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主席表弟文强，在黄埔与林彪打架，后成军统特务，坐26年牢。

解放后，在功德林中接受改造的“国民党高级战犯”中，有一位叫文强。文强是一位经历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早年曾经是一位名震川中的革命者，曾经多次被叛徒出卖，每次都神奇脱险。

《文强口述自传》里说的：他是主席的表弟。据传在功德林改造时，文强还这么说：我曾经是为红一师的师长，主席是我表哥，朱是我的上级，连林彪都只是我的部下，周总理是我的老师。

1907年9月19日，文强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良好的家庭氛围早早培养起了文强较高的文化素养。据传文强家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曾经在日本留学过，和当时同盟会成员骨干孙中山、蔡锷和黄兴等人都有过交往，受此熏陶，文强即使年少也早早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而其本人一直到中学为止都在长沙的贵族学校就读。

文强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毛主席的亲戚关系。毛主席的母亲叫作文七妹，她是文强的姑母，文强因此与毛主席是表兄弟关系，毛主席大文强17岁，中学的时候，他和毛泽覃是同学，所以和毛主席兄弟接触得比较多，因为文强最小，毛主席兄弟俩都比较照顾文强这个小弟弟，几人感情非常好。由于毛主席比文强大，喜欢和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便经常和毛主席争辩，而文强这种倔强执拗的性格，也在他日后的人生中有所体现。性格决定命运，在文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1925年，18岁的文强在毛泽东同学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建议他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文强将母亲给他的金镯子卖了作路费，带着毛泽覃乘船前往广州。8月，他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进了黄埔军校，而毛泽覃却落榜了。在黄埔军校，文强和林彪、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同学，也曾经因为小矛盾和同宿舍的林彪打过一架。

1925年，文强参加了老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何其有幸，恰同学少年，接触到的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精英人物，在他心中，这些同志也曾是最重要、最宝贵的，他亦愿与他们并肩战斗，不论生死。

1926年，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之后，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邵力子又介绍文强加入了国民党。

在国共合作时期，文强成为了特殊的"跨党学生"。在国共分裂之后，文强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并退出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文强因为身份暴露，不得不紧急撤离。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文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申辩无效之后，一气之下，未经组织批准，就去上海找周公申诉。

但是，当时正是顾顺章叛变的时候，上海风声鹤唳，文强最终也没能找到周公。不过，他擅自出走的行为，却被罗世文抓住不放，直接把他开除了。

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

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过他。之后他发表了言论指责了湖南军阀何健被捕入狱了，还好被黄埔军校的同学给救出来了，然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

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

1940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会员。

文强在国民党军统局工作，深得军统头子戴笠的信任。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文强根据所掌握的情报分析出日军将进攻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珍珠港。不过因为人微言轻，当时大家都认为日本再疯狂也不可能向美国开战，所以该情报没有受到重视。结果，日军于12月7日对珍珠港发动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这一事件让文强名声大振。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

文强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收集日军情报、策反伪军军官以及组织抗日武装等工作。豫湘桂战役期间，文强率领2000多军统人员，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这一行动,文强干得相当不错,不仅有效地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而且训练班无一人伤亡。

对比国民党军千里大溃败，文强这一手确实玩得不错。正因如此，1945年戴笠提拔文强为北方区区长，统管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和察哈尔等广大省区的军统工作，晋升为中将，这一年，文强才38岁。

抗战胜利后，文强先后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到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中国古代名篇《千字文》有言“知过必改”，但是文强却没有这么做，这也许是给他带来长达26年牢狱之灾的重要原因。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因文强性格执拗，对当年被处分之事仍然耿耿于怀，认为是组织冤枉了他，才导致其脱离组织、走了歧途。因而在改造期间，他拒不悔过，拒绝写认罪书。

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