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网络

作者 | 郑渝川

本号原创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至20世纪30-40年代，大量分布在印度西北部地区的锡克人，从旁遮普出发，前往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上海等由英国管辖或由英国人担任主要管理者的租借地。他们中的部分人被聘用为警察，成为上述地方打击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的重要武装力量。

在上海和香港等地，印度锡克警察当时被市民称为“印度阿sir”，最终演变为一个极具戏谑性的称呼“印度阿三”。

上海和香港民众对于外族警察的到来与存在，产生一定意义上的排斥态度。而历史研究者在提及锡克警察时，也多聚焦于其象征意义，也就是其角色的产生，本身就是中国口岸、被强制租借城市的半殖民地化，代表着中国相应丢失了相关治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象征。有些人甚至认为，锡克警察凌驾于半殖民地化的中国香港和上海民众之上，言外之意将其纳入了买办阶层。

实际上，在近代大历史视角下考察锡克警察的角色，需要回归到锡克移民大规模迁徙的历史背景。锡克人像是19世纪中期和晚期大量迁徙到美国的中国移民，或者20世纪中期至今选择到海外谋生的菲律宾移民那样，之所以选择移民，目的就是在于挣到更多的钱，从而养活家人。在中国香港、上海等地工作的锡克人，会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汇给旁遮普的老家。与不同时期的中国移民、菲律宾移民所不同的仅仅在于，锡克移民会被大量聘为警察。

为什么英国人会在自己强征的租借地聘任锡克人做警察？新出版的《锡克警察》一书中，长期致力于研究全球史、近现代印度史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就指出，首先，加强警察力量是19世纪下半叶英帝国所有辖区的共同趋势。

一方面，英帝国的本国地区，来自不同殖民地的移民逐渐增加，而伦敦等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客观上就增强了治理难度。另一方面，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存在着民族主义觉醒，以及工业化、城市化激发阶级、阶层冲突，还有就是不同种族、民族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矛盾滋生的问题。

其次，英国主导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还有就是港英治理当局，曾经尝试过聘任英国本土警察，人手则从英国退伍的士兵、水手中选任，但事实证明，这项举措花费甚大，如新加坡1880年在教育、医疗上的政府支出是近4000银圆、41000银圆。花在警务上的开销就超过了11万6千银圆，但效果很差。而且，英国等欧洲国家到东亚地区工作的人，对于中国人、（新加坡）华人存在种族歧视，也不愿意掌握中国语言。

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不在香港、上海招录本土居民做警察呢？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有诱惑力的想法，因为本土警察开支很低，还有语言优势。但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长官很快就发现，本土化的警察很容易陷入人情纠葛，甚至主动成为灰色产业的庇护者、操控者。对于本土警察的反感，香港、上海本地市民甚至要高于英国殖民者。

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决定沿用英属非洲殖民地的经验，将骁勇好武的旁遮普锡克人列为聘用对象。如书中所解释指出的那样，锡克人主要集中在旁遮普，人员规模相对较小，对于危及任职地殖民统治秩序的可能性较低；而锡克人曾经在印度叛乱时坚定地站在英国人一方，显现了对英属印度的忠诚。

锡克警察最初在新加坡等英属马来亚殖民地上岗，反响良好。随后就被引入香港警队。上海工部局在试图引入锡克警察时，曾引发持续的反对，一种代表性意见就是上海市民以及印度人以外的外国人与锡克警察对话可能存在巨大困难，但事实证明，锡克人对于英语和汉语很快掌握，而且这一群体在香港和新加坡履职时，也展现出很强的专业素养，并未出现批评者所指的滋扰市民的严重问题。

这本书以1906-1911年在上海警察局任职的锡克警察伊赛尔·辛格为例，对锡克人群体移民上海租界的具体背景进行了分析。书作者认为，像伊赛尔·辛格这样的个体，并不是一直受殖民政府操控的无声的臣民，而是尽其所能在居住地发挥了积极作用。而锡克警察的团结程度也大幅超过同时期很多国家、地区的其他民族外来移民，积极抱团，从而多次促成了殖民地治理当局为之涨薪、改善劳动环境。

书中还探讨了移居海外的锡克移民，以及印度旁遮普的锡克本土居民，是如何在近代民族主义大潮中参与到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事业之中，并与中国等锡克人移民进入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民族主义团结建立起密切合作。这种参与让当时的香港、新加坡、上海等租借地的英国治理当局，以及英印政府深感紧张。

《锡克警察》这本书指出，锡克人在20世纪初的世界各地，享受着不同的身份待遇——在中国上海的外国租界，锡克人成为了执法者，但在温哥华或旧金山，就又蜕变为了弱势的亚洲移民，与华人移民一样，遭受北美当地白人的严重歧视——正是基于此，北美的锡克精英的斗争精神特别顽强，在20世纪20年代转回到中国上海，致力于打破英国在印度乃至全球很多地区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