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军人做到将军,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仅拥有战斗丰富经验还有优秀的指挥作战能力等等。从一个一般士兵成长为将军的道路注定是充满热血与激情的,相伴着无数的困难险阻和对生死的考验。而在72年,175名将军复出工作竟然遇到尴尬问题。
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将军们,各大军区都不要呢?
周总理又是做了哪些工作才顺利完成这项任务的呢?
时间来到1972年初的时候,按照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决定,对于被下放的一批开国将军重新落实工作,安排他们正式复出。
当时,毛主席首先是听取了周总理的汇报,此时的他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周总理借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尽快制定一个落实老干部恢复工作和正常生活的政策。对此毛主席表示同意,正式将这个问题交给周总理解决,并且两人商量决定,整个方案要秉持两个原则:“从上到下,由易到难”。
这是一个复杂且艰巨的任务,而且涉及面广,需要考量的因素又极多,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觉得,也只有周总理亲自统筹安排他才放心。
统筹事迹:
进入1960年后,我国粮食面临着十分紧张的局面: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销10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与此同时,可供粮食周转的库存十分紧张,周转调拨极为困难。
周总理亲自指挥,统筹全局,使用国家手中的机动粮,并进行地区间的粮食调拨,以解决一些地区的燃眉之急。他要求粮食部门及时将各类粮食报表送去,自己一张一张地审阅,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解决。
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保存着的32张粮食计划报表上,密密麻麻地留下周恩来笔迹计有994处,其中用红蓝铅笔标记639处,调整和修改计划数字207处。
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周总理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那段时间,他每周多次约粮食部门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谈话。商量这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周恩来让他们当晚将计划表做好,让计划司司长送来。当粮食部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周恩来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
另一次,周总理同相关工作人员研究分省的粮食计划调拨安排,当排出表格后将数字相加时,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怎么也平衡不了,一时查不出原因。
周总理戴上老花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计算后,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增加了5000万斤,加了没有?”问题正出在这里,是把这个数字漏记了。周总理在表上加上这个数字后,再打算盘,果然收支就平衡了。
在全国粮食供应最困难时,总理处理事情仍非常沉着冷静,着急也不溢于言表。他了解情况,问得很细、很深入。比如:全国哪些地方最困难?有多少生产队人均口粮八两?对河南、安徽、甘肃、四川等困难省,还要统计好的、比较好的、中等的和差的生产队各占多少。搞生产队生活安排时,把糠菜都考虑进去了。
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在这2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讲话和谈话就多达115次,
为此,周总理特地设计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记载各省(区、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调拨的收支等情况。一看这张表格,就能够一目了然地知道各地粮食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的具体情况。周总理将统计数字看得很细,牢记在心。当他到各地视察时,对当地的粮食情况,有时比当地领导同志了解得还清楚些。
正是因为工作的复杂艰难,让他处处细致规划,因此就又遇到了像复员将军们的艰巨任务,而周总理还是一如既往的从细致的小事入手。
搜集资料:
周总理接手这项目工作后,因为这件事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必须要有一个有经验、有能力、有原则,还要能够灵活应变的工作班子。他经过了几天的缜密考虑,决定让在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田维新来挑头,并把具有丰富干部任用与管理经验的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抽调过来,给田维新打配合。
为了不落下任何一个老将军,田维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处跑,挨家挨户地寻找这些老将军。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按照这些将军最初下放的线索,向当地最基层的单位去电去函查询了解。
好不容易确定好可以复出工作的将军的名单,第二个问题又凸显了出来。因为多年艰苦的体力劳动与生活,再加上这些开国将军年龄都普遍不小了,很多人的身体都出现这方面或那方面的问题。
周总理沉思了一会:“对于因为身体原因,实在无法胜任的,就按离休处理;对于身体有问题,能治疗的给予治疗,需要康复的给时间康复,复出工作的事可以适当后延。”
最终经过田维新的统计,一共有175名老将军需要复出。这些老将军大多都是在战争时期为祖国立下汗马功劳,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因为各种理由而在家赋闲。
逐个解决:
周总理为了避免给各军区以及政治部同志造成太大的工作压力,开始化整为零,逐个解决这些平反将军的安置问题。鉴于当时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岗位已经全部满员,因此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只能是委屈一些老干部降级使用。
于是田维新根据名单上的情况,首先是上将陈再道和中将钟汉华解决复出问题。接下来就是给陈再道将军安排岗位,在各大军区中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此后,田维新已经不知道打了多少军区电话了,电话那头依旧是拒绝。眼看没有办法,周总理出马了。
“陈再道将军与钟汉华将军的工作安排怎么样了?”
