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亮：如椽之笔著信史——重读顾诚《南明史》|南明史|历史学家|史可法|永历|清世祖实录|科学家|胡宝亮|顺治|顾诚

作者简介

胡宝亮，山东菏泽人，1981年生。现为岳麓书社重点项目与学术著作编辑部编辑，副编审。2007年参加工作，2013年获“中国好编辑”荣誉称号，2014年获首届“湖南出版新人奖”。策划过“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3项，编辑有《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中国兵学通史•明清卷》等书，发表有《出版物历史类差错及防范对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巧用数据库提高编辑效率》《编辑怎样发现通俗文史图书中的错误》《我与古籍数据库》《E考据两例》等文章。对历史类书稿中的差错有较强的鉴别能力，善于通过微博与微信搜集学术信息，善于利用网络资源（如数据库、电子书等）辅助编辑工作。

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是一部关于南明历史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对南明史进行了全景式的书写，对具体问题进行了精深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新观点，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史学名著。全书文字优美，文采斐然，充满了生动的描写、精辟的论断、细致的考证，正如作者在序论中说 “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给读者提供一些较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论点”。这是“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陈梧桐语）。下面，笔者试从一名编辑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史学上佳之作。（以下所引该书文字均出自《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原稿有注释，今从简删除）

一

作者写作水平高超，文字富有特色，叙事颇为流畅，语言平实，通俗易懂，又不乏感情色彩，虽有大量史料穿插其中，但读起来全无生涩之感。南明史事纷繁复杂，但作者写起来极有条理，十分流畅，对南明时期的历史人物刻画生动。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读起来还能引人入胜，这是不多见的。这也是本书获得广大读者好评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作者史事分析与理论探讨能力极强，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史识。他每每能通过纷繁复杂的史料，抽丝剥茧，进行科学而客观的分析，厘清了大量纷繁复杂的史实，还原南明时期重要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因此，书中创见迭出，多为前人从来未论及者，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启迪意义。

作者对永历朝党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吴党”与楚党的实质——“吴党”是政敌捏造出来的，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朋党，而楚党则是真实存在的：

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无非是赞成联合原农民军共同抗清，在政治见解上比较相似，就被编派为什么“吴党”头子。仔细研究现存材料，不仅找不到他们同陈邦傅、马吉翔私下勾结的迹象，他们之间也没有抱成一团，操纵朝政的事，根本谈不上结党营私。楚党则是确实存在的，他们是明朝反动统治者的“正脉”，其特色是奉行既要抗“虏”，又要平“贼”的方针。正因为楚党实质上代表着崇祯以来明朝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在南明史籍中袒护楚党的相当不少，也容易为清朝统治者所容纳。

作者擅长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大势与战争态势进行分析与判断，这些分析与判断建立在坚固的史料基础上，鞭辟入里，实事求是，毫无书生纸上谈兵之感，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史才。书中例证甚多，试列举部分精彩的分析。

作者指出李自成部署山西防御、发动怀庆战役等行动都存在重大失误，反映了李自成在战略上的短视行为：

尽管他（李自成）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由于大顺政权覆败后档案材料毁灭殆尽，我们无法得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为什么连长期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刘宗敏也没有留镇山西。清军占领畿辅地区后，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大顺军发动的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把两路清军主力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

作者分析李定国收复广西全省的重大意义，也指出了孙可望因妒忌李定国而犯的重大战略失误：

李定国收复广西全省，功绩非常巨大，在南明史上堪称空前。它同1648年江西、广东反正来归大不一样，是力歼强敌大获全胜的辉煌战果。以前广西虽曾处于永历朝廷管辖之下，瞿式耜、陈邦傅以及忠贞营等却各自为政，不可能把广西经营成坚固的抗清基地。李定国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攻克桂林，使广西、广东清军闻风丧胆，本来可以先行稳定广西，相机收取广东部分地方，扩大南明控制区。可是，孙可望得知清敬谨亲王尼堪军即将进入湖南，竟下令调李定国部由桂入湘迎战。这一决策固然成就了李定国衡阳大捷，但从战略上看，孙可望本应留下一部分军队牵制辰州守敌徐勇，自己同白文选、冯双礼等大将率领主力入湘迎战尼堪。即使需要李定国出兵会战，梧州重镇也应留下足够的兵力防守。联系到下文所述清廷戒谕尚可喜、耿继茂等切勿轻易出兵广西，可以看出孙可望在军事部署上的失算。

