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加入共产党很早，在1927年就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随后，他跟着朱德、陈毅将军上井冈山，又远赴朝鲜战场鏖战，立下了显赫的功勋，也深得主席的信任。

因而，在他被军队免职之际，主席曾托罗瑞卿总参谋长给他捎话，让他不要灰心，到了地方多向群众学习，早日改正错误就好了。

而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生活待遇也和在军队时保持不变，还可以随身佩戴两支手枪。谢功贵秘书在邓华担任副省长期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对他的日常工作和工作作风很了解。

从谢秘书口中，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邓华将军的为人处世，以及中央让他免职后，仍决定保持其原来生活待遇，身佩两支手枪的正确性。

转业四川

谢功贵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邓华身边十八年》，忆及与邓华相处的种种往事。在谢秘书看来，邓华就是四川农机事业的奠基人。

他到了四川之后，省委省政府让他分管农业机械工作。他没有经验，便把原来在农科所工作的谢功贵叫到了身边，给他当秘书，辅佐自己办事，以便更好地完成这份工作。

加入革命以来，邓华将军一路走得并不顺利，经历过很多风雨，也多次调换过工作岗位。但是，他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从外行做成内行。

在四川做农机工作的时候，他也是如此。正是在他的刻苦钻研之下，他对每个农机零部件的构成、所需要的材料，还有功效、性能等有了充分了解，成为了真正的行家里手。

1973年，谢秘书曾跟随邓华去自贡市的农机厂视察农机的生产状况。

邓华工作认真，一下车就去各个车间看产品设备的生产情况，还深入一线，和车间工人们攀谈，了解他们工作的实际状况。

最终，邓华让四川的农机事业走出了一条依靠人、畜、机、电、水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为当地指明了发展方向。

此外，他还重点抓科研、制造、推广使用和培训管理等工作内容，形成了一套初具规模的配套体系，让四川的农机事业有了起色，有了奔头。

邓华到四川的时候，才只有五十岁，尚是精力充沛，还有大把工作劲头的时候。

在这样的年纪被军队免职是很可惜的，所以他到了新的岗位之后，工作起来非常拼命，不管白天黑夜，还是节假日，都投身在工作岗位上，甚至因此累坏了身体。

他将一句话时常挂在嘴边，也借此激励自己。他说，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对党和人民有利的，那就要大胆拼命地干，没有利的就绝对禁止。

他每年在基层调研的时间长达七八个月，高烧40度病倒在家，也不闲着，会让谢秘书把有关单位的领导找到家来，和他继续商谈工作。

身边人劝他不要太辛苦，要保重身体。他说，活着干，死了算，给人民做好服务，为衣食父母办好事情，是天经地义的。

除了深入基层，邓华的组织观念也很强。机关党组织开会，只要通知他，他尽管身体不好，都会照样到会，实在有事情不能来，一定事前请假。

1976年，党组织让他向党员讲革命传统和党史，他领了任务，准备地相当充分，从党是如何诞生的，一直讲到抗美援朝的那段历史，内容扎实，听完让人很有收获。

军人作风

既然是转业到了新的地方，新的岗位上，邓华便决定全情投入。为了让自己能更安心工作，他更是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举家都搬到了四川。

邓华的决定从来不是头脑发热，拍脑门做出的。他决定带着家人一同搬迁之前，做过比较详细的考察，是先坐飞机去成都向省委报道，看好了房子，给家人做好了工作调动和转学的手续，这才兴致冲冲地把他们接了过去。

在举家出发之前，他们一家人还去全聚德吃了一次烤鸭，算是作为对生活了多年的北京的正式告别。之后，他们就要全心全意地扎根巴蜀，在新地方生活了。

到了成都之后，邓华也没有完全远离军队生活，成都的军区首长就对他非常关心，为他了解和熟悉成都的情况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另外，每逢军区机关组织文艺晚会或是举行集体活动的时候，都会有人特地打电话过来，邀请他参加。

早年的军队经验也给邓华在四川做工作的时候，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一次，他去川北视察灾情，就碰上一个原来军队的转业干部。这位干部现在担任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但因为挨了批斗气愤不过，撂下挑子不干了。

邓华知道后，过去看他，问他是否是转业军人。对方回答，到过朝鲜，还在志愿军里面当过班长，也受过伤。

听他如此讲来，邓华笑称他们算战友，还说朝鲜战场上轻伤不下火线的同志有很多，救灾工作就像打战，他又怎么能够轻易丢下群众不管呢？

“个人委屈暂时放一放吧，工作担子不能放啊！”正是这样的一番劝导，让这位转业军人重新收拾心情，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之中。

在战场上，他们是司令员和下属；脱去了军装，他们仍旧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人民群众做贡献。他们身为军人的那份操守，不会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有所懈怠。

邓华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那就是“自己找事干”。他处理灾区这位转业军人的问题，就是自己主动找来的活，并没有人要求他去做这样的工作。

他是天生的倔脾气，总是迎难而上，迎着风险做事情，而且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就绝对不会退缩。

