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春 | 强以德义塾、义冢与元代无锡的地方慈善事业|中国世界遗产|中国石油公司|义冢|义塾|义学|义庄|大运河|强以德|慈善事业|无锡市|王永春(石油系统)|胡氏

编者：无锡是慈善高地，荡口更因义庄创办早、数量多而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慈善传统悠久而厚重。12月8日，“江南义庄（慈善）文化研讨会”在无锡锡山区荡口古镇举办，该研讨会由锡山区荡口古镇管委会主办，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无锡市江南文化研究会、锡山区义庄文化研究会承办。与会的30余名专家学者主要来自无锡、苏州等地，有高校教师，也有当地学者、机关干部，与会者从不同角度梳理了江南慈善文化的缘起、发展、演进与特色，耙梳了史上世家望族的慈善传统，发掘包括义庄在内的慈善文化的价值意义，同时围绕《无锡慈善史》撰写和无锡慈善博物馆的建设进行了讨论，旨在更好传承江南优秀文脉，进一步夯实文化自信。会议在荡口举办，很有在地感，既具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江南文化播报》公众号将陆续发布研讨会的研讨文章。

强以德义塾、义冢与元代无锡的地方慈善事业

王永春

一、无锡义庄的起源与发展

无锡义庄产生的时间，一般认为，最早在无锡建立义庄的是明代华氏家族。明弘治十八年（1505），华辉继承父兄遗志，捐田建庄，这应该是无锡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义庄。其后，明代还有华云所建华氏义庄、吴情所建吴氏义庄、泾皋顾氏义庄。至此以后，无锡各家族涌现出兴建义庄的热潮。至晚清时期，以华老义庄、华新义庄、华永义庄、华襄义庄等华氏义庄为代表，荡口汇集了江南地区最为密集的义庄群，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除荡口外，无锡县其他地区也建有多出义庄。据《光绪无锡金匮县志》，无锡、金匮二县共有义庄49处。据1947年《无锡指南》，其时共有28个家族建有41处义庄。[1]

不过，无锡义庄的雏形可能还要更早一些。或云，无锡义庄最早的源头，系明代永乐八年（1410）由华兴叔创办的“义仓”。不过，“义仓的功能是储存粮食，在饥荒时赈济灾民…义庄的主要功能则是通过义田获得稳定收入，用于族人各类福利。”[2]于此来看，义仓与义庄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

时人言创设义庄，多是效仿范氏义庄，“至义田为赡同族贫乏，循效范文正遗规，亦宜垂久勿替，庶得蒸尝永荐，敦睦成风。”[3]从范仲淹创设范氏义庄，到华辉创设华氏义庄，中间有四百余年的时间；至明清时期，以无锡为代表的江南义庄得到快速发展。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全国范围看，各地有义庄接连创建，不至于存在“空档期”。难道，四百余年间，在无锡就没有丝毫的传承发展？

实际上，元代，无锡就已经出现了义庄或者义庄的雏形。大概在元英宗至治年间（1320年代），强以德建义塾和义冢。据《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捐田构义学，延师以教乡里子弟，买山为义冢，凡无地者葬焉。”（卷十七人物）“璨山。…领下有强氏义冢。”（卷十五山川）据《光绪县志》，“强氏义塾，元强以德建，久废。”（卷六学校）义塾和义冢，冠以强氏族名，大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义庄”的赡族功能。然而，遍寻无锡地方志，讲到强以德及相关条目，只是提到义塾和义冢；论及义庄时，也并未提及强氏义庄。

二、强氏义塾的开创性意义

元代吴澄的《无锡县梁溪义塾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强以德创设义塾的目的、原因、建制规模与教育理念。

首先，创设义塾之目的，在于“淑其里中之子弟者”，从而实现“燕居有申申夭夭之仪，报祀有济济锵锵之礼”，“务俾讲习其间者皆能明经修行，以称时需，此其意也。”“乡里”指家乡，“里中”指同里之人、犹家人，故“里中子弟”并未特指家人；当然，元代江南地区的家族多聚族而居，“里中子弟”理应包含家族子弟在内。燕居有申申夭夭之仪，出自《论语·述而》，指孔子在家闲居之时，容貌舒展，神情愉悦，自有中和之气。报祀有济济锵锵之礼，出自《说苑·建本》，指进退有节、恭敬有礼。

其二，创设义塾之原因，是“今日有路、府、州、县儒学，有旧设新创书院，不为不多。视古者乡术州党之学，岂有异乎？然教官例从省部注拟，何能一一得其人哉！学校之教，有虚名而无实效，往往由此。”也就是说，元代儒学教育之师资，主要有省部指派，并不一定适合地方儒学教育的实际需要。

其三，义塾之建制规模，“塾在无锡州西南隅梁溪之东，屋以间计三十而赢，田以亩计一千而赢，岁入以斛计五百而赢。”义塾运营经费，主要依靠义田之租佃收入。强以德捐田千亩，已经达到清代义庄的“全庄”规模（有田五百亩为半庄，有田千亩为全庄）。