作者对南明时期的历史人物做了实事求是的表述，这些评价见解独到，分析深刻，使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有些人物评价富有新意，与传统评价迥然不同。下面就列举一些书中对南明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

史可法一直是南明史籍极力讴歌的人物，作者在书中也肯定了史可法的民族气节，但对他的举止失措、无所作为提出了严厉批评：

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综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

在绝大多数南明史著作中，马士英都是一个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的奸臣形象，作者也否定其在弘光朝的所作所为，但作者依据史实，揭开了一个他人很少提及的事实，马士英在弘光朝覆亡后仍一直坚持抗清，最后遭到清廷杀害，对马士英的晚节予以了充分肯定：

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像。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

何腾蛟一般被认为是南明的大忠臣，很多南明史著作对其大为褒扬，认为其在湖广竭力筹划，力图恢复。但在本书中，作者对何腾蛟的批评是很多的，措辞也甚为严厉，直斥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但还是肯定了他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何腾蛟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应当肯定。但纵观他的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弘光时期他受制于左良玉，无所作为。隆武时期，他伙同湖北巡抚章旷排挤大顺军余部，收罗一批散兵游勇充当嫡系，又无将将之能，造成刘承胤、曹志建、黄朝宣等割据跋扈的局面。上文说过，隆武帝遇难，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攻湖南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作为全军统帅的何腾蛟却处处私心自用，唆使郝永忠偷袭反正来归的陈友龙部，挑起明军自相残杀，给清军以喘息之机；又悍然调走围攻长沙的忠贞营，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卒至以身予敌。南明之不振，用人不当是个重要原因。

对于只顾自身名节、不顾社稷民众的刘宗周，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作者对遭时人讥讽为首鼠两端的钱谦益做了公允的评价，还旁及王之仁、金声桓等反清将领：

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如果抓住钱谦益1645 年投降过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礼部侍郎作为定论，那么，王之仁、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笔抹杀。

作者通过对上述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使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客观化，避免了脸谱化，更易于读者正确认识这些历史人物，而这些评价中也体现了作者的史观。

二

作者在本书中使用的史料种类非常丰富，有档案、正史、官书、笔记、方志、野史、文集等多种类型，书后引用书目共计500余种，这使本书的史料基础特别坚实厚重。作者搜罗之广、用功之勤也可见一斑，真可谓“文章不写一字空”（郭小凌语）。

以笔者的浅见，作者运用史料最突出特点的是大量使用档案史料，如《清初史料丛编》《史料丛刊初编》《明清史料》《明清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以及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原件。档案史料因其原始性、客观性与珍稀性，在历史研究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其他种类史料无法替代的。这些档案史料中有大量揭帖、塘报、题本、奏本等一手史料，出自历史事件当事人之手，真实生动地记载了明清双方军事行动的具体情况，本书书写军事行动栩栩如生，如在现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运用了这些史料。

还有很多接近档案的史料，比如各种奏疏的刻本，虽然文字经过了处理，原始性打了一定折扣，但仍然是了解战事双方动态的好材料，如刘武元《虔南奏议》、胡有升《镇虔奏疏》、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郝浴《中山奏议》等。

广泛使用方志是作者运用史料的另一大特点，作者搜集了与南明史事相关的大量地区的明清方志，范围遍及全国。方志的使用大大丰富了历史事件的细节，提高了事件发生地点的准确性，弥补了正史、野史的不足或缺失。

作者运用史料的一大宏观特点就是史料来源多样化，每书写重大史事多征引多种史料，比如写某次战役，会通过敌对两方史料进行对读、比照，从而较全面地复原史实，降低了单方面记载的片面性、单一性、主观性。

南明史事非常复杂，而史料记载又多有不实之处，如不加考证就将史料拿来运用自然难以写成信史。令人钦佩的是，作者的考证功力极高，书中注释正文的精彩考证比比皆是，作者自言力求在史实上考订准确，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做到了。而且，作者的考证方法都明明白白地体现在注释或正文里，非常值得后学借鉴。完全可以说，单单是本书的考证部分，就是一部优秀的考据学实例教材。以下列举一些考证成果。

作者考证《江阴城守纪》的作者，指出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韩菼，而江阴抗清军民也并未击毙过清朝的三个王：

