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婺源县，这是个好地方。

婺源呢，气候温和，一年四季温差都不大，不会说热的你直流汗，也不会说冷的你直发抖，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居住。

而且，婺源雨量充沛，水田滋润，搞点农产品啊，养殖啊，种植啊，都是相当不错的。

明朝的时候，婺源属于徽州府管理。

此间风水宝地，在明万历二十八年，出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这个故事马伯庸老师也写过，马老师写的比较具体，更加考究，我的这个版本相对来说简略一点，目的是抛砖引玉，或者说让读者能够快速的了解到这个故事。

这一年，明朝乡试放榜，一个宛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这一届的乡试，婺源的学子们，一个都没考上。

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回乡试，中举的举人，一个婺源籍的都没有，全是人家外地的。

寻常百姓们对这事儿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对于婺源的官僚以及乡绅阶级来说，脸上却有点挂不住劲。

婺源，这自古就是出圣贤之地。

南渡三词人之一的汪藻是婺源的，南宋大文人胡伸是婺源的，著名理学家，陪祀孔庙的圣人朱熹，他也是婺源的。

这婺源是鸾翔凤集，人杰地灵之地，怎么能在科举考试上一个举人也出不来呢？

而且，如果说婺源考生年年都考不上，那也就算了，但是问题是，在南直隶的考场上，婺源学子的这个被录取率，那都是很高的，上一届考试，不过是万历二十五年的事情，还出了七个举人，再往上到隆庆，嘉靖，正德，弘治，成化...每一代君王治下之时，这婺源至少也都一考得出来五六个举人，现在冷不防的一个人都没考上，这打击实在是有点大。

出身于圣人夫子之乡的婺源人从来不怀疑婺源学子的实力，他们思来想去，认为很有可能是在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说，婺源方面认为，有可能是在这一场万历二十八年的考试中，出现了徇私舞弊，或者打压婺源学子的情况出现，所以婺源才一个举人也没出来。

但是问题是，万历二十八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共就两位，一个黄汝良，做官声名极好，这辈子行的端做得正，另外一个叫做庄天合，这人做过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老师，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举止从容是风评很好，也不像是会徇私枉法干坏事儿的人。

既然主考官没有问题，那么事情只可能出在提调官的身上。

这个提调官，说白了就是科举考试的副主考官，俩主考官大部分是来监察坐镇的，而科举举办过程中的大小事务，比如布置考场啊，登记考生姓名啊，这种活都是提调官负责的。

当时的乡试提调官，是一个叫做徐公申的人，的确，这事儿还真是他搞鬼了。

说他搞鬼，是因为他本身是苏州人，他更乐于帮助江南地区的士子，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他就把江南地区考生的试卷放在前边，而把婺源考生的试卷放在后边。

我们想啊，这个阅卷的官员们，一天到晚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集中阅卷，他们执行的是高强度的重复性工作，往往是一开始阅卷的时候还比较认真，还能仔细看看，那态度端正，对工作负责，分可能就打的高一点，所以试卷在前边的江南学子们就比较吃香，等到阅卷官员们批阅到婺源学子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是昏头涨脑，精疲力尽了，大部分人只会草草打个分了事。

这么一来，婺源学子们就吃了亏。

这事儿，徐公申做的很不地道，但是问题是，徐公申的这个行为，他不违反科举制度，也不违反《大明律》，别说徐公申的这种行为是婺源人暗地里调查出来的，就算徐公申公开的搞这个操作，你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是什么，这是无解阳谋，明着整你你也只能是干瞪眼。

如果徐公申就是问题的根源，那还好解决，因为每次科举的这个组织架构都不是固定的，他徐公申能耐再大，不可能天天来南直隶做提调官，但是三年之后，也就是万历三十一年，新一届的乡试开始，而且在提调官已经换人的情况下，婺源本籍的士子中举者，也不过只有三个人而已。

比上次零蛋脱科要好，但是也强不到哪儿去。

明朝的科举制度，简单来说分成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场考试，读书人想要做官，必须依次通过这五场考试，童试过了叫做生员，成了生员你才有资格参加院试，过了院试叫做秀才，成了秀才你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过了乡试的叫做举人，成为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也通过了，那么你就被叫做进士，成了进士，你基本上就算是有官做了。

成为进士之后，还要参加一场殿试，皇恩浩荡，体恤天下读书人，这个殿试不会再往下刷人，只会把这些进士按照数字排个名次，然后产生我们熟悉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是全国第一，全国第二，全国第三。

这一场乡试，婺源出了三个举人，然而接下来的会试又刷掉两个举人，只剩下一个进士，该进士在殿试中进行排位赛的时候名次也不好，估么已经是全国四五百名了。

六年时间，婺源竟然只出了这么一个进士。

这种情况，你还能说是有提调官从中作梗吗？

要知道，对于一县之地来说，该县学子们在科举中的登科率，是非常重要的。

一来，婺源的登科率是婺源本地官员政绩的一种体现，你婺源年年出一堆举人进士，金榜题名蟾宫折桂的全是你们婺源人，那就说明你们婺源当地的学风好，文化好，教育好，社会环境好，那么就能体现出本地官员治府的尽心尽力，而如果婺源学子今天屡试不中，明日名落孙山，殿试里都见不到你们婺源人，则说明当地官员的工作干的不到位，没有为读书人打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发展必然也是欠缺的。