他从灾区视察回来之后，还会给上面写书面上的报告，不只如实反映灾情，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想让灾区的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1961年，他到甘孜、阿坝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视察，就提出在这些地方办人民公社不应该照搬汉族经验。一位老厅长看他这些所作所为，很为他担心，劝告他主抓农机工作就可以了，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邓华不以为意，他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多为人民说话办事，要对得起吃的人民的这碗饭。

子女也为他担心，害怕他再受伤害，劝他不要多管闲事。他听后只是大笑起来，说自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谁害怕不如离他远些，以免烫伤了。

邓华的话语铿锵有力，一如他当初行兵打仗，做子女的听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军人荣誉

一日是军人，终身是军人。邓华在四川基层视察时，也经常想起战时军旅生活中的记忆。

比如，阿坝、甘孜这些地方，都是他在长征时候走过的。1961年，他故地重游，不免想到当初的种种，感慨万千。

红原县的变化很大，当初他们长征经过还是一片荒地沼泽，荒无人烟的样子，现在要想再找走过的路径已经完全不行了。

邓华说，当初因为环境不好，加上饥寒交迫，战争中的伤亡，他们有很多同志都在这块地方丧命了。

一位团长丧命的经历让他印象深刻。他当时是团政委，本来和团长商量好了，要给国民党唆使的土司头人一点教训，没想到团长刚过去观察敌情，就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脑袋，就这样牺牲了。

邓华为此激动、气愤，带着部队直接冲上前去，要给团长报仇，最终经过激烈的战斗，将敌人悉数歼灭。

邓华打了半辈子的仗，对昔日的战友很有感情。他说，没有他们，就不会自己的今天。他是幸存者，更没想到自己能够重走长征路。

重走长征路，自然会想到和当地的驻军打交道。

邓华当时就和当地的骑兵团吃了一顿饭，一开始他看见桌子上摆满了饭菜，还觉得太过丰盛，不好动筷子，后来听骑兵团说，这些饭菜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他才终于愿意吃了起来。

邓华和部队首长说起当年的情况，坦言自己能够活下来，是带着几分幸运的。他们团是先头部队，一方面是辛苦危险，所有危急情况都要他们自己先上，自己去撞，自己破解；另一方面也有好处，那就是可以捞到不少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留下来的食物，这样至少不会被饿死。

与他们相比，部队后面的那些同志，总体上安全了些，但很多都是被饿死、冻死的。

他也勉励当地的驻军，说现在条件好了，也不能忘记过去，对部队的训练、管理、教育等都要从严，做好了平日里的功夫，打起仗来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到了泸定桥的时候，邓华还感慨当年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的不容易。

他们是先头部队，是从安顺场渡河，在铁丝沟还遇上了刘文辉部一个旅的阻击。不过，对方战斗力薄弱，等到他们枪声一响，便都东逃西窜了。

邓华他们上去给这些散兵缴枪，但有一支短枪死活不能上缴过来。邓华跟一边的部队首长用手比划了一下，说那其实是大烟枪。刘文辉的部队生活糜烂到了这样的程度，也难怪如此不堪一击了。

邓华与部队的缘分终归不浅。1975年，邓华被调回北京，做军委方面的工作。

邓华得知这个消息，心情很是舒畅，还把抽了50年的烟都给戒掉了。他说，自己这个老兵要写新传了。

他这次的调动，得益于一批老战友的帮忙。粟裕、肖克、杨得志、宋时轮当时都在北京，对他的情况很是牵挂。他们向老帅们反映，说邓华在四川的工作劲头很足，很是拼命，把身体都搞垮了，还是把他调回来吧。

还有一位老红军跟叶剑英元帅反映邓华体质弱，生活上得不到什么照顾，还会自己提着菜篮子去买菜，这些声音都间接促成了邓华后来的再次调动。

对于邓华这样一位老军人来说，四川的18载生活到底只是匆匆片段，但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他也将这里当作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从成都离开去北京的时候，他就对机场来送行的同志表达了自己对四川的感情，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回来再看看。

只是，他的愿望没能成真。走马上任之后，他因为工作干劲太大，身体太过劳累，终于病倒了。在1980年的7月份，邓华在上海与世长辞。他与四川的一别，成了永别。

邓华在昏迷期间，还用铅笔写着谢秘书的名字，这是因为他还放不下四川的农机工作。

谢秘书因为不熟悉部队的工作，在1978年回到了四川，与邓华天各一方。

在病床前，谢秘书向邓华汇报当地的情况，能听到邓华还在用微弱的声音提问，眼里还含着热泪，让人心疼。

心心念念部队大半生，终于能官复原职，却还是没有能抗过病魔，邓华晚年的际遇让人感到可惜。

幸运的是，也是在这一年的春天，邓华恢复了他的名誉。

从北京到成都，从管部队到管农机，邓华的身份转换是突然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将上级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似乎就是在等待一个时机，重新回到部队中去。

他随身佩戴的那两支手枪，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缅怀，也是对他军人这一身份的时刻提醒。晚年，他官复原职，或许这就是这位戎马半生的将军，最好的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