《江阴城守纪》叙述最详细，署名为长洲韩菼作，前有“康熙乙未孟冬月长洲慕庐氏韩菼谨识”的序文。谢国桢氏《晚明史籍考》轻信了这一说法。其实，这篇“韩序”一开头就说：“江头片壤，沾国家深仁厚泽，百有余年矣。”中间又说：“圣朝宽大，锡以通谥。”给明末尽节诸公赐以通谥是清高宗在位时的事，显然是乾隆年间一位有心者整理旧文，托名于韩菼。韩菼曾任清朝礼部尚书，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序尾康熙乙未为五十四年，韩氏已殁十一年。何况，《江阴城守纪》中记载攻守双方战斗伤亡事多不实，如说清朝七王、翼王、十王都在江阴城下阵亡，纯属讹传。韩菼在康熙时颇受宠信，参预朝廷撰述，以他的地位不可能不知道清初并无亲王、郡王或其他高级将领在江阴阵亡之事。史学界一些人疏于查考，既误信此文为韩菼所作，又据此推断韩菼地位甚高，所记必不误。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分析，作者大概是熟悉江阴城内抗清活动的一个文人，对城外的清军则不甚了解。

作者于注释中指出了其他一些研究南明的史籍存在的谬误，很有见地，纠正了沿袭已久的错误：

谢国桢氏说：“黄道周等劝潞王在杭州监国，他没有听从，反而苟且偷生的投降了。”（见《南明史略》第七十六页。）朱常淓降清是事实，但说他未出任监国则不妥。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七十七页记：“汉奸金声桓领导着清军进入九江，攻陷南昌，只有总督袁继咸拒守南昌，为清兵所执，不屈身死。”袁继咸在九江变乱后即被左梦庚裹胁随军，并未至南昌。谢氏所记与事实不符。

谢国桢《南明史略》云，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清廷“只封他为同安侯，叫他住在北京”（第一四二页）。按，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在顺治十年五月，目的是为了招抚郑成功，上距郑芝龙降清已过六年有余。

对史料本身的错误，作者也了然于胸，比如他指出了《清世祖实录》中的大量人名与地名因转译而致误，对研习清史者大有裨益：

魏国公徐久爵在《清世祖实录》卷十七中因满文音译误为徐州爵。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记同时被杀的有“鲁王等十一人”，理由是他们“不知感恩图报，反妄有推立，鲁王等私匿印信，将谋不轨”。这里所说的鲁王都是潞王的讹写。清初相当一部分档案是满文写成的，修实录时改译汉文，就常常发生同音、近音异字的错误。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九。按，文中把朱聿键误写成朱聿钊，是因为军中奏报用满文拼写汉字，回译时据音写作剑字，剑钊二字形近，誊录时误写。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五孔有德等奏报中说“伪内阁吴秉”等降。吴秉为吴炳之误译。他被俘后不久自杀，说他降清不妥。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五，王允成误译作王云程。

（陶仰用）《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及其他官修文书多误作“陶养用”、“陶养勇”。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周金汤误作“周进唐”。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洪江误作“红江”。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顺治六年八月丙午日（十九日）条下记：“时闻贼渠一只虎据辰州，臣亲领兵渡江趋辰州。又闻贼渠杜允熙据永兴，臣星夜趋永兴。”济尔哈朗的奏疏是用满文写的，实录译成汉文时因音近致误，辰州当是郴州，杜允熙即堵胤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焦琏误作“赵廉”。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七，郝永忠误作“何永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丰宁司误写作“抚宁州”。

凉水井在清方档案及依据档案修成的《清世祖实录》中误译为“梁瑞津”。

作者不仅指出了清代官书中的翻译错误，对当代人编译的史料汇编中类似的错误也予以指正，如：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版第三七○页。按，该书云：“逆贼伪镇南将军陈斌率沈奇镇伪总兵陆钱及其属下来降，……均杀之。”“沈奇镇伪总兵陆钱”系“神器镇卢谦”之误译。

有些明清之际的人物名字往往歧写，作者根据档案确定了他们的真实名字：

顺治二年二月初六日许定国给清廷奏本，见《明清档案》第二册，A2—138号。有的史籍记许定国二子名尔忠、尔显，误。

《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八一页，顺治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定南王女孔四贞揭帖。按，孔庭训在诸书中常写作“孔廷训”、“孔定训”，当以其妹孔四贞奏疏为准。