二来，官场如战场，婺源虽然只是一个县城，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在大大的明朝政坛上，也是要追求话语权的。

婺源学子们成了进士，做了高官，那么他们的根就在婺源，他们就是婺源的势力，是婺源的政治优势，他们就能够在朝廷里替婺源说上话，这些人仕途结束，退下来告老还乡之后，他们就会成为婺源的乡绅，平时婺源县里如果有个什么大事儿小情要上达天听，不仅仅县令要发力，更要靠这些老资格的乡绅们在背后帮忙。

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婺源这两年科考失利，坏处大了去了。

但是问题是，婺源是朱圣人的故乡，当地人别的可能不重视，但是教育工作一直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乡绅出钱办学，县令下令劝学，民间学风盛行，你满大明也找不出比婺源学习环境更好的地方来了。

硬实力没问题，软环境也没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婺源县的乡绅富户吏员们坐到一起，开了好几个通宵的会议，最终认定，很有可能是婺源的风水出了问题。

在现在来看，这当然是封建迷信不足为提，但是对于古人来说，这却几乎是一个可以让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我们的古人，大抵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封建迷信的范畴中，人们相信，天上有神灵，万物本一体，阴阳相互对应而又合二为一，人们说上天不语，但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现象来告诫世人，人们做得好，上天就会降下祥瑞，枯木会逢春，荒井会涌泉，铁树会开花，人们做的不好，上天也会发怒，降下洪水瘟疫和灾荒。

人们更相信，人的命运在冥冥之中被某种神奇的力量所牵引，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比如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会遭报应，冲撞了神灵会遇到怪事儿，亦或是说是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人和它们的互动都会改变人的气运，所以古人更会秉持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来生活。

婺源人认为，在人力所能及的主观条件上，他们已经尽善尽美，所以问题只会出在他们不能琢磨的“超自然力量”上。

婺源的风水之道，由来已久，因为婺源有山，山势雄浑壮美，山峰连绵起伏，这些山川山脉远远望去，组成了一条不规则的线形，翩若游龙，所以被当地人叫做龙脉。

人们更认为，婺源就因为这条龙脉而兴盛。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如果风水出了问题，那么就说明龙脉出了问题。

婺源有个叫做程世法的读书人，对这事儿相当热情，于是他亲自到婺源境内的名山大川去走访，一调查，还真让他调查出点事儿来。

程世法发现，在婺源县的龙脉上，有不少烧制石灰的从业者，恰好婺源的龙脉，或者说婺源的山体，基本上都是石灰岩构成的，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在龙脉上敲敲打打凿石头，以石头为原料烧制石灰。

石灰，是一种无机胶凝，说白了就是氧化钙，这种材料在古代使用范围很广，盖房子要用石灰，药品制作需要石灰，打仗需要石灰，反正各行各业都用得到。

宋朝有个僧人叫做释绍昙，他就写过一首《石灰》，生动形象的描写了石灰的制作过程以及用途：

炉鞴亲从锻炼来，十分确硬亦心灰。

盖空王殿承渠力，合水和泥做一回。

古代人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满婺源的大山里都是石灰岩，那放着也是放着，能凿下来烧制石灰换钱，百姓们当然是趋之若鹜美滋滋。

老百姓当然乐见其成，但是在程世法看来，百姓们这哪儿是烧石灰啊，这完全是从龙脉上抠龙鳞，剜龙肉啊。

这龙脉浑然一体，才形成了上佳的风水，现在百姓们成了石灰户，这不是纯纯在给风水搞破坏吗？

所以，程世法纠结了婺源县的一大票名流乡绅以及致仕的官员，联名给当时的婺源县令谭昌言上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官府严厉禁止百姓们在婺源的龙脉上开凿石灰岩和烧制石灰。

要知道，这些联名请愿的，那都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乡绅，大多数都是从官场上退下来的，名单里的乡绅，有当过兵部左侍郎的，有做过户部右侍郎的，有干过太仆寺卿的，还有不少曾在地方上做过布政使和按察使的。

这些乡绅大佬们抱团到一起，诉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认为百姓破坏龙脉，搞坏了婺源的风水，风水一乱套，婺源科举就不顺，就出不举人进士，就没有家乡人能够光耀门楣，你谭昌言作为县令，你就有义务制止这种行为。

朋友们，谭昌言是县令，他对婺源这个地方是很了解的，他早就知道婺源山里有百姓烧制石灰，而且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一来供求大，二来利益高，三来也不违法，所以干这个的很多，这已经是一条相当成熟的产业链，其背后更有巨大的利益链条，那不是谭昌言一个县令说禁止就能禁止的。

