发展为多系所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1978年，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又从政治系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为学院直辖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1982年又由“科社”单学科发展成“科社”“政治学”双学科，接着政治学研究室又发展为政治学研究室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此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又进一步发展成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与中国农村研究院（也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后来几经变化又分开成为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

政治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校没有政治学这个单独的学科，改革开放后，各高校才开始恢复和重建这个学科。您是我校重建政治学学科的第一人。请谈谈您是如何开展重建工作的。

张：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重视政治和政治斗争、到处都充满政治口号、天天强调政治学习的国家里，各大专院校却没有单独设置政治学学科、开设政治学课程。虽然个别院校（如政法大学）按照苏联模式开设了国家与法课程，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在一起了，但是也没有把政治学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系统的研究和讲授。因此，长期以来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里，人们只知有政治和政治斗争，而不知有政治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在政治和政策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和失误都与违反了政治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客观规律、忽视了政治学的研究有关，所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多年对政治学有所忽视，现在需要补课。自此，人们对政治学的重要性开始有所认识。如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各省市社科院也先后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这时国内有一批高校教师和学者开始为恢复政治学学科进行了努力。我正是这群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员。

1980年年初，我参加了由湖北省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刁田丁教授发起的教材《简明政治学》的编写工作，并承担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部分的写作。1982年秋，我邀请了刁田丁和陈嘉陵两位教授（他们都是中原大学的老同志）协助我在华中师院政治系开设政治学课程，这在华师是开创性的，在全国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此后，我正式在政治系本科生和科社所研究生中开设了政治学课程。

接着，我参加了由丘晓、张宏生、王正萍、张厚安、王松、王邦佐主编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政治学辞典》。我校有望作定、孙盛廉等多名老师和研究生参加，编写工作先后在上海、苏州、成都开会讨论、修改，1985年春在武汉华中师院定稿。我利用这次全国高校政治学学者云集桂子山的机会，又另外邀请了人大、社科院等单位的一些学者，由我主持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学讲习班，从全国各地来学习的高校教师有200多人，有许多高校就是在派人来学习后才正式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此后不久，各高校都纷纷开设了政治学课程，从而把政治学从国家与法的课程中分离了出来。

1984年，由高原、我和胡原主编，科社研究所全所大多数教师都参加，合作编写的《通俗政治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在把政治学通俗化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6年，由我主编、王克安为副主编出版了《政治学》，该书在《通俗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篇两章，这两本书都受到了国内读者的普遍欢迎。另外，由刁田丁主编、我和陈嘉陵为副主编，合作编写了《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也获国家优秀教材奖和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我还另外编写了《政治学考试纲要》《政治学论丛》等著作。此外，我与丘晓、张宏生等还共同主编了一套“政治学丛书”，并参加了《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撰稿工作。

张厚安主编和参编的部分政治学著作

原来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是一个单一学科的研究所。1982年以后在“所”的下面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两个研究室。政治学研究室由我任主任，最早的成员只有张厚安、孙盛廉、胡原。项继权学成回来后也参加到政治学教师的队伍中来。接着王克安、郑邦兴、徐勇、徐育苗等一批原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教师，也先后转到政治学研究室来。自此我校政治学的教师队伍逐步壮大。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在课程设置上虽然是分开的，但是研究的内容却存在着共同点，二者是有交叉的。也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它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政党学说、民族学说、干部制度等，这些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不过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主要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它不仅涉及社会主义的政治，而且还涉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当然，社会主义政治乃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而政治学课程研究的对象则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制度、各种类型国家的政治。

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由张厚安、孙盛廉、胡原3人挂名申报的政治学硕士点获得批准，这也是国内政治学硕士点的第一批。这一年华中师大招收了第一届政治学研究生。到1999年华中师大政治学又获得博士点，并进一步发展到13个博士、硕士学位点。原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至今已发展成为政治学研究院。

中国农村研究中心创建发展

程：您创办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该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国内高校唯一的全国性农村问题综合研究机构。请您谈谈该中心建立的过程。