作者还通过对比文献来确定人名：

通城王蕴舒在瞿式耜《贤王宜优异疏》中作通山王蕴釨，符合明代宗室命名原则（见《瞿式耜集》第一二○—一二一页）。《岭表纪年》作通城王蕴舒有误。

至于其他史料中的错讹人名，作者更是火眼金睛：如王拱哲误写为王公哲，董学成误写为董成学，左梦庚误写为左孟根，等等，都被作者一一纠正。特别是许多有关明清之际的史学论著中常把佟养和、屯代并提，误为两人，作者极有见地地指出：

其实，佟养和就是屯代，或写作佟代、佟岱。

作者对《明史》《国榷》《清史稿》等一些普通史籍中的错误也多有指正：

钦定《明史》的作者竟然连本朝实录和档案也未能寓目，在卷三百九《李自成传》中采用吴氏旧文云：“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战役时间和情节全部错误。由此可见，《明史》在清代推为信史，实则谬误甚多。

谈迁《国榷》卷一○一记：“万历丁未十月癸未生由崧，戊午七月甲辰封德昌王。”朱由崧生于七月，谈迁误为十月；戊午为万历四十六年，年月全错。

《清史稿》卷二百七十《郝浴传》。按：吴三桂等统率的军队九月十一日至绵州，同月十九日至保宁，传中所谓“逾月，三桂乃赴援”，不确。此战役为刘文秀指挥，孙可望并未亲至四川，传云可望“薄城”、“引去”，亦误。

查氏（继佐）立志著史，但常有失误。如他在《鲁春秋》一书中开头就说：“乙酉夏五月，南都不守，……杭诸绅奉皇太后命敦请潞王朱翊镠监国。”把朱常淓误记为其父老潞王。记鲁王监国事又云：朱以海“甲申（1644），甫袭封四日而东师入兖州，王南奔浙江”，显然是把1642 年清军攻破兖州与1644 年大顺军接管山东两件事混为一谈。记绍武政权则说：“唐王朱聿镇据广州自立”，把朱聿误写作聿镇。

《岭表纪年》卷四。按，原文云永历三年三月黄应杰降清，“应杰为镇惠凤化伯”；同书卷二记永历二年封李成栋部将黄应杰为奉化伯。凤字为奉字之误。

南明历史涉及地域辽阔，地名繁多，稍不注意就会出错，而作者在此方面显示了非常深厚的历史地理功底。如三坡的位置，作者依据吴三桂的进军路线断定郭影秋先生的判断失误，因为吴三桂是由重庆向遵义进军，无论如何也不会行进到不在进军路线上的酉阳的：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五八页说：“《播雅》云：三坡有二：一为桐梓北六十里，一在酉阳。此处当指后者。”判断失误。吴三桂军正是由重庆、綦江、桐梓南下遵义的。

作者指出台湾出版的《郑成功全传》中有关隆武帝的一些记载有误，其中指出延平至汀州非一日可到，确实要心思缜密又精通地理才能看出破绽：

台湾出版《郑成功全传》附《郑氏三世大事年表》说八月二十七日在福建延平“成功与帝相持痛哭”，次日，“帝至汀州，即为北骑所执，遂及于难。成功道中闻变，伏地大恸，晕厥久之”（见该书第四一四页）。据王忠孝所记，日期稍误，延平至汀州也非一日可到。

《狩缅纪事》中记载，李定国向朱由榔建议：“此时移跸建昌，必经武定。但武定荒凉，必走宾州一路，庶几粮草为便。”作者指出：

按，宾州在广西；宾川州在云南，属大理府。《狩缅纪事》所记必为宾川州，传抄时脱落一字。

作者在叙述巫山战役时，提及清四川巡抚李国英派兵还下令把明军为运粮和兵员往来而铺设的浮桥砍断时特别指出浮桥不是跨越长江之桥：

巫山县城在长江北岸，城东为大宁河，这里讲的浮桥当是架设于大宁河上，而不是跨越长江之桥。

作者指出了一些古籍整理本或史料汇编中的注释、标点错误：

《朱舜水集》卷四，书简一，附《张定西侯来书》，见中华书局1981 年8 月排印本第四十一页。按，整理者注：“‘荡湖’水户本作‘荡阴’，马浮本作‘荡胡’，均误。‘荡湖’乃指荡湖伯阮进也。”荡胡指阮进，甚是，但阮进已晋封侯爵，清方文书中讳胡为湖，不应据以指荡胡为误。

