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澜昌
香港是否需要一个顶层设计,即对香港未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并赋予法律效力的问题,目前在香港引起了广泛讨论。最近,香港特首和澳门特首分别向北京汇报他们的工作,而澳门已经制定了多个五年规划。相比之下,香港并没有长期规划,无论是五年规划、十年规划还是一年规划。
最近中央对大湾区建设的迫切性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提出了大湾区改善营商环境的三年行动计划,并明确提到了需要改善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口通关速度和效率等问题。此外,中央还批准了深圳河套地区高新技术发展的规划,但并未有香港的规划。由此可见,香港在规划方面存在空白。
过去,香港政务司司长只是听取中央的汇报,而没有将香港的规划提出来。这种做法可能基于过去的经验和惯例,强调市场自由和资本放任,即资本主义的极端思维方式。然而,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需要与时俱进。自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发展已经从微观经济学转向宏观经济学,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供需之间实现自然平衡,但也认识到政府的作用。香港特区政府目前更多地按照上级的命令执行,这种心态在过去的殖民地政府中根深蒂固,并传承至今。
然而,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地域经济和全球化进程中,香港的做法需要改变。缺乏规划的坏习惯已经成为阻碍发展的因素。规划对于发展至关重要,一个好的规划不仅需要明确具体的项目和进度表,还需要监督和管理,确保与规划的一致性。因此,对于香港而言,规划是最关键的一环。希望香港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制定长期规划,推动可持续发展。
香港自回归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些挑战,特别是在2019年之前,出现了一些抗拒与中国内地融合的声音。这导致深圳河北岸繁荣发展,而南岸则相对安静。在过去的一年半中,特首及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更长远的战略眼光来改变香港的施政方式。
首先,我们需要与国内和中央政府的整体布局相配合,包括大湾区和其他城市规划。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不能仅限于每位特首任期结束后不再考虑。比如,填海造地、旧城改造、交通连接以及便利车辆政策等,许多具体政策都是由内地提出后香港才作出反应。我们需要改变这种习惯。
因此,我支持特首的政策委员会能够给我们更多信心,不仅仅停留在行政管理上,还要引导香港特区政府朝着何方发展。我们需要制定一个五年规划,并逐步实施。澳门在这方面比我们超前,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
过去,香港政府往往听从英国的指示进行治理。事实上,英国在殖民时期对香港的规划也考虑了长远发展,比如提出了“玫瑰园”计划并实施了十项工程,其中包括建设新机场。一个地方的建设必须有顶层设计和规划,不能仅仅今天做到哪里算到哪里。否则,香港人会对未来感到担忧,不知道前景在何处。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认真思考香港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包括人口、土地利用等方面。我们需要设想一个美好的远景,并制定一个蓝图。当我们国家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我们希望看到香港成为一个更加灿烂的东方之珠。
在这方面,香港人,包括媒体人都感到焦虑。我们需要打破一些固化的利益藩篱和旧习惯。在恢复秩序后,需要完善选举制度,确立《国安法》和完成23条立法等基础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审慎乐观地看待香港的未来。我对香港充满深厚的情感,相信只要理解问题所在,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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