其四，义塾之教育理念，首在选择名师，“义塾之教不然，选择师儒在己，识鉴而无所牵掣。虽未必有如淳古道德之师，夫苟得耆艾博硕之彦，引导有其方，熏渍有其渐，不坏之以速成，不害之以小利，亦庶几乎古焉”；然后，注重培养学生的心性与志向，“勿卑污其志，断断以古之人才自期。此心此理，必通贯体用而无阙遗；所言所行，对越天地而无愧怍。”[4]（《强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由此可见，强以德创设义塾，精选名师，采用体用贯通的教学理念，培养明晓经学、品行端正的人，以践行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

吴澄另有《粲山义冢记》，详述强以德创设义冢之目的、设置与意义。创设义冢之目的，是为了解决“自井田废而民无恒产，贫不能自食者，仰给有地之家，死无所归，则乞地以葬。有地者不能遍及，往往焚其尸为灰，而投之水，可哀也”的不良社会现象。义冢之设置，详备周全，“立石为门，大书义冢二字以识，嘱附近法济院以摄董其事，痔镈钟为丧家埋瘞之用，构堂屋以为孝子展省之所，又造木椟以助仓卒收骨之用。”创设义冢之意义，在于“裨王政之缺”“以为世劝”（《宗谱》）。

强以德还在义塾旁创设义井，“众汲不绝，虽大旱不涸，人多德之。”（《宗谱·建置》）以此来看，强以德所建义学、义塾和义井，并未针对强氏家族，与以赡族为目的之家族义庄有着一定的区别，而是注重惠及乡里，是涉及面更为广泛的社会慈善。不过，《强氏宗谱·公田记》则认为强以德已经创建了义庄，“宋文正公置义田以赡族，范氏至今赖之。我提举仁山先生亦設义庄，捐田千亩，为敦本睦族計，顾时移世改，子孙已弗克守矣。”

《公田记》写于乾隆壬申年（1752），与强以德相距约四百年；《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成书于甲寅年（1494）左右，距强以德百余年，若强以德已经创设义庄，概无舍“义庄”而取“义塾”“义冢”之理。况且，更往后的《光绪县志》也未提及强氏义庄。乾隆年间，正是无锡乃至江南地区义庄的快速发展期。或许，《公田记》作者强利用在撰文时，为达到“绍辉前烈以无忝仁山，并期世守勿替”之目的，乃创设“公田”，可能对先祖有一定的溢美之词。谈及强以德义举，《公田记》与诸县志基本一致，“本仁心以创义举，如义塾、义井、义冢等，颂当时而昭后世，厥功甚伟。”

诚然，包括范氏义庄在内的义庄，主要是面向家族内部的慈善，亦有一定程度的惠济乡里；然而，义庄的本质，还是通过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与助力最高目标的教育理想，来实现敬宗收族之目的。强以德则更倾向于惠济乡里的社会慈善，其所设义塾与义冢等慈善机构并未特别针对强氏宗族。由此来看，强以德应该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以赡族为旨归的义庄，因其所设义塾、义冢和义井具有了义庄的某些功能，或许可以称之为无锡义庄的雏形。

三、强以德创设义塾与义冢的原因

考元代义庄之发展，学者多认为是处境艰难或缓慢发展。李学如统计了元代义庄的建制分布情况，全国大概有义庄26处；其中，苏南地区有5处，包括江阴的陆氏义庄。[5]强以德选择创设具有义庄某些功能的义塾和义冢，而不是创设真正意义上的义庄，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体用思想与心理矛盾：道德理想的选择

强氏，是宋元时期常州无锡县的著姓望族。“是时，有讳弼者于宋祥符元年，登姚晔榜进士。自后一家累登进士者十四人，由进士而官至郡守者五人，故名其所居地日五牧。五牧之族，子孙众多，至登仕郎佑之，盖三百余家矣。”曾祖强佑之，任登仕郎。祖父强文鼎，“隐德不仕，少游郡学，用季考法积升学谕，后弃科举业，一意史学，其论人物，臧否事成败当否，地理形勢，远近险易如见，以义闻乡里”。（《宗谱·行述》）父亲强自强，宋太学生，咸淳五年（1269）去世。强以德二岁即孤，与母亲唐氏相依为命，得到祖父的怜爱，“学谕怜而亲抚教之，引而置之名师良友之间”。（《宗谱·墓志铭》）由此可见，无锡强氏足以称得上“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强以德深受其家学的熏陶与祖父的影响，夙承祖训，感激自励，“少负志气，能自植立，”（《宗谱·仁寿庵记》）弱冠即学有所成。