《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十一—十二页。按，此件标点有误：“及查兴化之失陷也，全由于分守漳南道改调福宁道彭遇恺及按臣周世科，前委监军推官彭云骧、戴嘉祉等为之内应。今遇恺伪授兵部尚书，窜伏山泽，逆子家属现禁省城。”“按臣周世科”名字后面的逗点应去掉，否则将误认周世科亦为内应之人，实际上周世科当时在省会福州，并未反清。

作者指出《明清档案》中的影印揭帖比后人刻印的《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更准确，《奏议》本在文字上已作删改，这是极有见地的：

顺治九年八月十五日四川巡抚李国英“为再报东南大捷，仰慰圣怀事”题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二九五页；《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二三五—二三六页。按，此件最准确者为影印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五册，A15—59 号。《奏议》本在文字上已作删改，《选编》所收并非档案原件，而是从《奏议》转录。

作者考证出被风传为陈贞慧所著的《过江七事》，其实乃是弘光朝大学士姜曰广根据亲身经历所撰，从而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史料价值，而所列三点依据丝丝入扣，逻辑严密，特别是最后一个一锤定音，这种考证方式适足为后学效法：

《过江七事》是弘光初任大学士的姜曰广被排斥后记叙自己在南京的亲身经历之作，史料价值很高。清代一些学者见到的传抄本大概未署作者姓名，而陈定生（贞慧）著有《书事七则》，由于书名相似，误挂于陈定生名下。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柳亚子《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见《怀旧集》第一六八页）承袭其讹；拙著《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三四五页亦写作“陈贞慧：《过江七事》”。均误。只要仔细研究这部书，不难确定作者只能是姜曰广，其根据如下：一、陈定生一局外书生不可能知道其中委曲；二、书中所记过江七事全部以姜曰广的言行为核心，不可能为陈定生或他人所作；三、最重要的证据是甲申十月从北京逃回南京的张鹿征（曾出任弘光朝锦衣卫指挥使，清初改名张怡）著《羿闻续笔》卷一记：“南都初建，着数多舛，见姜公曰广所记七事。”其下引“计迎立”、“持逆案”、“正纠参”、“裁镇将” 等均节取姜氏《过江七事》原文。以张怡当时的地位和他对明代史事的关心，不致弄错作者。确定《过江七事》的著者为参与迎立并出任大学士的姜曰广，才不致将该书视为仅据风闻的泛泛之作。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指出被史学界广泛引用的《晋王李定国列传》是清末民初人士伪托明遗民刘彬所撰之文，虽未详述其理由，然足见其过人的功力与胆识。（按，此文出处可疑，且文中一些语言不像明末清初人所言，细节舛错甚多。）

三

笔者在重读《南明史》过程中，也发现零星不当之处，涉及文字、语法、人名、地名、爵位名、引用书目名、年代等方面，且列于此，笔者见识浅陋，恐有不妥或误判之处，请方家多多指正。

即或得辨释放,而行橐衣资巳罄掠矣。

此系引用洪若皋《南沙文集》中的文字，巳当作“已”。

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

此系引用杨英《先王实录》中的文字，不谷作“不穀”为宜。

清廷虽有内部倾压，但掌权者基本上能威福自操，令行禁止。

倾压当作倾轧。

哈哈教系孳安定国、混天猴等揭竿而起。

这是书中一则引用史料，出自乾隆二年《翼城县志》，“系孳”两字恐误，当作“余孽”。

各设鹿角了望，深沟木栅防御。

此系引用《台湾外记》中的文字，了望为不当简化，应为瞭望。书中还有两处“了望”，恐与此同。

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著仍只受。

此系引用《清世祖实录》中的文字，“只受”的“只”字系不当简化，应为“祗受”，意为恭敬地领受。

姚友兴等闻风丧胆，丢弃汎地南逃，新墙遂为清军占领。

汎地当为“汛地”笔误。

明军在朱大典指挥下凭城顽抗。

书中“顽抗”一词基本全用给了清军，结合下文对朱大典的褒词，此处“顽抗”使用不当，宜改为“顽强抵抗”。

他的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

危在旦夕系形容人，而非病情，此处可删去“病情”两字。

“潝潝訿訿”当作“噏噏訿訿”，出自《诗经》，意为小人擅作威福。

“潝潝”与“噏噏”同义，且《诗·小雅·小旻》就写作“潝潝訿訿”。

今西安破陷已真，虏既入陕，寇复入川，宣、云、秦、晋、东豫、荆、襄

东豫两字应断开，分别指山东、河南。

复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

郑鸿逵、郑彩不宜断开，或郑鸿逵、郑彩如旧，其他处顿号改为逗号，因为郑鸿逵、郑彩实为一镇。

顺治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清两江总督郎廷佐题本、驻江宁府昂邦章京喀喀木奏本、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吴孝力等奏折。