这断人财路就等于是杀人父母，衙门真要二话不说就把烧制石灰的行当禁止了，百姓们没钱赚，有意见了，他们骚动暴乱怎么办？这个责任谁承担？

所以，谭昌言看了请愿书之后，给出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批示。县令说：

你说烧制石灰是破坏了龙脉，而破坏龙脉则会导致婺源科场不顺，那不行，这是你的一面之词，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烧制石灰和科场不顺之间的强关联性。

是啊，烧制石灰这事儿，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可是婺源科场不顺却是从 最近几年才开始的，烧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就这两年科举不顺你就赖人家烧石灰的，是不是太牵强了？

县令要证据，程世法于是又跑到婺源的名山大川中走访，这次一去，他发现问题更大，因为挖山烧灰的百姓数量太大，整条龙脉被挖的是残缺不全，这少一块是那少一块，甚至还有乡民拿炸药炸的，山体被毁坏的更是不成样子，程世法劝阻老百姓说你们不能这么搞，老百姓要么说我必须得烧啊，因为我种田就需要以石灰为原材料，要么干脆说你有病吧，关你屁事。

在程世法看来，百姓们本应以务农为生，他们烧制石灰则是为了谋取私利。

程世法是乡绅乡宦，他家里有钱，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自然不知道婺源的耕地面积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换句话说，如果百姓们光靠务农为生，那就很难维持生计，你不让他们烧石灰，他们怎么过活？

程世法气愤百姓们破坏龙脉，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烧石灰和风水不顺，以及和科举失利之间的必然联系。

什么联系呢？程世法认为，要从嘉靖四十三年开始说起。

因为有史记载的婺源开始凿山烧石灰，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那么这一年发生了什么？这一年，婺源境内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暴乱，匪盗攻占县衙，烧杀抢掠，别说婺源县衙当时直接沦陷了，就连婺源上级的徽州府都是从兵备道借兵，才平定了这场动乱。

看看，看看，婺源刚刚开始烧石灰，境内就发生暴动，这不纯纯是因为风水被破坏了闹的吗？

而且，程世法还指出，从婺源县开始有烧石灰这个活动开始，婺源天灾人祸一直没少过，什么洪水泥石流，干旱大蝗灾，这都是因为烧石灰破坏了龙脉，龙脉一破坏，风水出了问题，所以县里才会这么不消停。

其实，程世法这纯属是在偷换概念，因为嘉靖四十三年之前，也就是没烧石灰的时候，天灾人祸也不少，但是程世法闭口不提前事，就抓着嘉靖四十三年之后说事儿，乍一听还真挺唬人的。

他这么一说，烧石灰已经不仅仅是破坏龙脉，龙脉影响风水，风水影响科举了，而是这婺源的风水一旦遭到破坏，整个县里都会不消停，这个事儿一下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程世法有了证据，又跑到官府去提告，县令谭昌言早有准备，他说既然真的是烧石灰影响了风水，那么本县可以发布命令，让婺源百姓禁止烧石灰，可是问题是，从法律层面来讲，人家的这个行为是合理的，人家烧石灰是为了贴补家用，是为了挣钱，现在你不让人家烧石灰了，你等于是砸了人家的饭碗，所以谁禁止，谁负责，你们得补偿老百姓，得掏钱。

谭昌言深谙为官之道，他知道乡绅不好得罪，所以这烧石灰早晚得禁，程世法们把烧石灰的危害都搞得无限大了，都搞得和一县之气运有关系了，再这么放任下去也不可能，但是问题是，作为县令，他不是只为乡绅服务的，他也要考虑百姓的感受，烧石灰已经成了利益链条，成了生财之道，突然禁止，必然动乱，而如果不让老百姓动乱，那就需要补偿他们不能烧石灰所带来的损失。

在谭昌言看来，既然乡绅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所谓龙脉，那他们就应该付出代价，应该出点血。

所以，乡绅们为了保护龙脉，不仅花了大钱赔偿这些烧灰户，还把涉及到婺源龙脉的山川土地全都尽数赎买，建立了“龙脉保护区”。

说句实在话，这个谭昌言，是个高人。

他是婺源县令，而我们一般认为，县令是县太爷，他就是整个婺源最大的存在，所有人的生杀予夺之权都在他的手里。

但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这个明朝的县令啊，他是流官，他不是长期任职的，短的干个两年，长的干个三年，之后他就调走了。

他是朝廷和民间进行沟通的一个桥梁，朝廷下达的规章制度他要执行，乡绅富户的要求他要尽量满足，百姓们的生活他要照顾，干得好不一定升职加薪，干不好那可就是万劫不复。

要知道，就比如婺源县里的捕快，账房，书吏，这些职务都是世代传承的，这些吏员比县令更为熟悉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规则，作为县令，你又要倚仗他们，还要提防他们，这个尺寸力道，你更要好好拿捏。

而谭昌言解决此次龙脉事件，一不违反朝廷法度，二不得罪乡绅，三不触百姓之怒，不仅让老百姓们得了实惠，让乡绅们心甘情愿的掏钱，还把婺源龙脉之中的大片土地全都收归国有了。

这个计划，一开始执行的好好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又出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