张：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开始专注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政治方面，如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基层政治组织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和治理、土地改革和土地流转等问题，被誉为“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我先后主持并完成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规划项目，出版了《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中国乡镇政权建设》《中国县以下层次区划模式》《开拓农村新天地—山东省莱西市村级建设“三配套”的实践》《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图书。其中，《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被评为1996年“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书并获一等奖。在此期间我发表的关于农村问题的系列论文也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一等奖。此后，由于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们进一步专注于村民自治研究，并出版了由我和徐勇主编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村民自治”等系列著作。

正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完成“七五”规划项目后，于20世纪80年代，在我的提议下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我任中心主任、郑邦兴任副主任。随后在“八五”规划项目实施期间，由于我们扩大了对农村问题研究的范围，于是将研究中心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我任主任、徐勇任常务副主任（这期间我离休）。后来，经教育部评审通过，正式把华中师大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后，我担任中心名誉主任（顾问），徐勇任中心主任，项继权任副主任。

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退下来以后，政治学学科和农村问题研究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各个方面都大大地加强了，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过去，在我从事政治学学科建设、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时，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当时条件十分艰难，无房子（办公室）、无经费、无编制。只是在我们研究工作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先后加入，我们的队伍才日益壮大起来。今天的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条件与过去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政治学学科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全国也得到长足、快速发展。毛泽东在咏梅中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乃是我今日的心情。

在“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新挂的牌子前，中心主任张厚安（中）与中心先后的副主任郑邦兴（左）、徐勇（右）合影

“理论务农”的思想理念

程：您提出了“理论务农”的思想，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请您谈谈“理论务农”思想的内容以及该如何贯彻执行?

张：在1982年湖北省政治学年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理论务农”的口号，接着我写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转换》一文。在文中我阐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应该研究当前农村的改革并将研究的成果服务于农村的改革。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我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面向、三个结合、三个服务”，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与农村的改革实践相结合、与政府的决策相结合、与我们培养研究生的任务相结合”，“为农村改革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培养合格人才服务”。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这些年来我们的研究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得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而它们的支持又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为其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依据。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面向社会，背靠政府”。直到今天，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仍然坚持着“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不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先后研究了乡镇政权建设、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土地承包与流转。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广泛的考察，然后由面到点对22个村进行了个案的比较研究，在对所研究问题形成一定的看法、有了一批成果以后，1996年，我们又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村治实验”。也就是说在20多年里，我们走了三步。我们把对农村问题研究的成果，亲身放到一个村子去实验，再去检验和修正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使之能更好地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这项工作得到了当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和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湖北省农委的大力支持。

必须强调，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农村问题研究上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就是因为有政治学学科理论的支撑，而我们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之所以能走在同行前列凭的也是我们在农村政治研究上所展示出的公认的成绩。从政治学的视角去观察、研究农村问题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必须保持这个特点和优势（这两方面也是互为因果的）。

三进红安的感受与思考

程：为了解中国农村问题，您常常深入农村调查，那么调研过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张：前面说过，1950年我第一次到湖北红安当时叫黄安县开展土改工作。1987年，时隔37年后，我又重返红安开展调查。进入县城，昔日破旧衰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路宽了，房屋整齐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是一个崭新的红安。

在红安县委和县民政局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来到了当年工作过的村子。一进村就看见一群老人蹲在一座房子的墙边晒太阳，我一边和他们打招呼，一边问他们：“你们认识我么?”老人们都摇头，表示不认识。我又问：“你们还记得土改时，在这里工作的土改干部是谁吗?”我话音刚落，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张厚安。”和我一同去调查的王克安教授立即指着我对他们说：“这个人就是张厚安！”老人们顿时精神大振，都站起来，仔细地瞧着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人。大家把我们迎到家里，一边忙着烧水泡茶拿出炒的瓜子、花生，一边向我问长问短，我也询问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和土改后近40年来村子的变化。当询问到过去一块搞土改的某个年轻朋友，今天已经成为当面不相识的老人时，莫不感慨万千。