此处“奏折”一词不当，当为奏本，奏折之名虽最早出现在顺治朝，但作为臣下上报军政要务的文书，是康熙朝才有的。又，本书另一处噶褚哈等人的上报文书写作奏本，当为奏本。

当时驻守长沙的澧阳伯王进才建议调驻守常德的马进忠、王允才部前来长沙加强防守力量。

王允才应为王允成之误，就笔者所查，王允才不见于当时史籍。马进忠与王允成关系较好，多次联合行动，王允成后降清。桂林战役时，李定国还请马进忠劝王允成反正。

刘文秀派部将卢明臣领兵进攻。

明军守将卢名臣因兵力单薄，于十四日放弃重庆。

书中已指出卢明臣一作卢名臣，但在叙述性文字（而非引用史料）中不一致的人名还是应该统一一下。

李成栋即命部将罗成耀留镇肇庆，自己领主力进攻梧州。

永历四年（1650）八月朝廷给“东勋”（李成栋部将）杜永和、张月、李元胤、张道瀛、郝尚久、李建捷、罗承耀、马宝晋封侯爵一事时

罗成耀即罗承耀，应该选择一个进行统一。

原先跟随李自成东下的大顺军余部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营虽然同明督师何腾蛟达成合作协议

袁宗第、牛万财等人并没有采取一致行动

牛万才即牛万财，应该选择一个进行统一。

孙可望急忙派遣贺九仪、张明志领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

贺九义部兵五千人扎于武定

贺九仪即贺九义，应该选择一个进行统一。

清陕西巡抚黄尔性、驻防西安满军首领吏部侍郎哈哈木亲往咸阳会商进剿事宜。

靖南将军哈哈木所统满洲援军于十月十五日班师回京。

郎廷佐、喀喀木、噶褚哈、管效忠等人自知兵力不敌，不敢出城作战，因为出战必败，不仅使守城兵力减员，也将影响士气。

虽然三句话是表述的三个不同的时间、地点，但这里出现的两处哈哈木、一处喀喀木均为同一人，据《清世祖实录》《清史稿》，可统一为喀喀木。

冯甦《滇考》卷下

冯苏《见闻随笔》卷下

冯甦即冯苏，古籍均写作“馮甦”，应统一为冯甦。

明废弁万练乘变袭踞偏关，瓖即以练为伪偏关道。

义军总兵贺国柱见大势已去，为清军充当内应，义军总督万链自焚而死

万练即万链，虽然一个在引文中，一个在叙述性文字中，总归做个说明为好。

黄宗羲的这段记载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比如派杨文聪携带空头笺不问是哪位藩王迎来南京，拥上帝位，就共享定策之功，简直是一派胡言。

其间，只有杨文骢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把清政府派来招抚苏淞地区的黄家鼎等处斩。

杨文聪、杨文骢是一人，当统一为杨文骢。作者引文中有“乃使其私人杨文聪持空头笺”语，但查所引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刻本，实为杨文骢。

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

攻占南雄之后，清廷所派广东巡抚李栖凤即入城据守

李棲凤、李栖凤，这的确是两个人，但在古籍中两人均写作“李棲鳳”，要用规范字则的都应改为栖，用一个异体字来区分两人名字恐不妥当，建议出注说明不是同一人。又，高歧凤，清实录及各种野史、笔记均作高岐凤，再者根据命名的惯例，此人名字应为高岐凤。

清廷对抚、道、镇臣瓜分财宝隐匿不奏大为愤慨，把张学圣、马得功、黄澍和巡按御史

王应元革职，扭解京师。

抚、道、镇臣对应顺序应该是张学圣、黄澍、马得功。

由于变生意外，沐天波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在几名心腹卫士保护下带着官印、世袭铁券等物逃往西宁，途中由龙在田、禄永命保护来到楚雄。