“唉!总理,军区司令员都是拒绝的。”
可是连着打了七八通电话之后,各大军区的回应不是满员了,就是没有相应的职位空缺。当时为了给陈再道安排一个大军区副职,找了两个军区,对方分别回应是,陈再道可是他们的老领导,让老领导当副职,工作恐怕很难开展。
化整为零:
对于复杂的问题,一般要想顺利完成,就要化整为零,逐个解决,对于这个方法,之前的工作人员也跟周总理展示过。
1949年8月,此时距离中共中央筹划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各项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不过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中南海怀仁堂的音响问题。
作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周总理当下就急了,一通电话打到了通信部。此时,王诤是解放军通信部的部长,而傅英豪则是通信部技术处处长。
王诤一边示意傅英豪暂停工作汇报,一边接起了电话,可没想到刚拿起电话就劈头盖脸迎来了一通斥责。总理严肃说道:“现在怀仁堂的音响声音是一个大问题,那边的同志反映会场内有严重的回音,不少区域还有声音小、声音模糊的情况,这是肯定不行的。”
在一旁听电话的时候,傅英豪就大概猜测到了问题的原因,他相信只要把音响位置布置妥当,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怀仁堂就是一处面积非常大的四合院,院内覆盖了一层铁皮屋顶,这让它看起来更加坚固和神秘。随后,傅英豪按照经验将一组音响喇叭分别摆放在礼堂的上下四方位置,但发现声音会出现冲撞,回音也经久不散。
几天时间过去了,傅英豪的工作陷入了停滞,他再也没有了一开始的轻松,每天抓耳挠腮的思索音响布置问题,但迟迟不见进展。
大家都在为音响的事情发愁,直到吃饭时还在讨论解决方案。不知不觉中,大家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到了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甚至有人当场背了出来。
“化整为零。”
忽然间傅英豪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句话。不停的嘀咕了起来。一旁众人都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一个劲地追问。
傅英豪想到了一个操作起来十分简单,那就是把声源化整为零。既然现在迟迟解决不了回声问题,那何不把原本的单独声源分割开来,声源音量尽可能降低,回音自然也会随之降低。
随后众人从北小街器材仓库中找来一组军舰上使用的扩音喇叭,接着把怀仁堂礼堂划分为九个部分,每个区域装上一个喇叭。
次日清晨,中南海所有的工作人员齐聚怀仁堂大厅,共同检验效果。对着话筒说出了第一个字,而会场内各个角落的测验人员纷纷举手示意声音很清楚,回音问题也几乎被降到了忽略不计的地步。
而就在众人卸下一身担子的时候,周总理突然间又下达了一个任务,要求不光台上发言时不能出现杂音、回音,台下其他话筒也要具备同样效果。
傅英豪等人同样采用了化整为零的方法,将会议现场的电话总机分割为几十个区域。会议开始后,哪个区域的人员发言,会场一旁的工作人员就将该区域的线路接到了喇叭上面。
如此一来,台下众人的发言也能清晰地传遍整个会场。
顺利解决:
不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打了几天的电话之后,终于有一位军区司令欢迎陈再道将军复员。他便是福州军区的司令员韩先楚。
虽然韩先楚依然是司令员,而陈再道则是副司令员,不过韩先楚却从没有将陈再道当做下属对待,反而是与当年一样,敬重的对待这位老首长。
随后经过周总理跟韩先楚的系列的谈话,一下子就去了王建安、陈再道、李志明三个开国上将,成了一个拥有四名上将的军区。
除了以上三位“上将副司令”,包括之后的杨勇、廖汉生中将,都在平反之后由周总理亲自点将,安排在军事学院等单位任职。
周总理也清楚,这些工作难度极大,单是依靠总政治部推动工作,实际上根本无法迅速解决问题。于是,周总理就这样不厌其烦的亲自一个一个解决,直到将大部分问题全部逐一解决。
而且周总理还明确自己的立场态度。任何事情只要出现问题,他都要亲自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就极大调动了各地干部的积极性。
就像尼克松总统曾这样评价: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注意细节入手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这一观点进行的。他既能亲自照料每棵树,也能够看到整片森林。
周总理正是用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和卓越的工作才能,正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特别是在国际统战工作中,说服、影响、争取到了许多人,团结了更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仅有利于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争取到舆论上政治上的主动权,不仅为新中国的事业、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周总理处理化整为零的解决复员将军们的等等事迹,都可以看出在周总理的具体筹划指导下,体现了他原则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英勇机智,沉着坚定,也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值得我们拥有铭记!
周总理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为宗旨。正是因为无数像周总理这样为国家无私付出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今日的祖国才会如此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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