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卿之设立,始于夏朝。《礼记》云:“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周朝时,“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周礼·冬官》)。

周朝时的九卿,为六卿三孤,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以及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九卿。此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九卿在称谓、职责等方面各有不同。到了明朝,九卿为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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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九卿,掌握实权,封妻荫子,名垂青史,是每一个从底层干起的官员的梦想。明朝的官员,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均有官印,大小、制式不等。官印是权力的象征,官印在手,做官才有底气,执政才有权威。能混到九卿,得到一颗沉甸甸的银质官印已经了不起,而有人竟一度执掌了九颗卿印。

这个牛人,就是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的夏原吉。

夏原吉(1366年—1430年),明初湖南湘阴人,为太祖发掘,为建文提拔,为成祖信赖,为仁宗优待,为宣宗亲重,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等职。特别是在永乐年间,夏原吉执掌户部二十余年,掌管大明帝国财政,在发兵安南、巨轮远航、营建北平三件大事上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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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经济基础,是帝国运营的关键。身为财政管家,夏原吉“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事事节俭,处处理财,充实了帝国国库。然而,成祖“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花费巨大,夏原吉责无旁贷,“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明史·夏原吉传》)。

迁都北平,是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的一项巨大工程。为了满足政治需要,成祖于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在北平设六部九卿,“命礼部铸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印凡十四颗,印文并加行在二字”(《明太宗实录》)。行在,即皇帝外出巡狩所在的处所,有临时机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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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成祖北巡,夏原吉随行,“命兼摄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次年二月,成祖北征,夏原吉的担子更重了,“辅太孙留守北京,总行在九卿事”(《明史·夏原吉传》)。此时,夏原吉已是北平户部尚书,但同时兼掌北平行在的六部九卿事,实际上是一个人执掌九颗卿印。

这是一项挑战精力、智力、能力、体力极限的任务。再者,当时营建伊始,诸司草创,万事艰难,千头万绪,一大堆事情亟待定夺和处理,夏原吉忙得不可开交。对此,《明史·舆服·百官印信》有一段评论,“成祖初幸北京,有一官署二三印者,夏原吉至兼掌九卿印,诸曹并于朝房取裁,其任重矣”。

不得不佩服,夏原吉是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人,“每旦,原吉入佐太孙参决庶务。朝退,诸曹郎御史环请事。原吉口答手书,不动声色。北达行在,南启监国,京师肃然”(《明史·夏原吉传》)。夏原吉既要帮着皇太孙(宣宗)处理大小政务,又要处置六部九卿分内的事务,同时还要向北征的成祖、南京监国的皇太子(仁宗)汇报工作,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文武百官无不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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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夏原吉的才干和荣耀,《皇明异典述》卷二“一配九印”条记载,“太宗初幸北京,官不必备,或以事遣,有一官署二三印者,惟夏忠靖原吉至兼掌九卿印,各曹俱于朝房取裁,为一时之盛事云”。在北平,夏原吉干了足足九年,北平新都的建成,北平政局的稳定,北平经济的发展,夏原吉居功至伟。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新都工程完毕,夏原吉回到南京,继续担任户部尚书。同年九月,“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明史·成祖本纪》)。这一年,夏原吉五十五岁。

仁宗、宣宗时期,夏原吉受到了极多优待,宣宗甚至亲自画了一幅《寿星图》送给夏原吉,希望他长命百岁,永享荣华。然而,夏原吉执掌户部近三十年,特别是在北平“一配九印”九年时间里劳累过度,且为人过于清廉,病灶早已生成。宣德五年(1430年),夏原吉病逝,享年六十五岁,谥号忠靖。

夏原吉是明朝历史上不得多得的杰出官员,一生建树颇丰,《明史》对其高度称赞其为“股肱之任”“蔚为宗臣”,有“树人之效”;做事“尤持大体,有古大臣风烈”,做人“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堪称一代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