云南州县卫一级并无西宁之地名，按照沐天波逃跑的方向，极可能是安宁。

洪国玉率部与福建清兵交战于江西省新城县（今婺川县）老山岭

婺川县误，当为黎川县。

兼之多铎部清军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趋南京。

1645年上半年，安徽作为省名出现不太妥当。

岔路口是清军临战前的驻地，双方交战地点在周家铺。

原文虽未分别说明阵亡地点，但多数是在岔路口战死则可以肯定。

作者意在说明清军在周家铺战役中伤亡较大，且第一句已经明确指出交战地点在周家铺，第二句中的岔路口宜改为周家铺。

其时声势特别浩大的是兖州府、济宁州、曹州府以至沂州府属蒙阴县。

山东曹州府濮州、范县一带从明朝末年以来就有所谓的“榆园贼”。

连续攻克曹州、定陶、城武、东明等府县。

当时曹州为散州，隶兖州府。曹州升府在清雍正二年。

部将随良玉之子左梦庚在东流县（今安徽东至县）境降清。

今安徽东至县并非明清东流县原址，两者不宜作古今对应地名。

他(李成栋）曾再次统兵翻越梅岭进攻南安府（府治大余），军势还相当强盛。

大余在当时称大庾。

李成栋部越过梅岭，分兵两路，一由龙南、信丰，一由南安（今大庾）、南康。

1957年，大庾改名为大余，应改为（今大余）。

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在清方组织重兵进攻镇江、瓜州以前，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匆促撤退。

瓜州应为瓜洲。

三月初四日尚、耿主力进至丛化县，明知县季奕声投降。

丛化县应为从化县。

李自成的三弟、原大顺政权磁侯田见秀、义侯张鼐、武阳伯李友、太平伯吴汝义却在彝陵口带领部众五千余人向清军投降。

磁侯为刘芳亮，田见秀爵位为泽侯。

祁三升由威宁伯晋封咸宁侯

《狩缅纪事》《安龙逸史》均记为咸宁伯，且从文中也能看出从伯晋侯，前缀地名不变，况本书前文也有永历帝封祁三升为咸宁伯之语，此处应为咸宁伯。威宁伯另有其人，是刘文秀部将高承恩。

杨武伯廖鱼领兵六百名

南明永历政权所封侯伯几乎都以地名为前缀，无杨武之地名，《庭闻录》作扬武伯，恐亦误，《续云南备征志》作阳武伯，当是。

杨武持两端观望，一面同清方联络，一面又派刘入缅寻找永历帝，为他求得加封颖国公的敕书。

颖国公，《行在阳秋》《小腆纪传》作颍国公，永历政权命名国公多以地名为前缀，如淮国公马宝、叙国公马惟兴、广国公贺九义等，当以颍国公为是。

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二月， “加大学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吏、兵两部尚书、督师经略川秦楚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封王光兴荆国公、郝永忠益国公、刘体纯皖国公、袁宗第靖国公、李来亨临国公、王友进宁国公、塔天宝宜都侯、马翔云阳城侯、郝珍（贺珍之误）岐侯、李复荣渭源侯、谭弘新津侯、谭诣仁寿侯、谭文涪侯、党守素兴平侯，从文安之之请也”

（李定国）另派使者联络原驻四川酉阳宣慰司的宁国侯王友进、荆川侯王光兴领兵由思南府攻湄潭，借以多方牵制清军。

据第一条，永历四年底，王光兴已封荆国公，王友进已封宁国公，第二条的事件发生在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叙事不应用荆川侯、宁国侯称呼王光兴、王友进。

杨武降清事在刘《狩缅纪略》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此书书名为《狩缅纪事》。书中其他地方也作《狩缅纪事》。

邝露《邝雪海集笺》卷七有《扈跸临雍归自中书堂呈苏相国一百韵》

邝露号海雪，这本书叫《邝海雪集笺》。全书中这个书名都错为《邝雪海集笺》。

连城璧《蹇愚集》

连城璧《蹇愚录》卷一《甲午正月十三日疏》

书中既有《蹇愚集》，也有《蹇愚录》，据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应为《蹇愚集》。

《清代档案史料汇编》第六辑

《清代档案史料汇编》应为《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谭泰乘胜挥军前进，在七月初十日包围了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