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为出人意料而又令人确信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所谓“大槐树移民文化”这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并非从其发生之时(明初）便开始成为一个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而是在距今百年左右的清末明初，才逐步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今日似乎人人耳熟能详的“文化母题”。而另一方面，就“大槐树移民文化”之缘起，也即明初大移民的实际状况看，按照有关专家的统计，据《明史》《明实录》以及《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记载，明朝大移民从最早的洪武三年（1370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47年中，山西共经历18次大移民，移出人口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移民姓氏达881姓，移出人口总数，专家估计在百万之众。

由此就可以看出，这些移民不可能皆是从洪洞一地移出，按照以往理解，其他地区的人口皆集中到洪洞，再分批迁到各地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比较可信的历史事实，是彼时山西各地在数十年的时间内分别迁出的，当然是以经济更为富庶、人口更为密集的晋南地区居多。而广为流传的那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其实仅仅是移民迁入的黄淮地区流行的一首歌谣，被百年前的一些忧国忧民的文人墨客挖掘而出，在异族入侵、生灵涂炭，中国民族亟需精神凝聚力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一种与历史传统和民族记忆发生巧妙勾连，甚至多有再造的新文化运动。

如同中外历史上的若干“文艺复兴”，看上去是重新提起历史既有之物，但实质上是以复古的名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很多学者已经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这一课题，他们甚至发现，许多一直以迁入南方地区的客家人，原先的族谱并无迁出地的明确记载，但自民国“大槐树移民文化”渐渐广泛流布之后，他们修订族谱的时候，就把迁出之地悄然改成了洪洞，以“大槐树移民”自命，从而使自己的文化皈依变得更加牢固。这种现象并非个别。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寻根热”的出现，山西大移民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许多移民迁入地也纷纷重修族谱，大家慢慢地都成了从洪洞大槐树下迁出，看着老鹳窝一步一把泪离乡背井的移民后裔。而其中实情如何，迁自何方，反而漫漶不清，殊难分辨了。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是所谓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突变与选择”理论的又一个验证。这种理论认为，和人类进化的自然现象类似，文化的生成与演化，既可能是发生、渐变而传承的，也可能是突变、选择而传承的。就后者而言，认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由于自然的变迁和人类的创造，因而不断地产生新的样式与特征，这些具有新样式与特征的文化现象，大多数由于不能得到社会的有效呼应，就自生自灭于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了，只有少数新的文化现象，因为得到社会的高度呼应和认同，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显性的、强烈的和传播广、受众多的新文化现象。这就是所谓“文化突变与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感受到的文化现象，既可能来自古老的传承，更可能来自当下或者近期的被选择的突变。

大槐树移民文化之历史缘起发生在600多年前，但其作为一种被广泛传播的显性文化，其实也只有百年的历史，就是有力的证据。事实上，近年来的“大槐树移民文化”研究，许多研究者把民间大量的传说故事等口碑资料视为史实而作为立论的依据。如果仔细查看明朝的官方文献，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问题，更不用说大槐树了。甚至洪洞本地的县志，也没有确凿对大规模移民的记载。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大槐树移民文化”是一种历代相因的历史事实，毋宁说它是一种在近代被再造、被选择而被放大的“新传奇”，一种被体系化了的口头传说史。

当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认为，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因此在历史记忆的意义上，传说与正史文献传达的历史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如同苏东坡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赤壁并非历史上周瑜抗曹的赤壁，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念诵着东坡词、到黄州观赏“赤壁大战古战场”一样，洪洞大槐树的意义，在于其被历史选择了的文化已经真实存在，并且蔚为大观。

禅宗有云：求佛即是求己。洪洞的那棵大槐树已经枯死，但人们心中的那棵“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大槐树却会永远郁郁葱葱、枝繁叶茂。（赵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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