接着我们又来到我工作过的另一个村子—田铺湾。进村以后，迎面碰到一个约80岁的白发老人正提着畚箕和钉耙在拾猪粪、牛粪。我与老人打招呼后，问：“您在土改中划的是什么阶级?”老人平静地答道：“地主。”我又问：“谁把你划为地主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张厚安。”我一阵震动。我接着问：“你恨他吗?”他回答是：“不。”我又问：“为什么不恨?”他说：“因为那是政策决定的，不能怪那个年轻人。”我又进一步问道：“你认识我吗?”他摇摇头。我身边的王克安教授介绍说：“这个人就是把您划为地主的张厚安。”听到这话，我见他也是吃了一惊。后来我们又走访了几家农户，就返回县城了。

张厚安（对坐右者）走访土改时工作过的农户

2007年，在土改57年后，我第三次来到了红安这块热土。1950年我们走了三天才到红安，这次坐汽车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改革后的红安面貌又有了新的变化，房子高了，山上有树了，农民也富了。在当地有关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昔日住过的村庄，看望父老乡亲们。一些与我同龄的老农对土改时的情景和土改政策都记忆犹新。回想在半个世纪前，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隔半个世纪后，我的手又和他们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共忆往事，令人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我走访的几个村庄，中青年几乎全部离村而去，有的甚至连孩子也带进了城，剩下的都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村庄昔日耍狮舞龙、踩高跷、迎亲嫁娶等热闹和喧嚣的场景也日益成为一种记忆。步入村庄，使人顿生冷落与荒凉之感。这种状况，虽然也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非农化”过程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盲目和无序的特点也值得重视。怎样才能改变今日农村“中青外出搞钱、老小在家种田”的状况，改变“务农的人吃亏、务农的地方吃亏、谁务农谁吃亏”的状况，怎样才能使农民对土地、农村和农业萌发出新的希望，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最想对学校说的话

程：您将毕生心血贡献给了学校，贡献给了教育事业，那么您有什么想对学校说的话吗?

张：首先是感恩，是爱。华中师范大学是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期由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华中大学、中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及高校院、系组成，而我是1949年7月考进中原大学然后到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再到华中师范大学的。今天，像我这样从20世纪50年代建校初期就进校目前还健在的老人已经不多了。可以说，如果没有华中师范大学就没有我的今天，是中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培养了我、教育了我并让我成长，我要感恩华中师范大学！我从21岁进入中原大学至今已有74年了，在这里有我的青春年华，有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我要高声地说：“华中师范大学，我爱您！”其次是怀念。在这74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许多同志和我学习、工作、生活在一起，是一辈子的情谊。我们同甘共苦，我们胜似兄弟姊妹，互不相忘。我忘不了昙华林老校区的“颜母室”，忘不了桂子山上的桂花树和“老36家”（老36家是桂子山上第一栋教工宿舍），忘不了我们的“往日时光”。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为了重建独立的华师政治学学科和为“理论务农”而战斗在一起、贡献了自己后半生而早我逝去的那些战友、同事、伙伴们，他们是孙盛廉、胡原、郑邦兴、王克安、吴志龙和项继权。华中师范大学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他们，是大家长期坚持努力的结果。今天在华中师范大学百廿华诞的喜庆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已逝去的战友，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最后，是希望与祝福。今天的华中师范大学，今天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已今非昔比，前程似锦！但是，为了学校更好的发展，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应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重视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总结1952年办学以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老校长刘介愚曾经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即华中师范大学到底应该如何办?到底要办成怎样的一所大学?我认为“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的校训很好，我和全体华师人一定要坚持校训指引的方向不辜负老校长的期望，努力把华中师范大学办好。我祝福华中师范大学早日成为一所国内乃至世界公认的“一流名校”！

程：好的，谢谢您。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