学成后，强以德出仕学官，走向仕途。“有司以材行选宪司考最，寻授太平路采石书院山长，秩满转福州南剑二路儒学教授。…擢将仕佐郎江浙副提举…授从仕郎湖广等处儒学提举。”（《宗谱·行述》）虽然重视“根脚”的蒙古人垄断了相当多的仕进资源，传统儒家价值观念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随着元朝政权的逐渐稳定，“随着蒙古族、色目族人也形成了认同儒学的士人集团，其文化策略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转变。”其中，学官制度的建立，是“将儒家学说走向政治化和制度化”的过程。[6]元代，在各行省属地设儒学提举司，掌地方儒学，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等事，并考校呈进著述。据《元史·选举志一》：“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强以德历任书院山长、儒学教授、儒学副提举、儒学提举，皆是受地方或中央任命的正式学官。强以德的仕宦政绩也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其一，南剑二路儒学教授任上，“以盛年从事，声誉著于上下。”（《宗谱·墓志铭》）其二，江浙副提举任上，“公为明禁止绝侵牟，随事厘正，大要先教化而后政事，君子以为知本”（《宗谱·行述》）；尤其是延佑元年（1314）复行科举时，“有司创始，无所质问，公以职事采故事，条其所当行，以禀于朝，他閫受成焉。”（《宗谱·墓志铭》）其三，湖广副提举任上，“布条令，宣教化，申严讲课，举行堂试，使荒陬遐徼雕题椎髻之民知被圣化，又申言创建试院，以称其为一省之制，皆有关世教者。”（《宗谱·行述》）由此可见，强以德历任学官，多注重教化，强调儒学的世俗化，即程端礼所言的“真儒之道见于吏治”。[7]

“格法，非朝廷要职，則必需代给由竢铨选；儒官因任升除自公始，人以为荣”（《宗谱·行述》）。强以德仕途坦荡，因任升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江南士人的地位，也成为他们的榜样。然而，强以德却急流勇退，以母老弃官归养。强以德的仕宦经历，看似坦荡，其实还是有着一定的制约与局限。在元代四个社会等级中，江南士人所属的南人社会地位最低。或许，正是这种不公正的另眼相待，让大部分江南士人存在着矛盾心态。一方面，随着元朝统一政权的建立，“元世祖也就和汉族皇帝一样，凭借着汉族的历史与传统，把知识权力、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集于一身，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无异于承认了汉族文明的合理性”[8]，元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就逐渐为江南士人所认同。学官制度的建立，为江南士人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渠道；程朱理学的推崇，又让江南士人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吾道不孤”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元代江南的学官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元政权为笼络江南儒士而设立的，学官的来源、职务、处境、地位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学官只在本系统升转，学官转变成州县管民官非常困难。”[9]由此，江南士人难以在仕途上实现经世致用的人生抱负与社会理想，又有着入仕异族政权所可能带来的“失节”忧虑。或许，强以德也有着类似的心理症结，加上其祖父“隐德不仕…以义闻乡里”的精神感召，“以母老弃官归养”既是儒家孝道思想的自我要求，又不失为“隐德不仕”的合理托词。

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体”是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和表象。体用，既是义塾学子“贯通体用”的方法论，又在强以德身上有着良好的体现。除义塾、义冢、义井外，强以德还于璨山建造仁山堂、仁寿庵。虞集《仁山堂记》，认为“凡其所为，大抵仁者之事也。”（《宗谱》）柳贯《仁寿庵记》，以为“仁者，万物之全体，而仁亦物也，能充是心之全体，以无欠无余，则生生不穷，而仁不可胜用矣。”（《宗谱》）对于强以德而言，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即为体，基于“仁、义”而践行的经世致用之策是为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作为江南士人的一员，强以德本着一颗“仁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家族慈善的局限，而扩展至造福桑梓之邦的社会慈善。如果说，义塾的创设，意在儒学的传承与人才的培养，解决了此岸的最高理想；义冢的创设，则解决了彼岸的后顾之忧，更是体现了儒士的悲悯之心。

（二）复兴宗法之需与重建社会权威：家族观念的变迁

即如前述，义庄以敬宗收族为目的，是家族治理的一个重要机构。南宋时期，以张载、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为重建基层社会秩序，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加以创新改造，重构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型宗法制度。以士大夫为宗族领袖，完善宗族制度，制定家训，编修谱牒，兴建祠堂，设置祭田，创办义庄，完善宗族祭祀，形成敬宗收族的社会风气。在此基础上，南宋义庄得到较快发展，从而形成了以“敬宗收族”为旨归的家族慈善制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到以“义恤乡里”为目标的地方社会慈善制度。

元朝建立后，蒙元统治者制定了“四等人制”的民族等级制度，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随着王朝更替与社会变迁，家族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申万里统计分析了南宋至元代的家规、家训、家范等传世文献中，发现一些鲜明的变化，“首先，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的乡邻、邻族、游士和地方官府等内容，逐步纳入家族观念，反映了家族发展与地方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的趋势。其次，南宋关注较多的家族人身、财产的安全问题，到元朝已经较少关注，表明家族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增强。”[10]

除强以德外，元代江南士人多有扶危济困的义行善举，但并不局限于家族慈善，而是扩展到地方社会层面。虞荐发，字君瑞，号薇山，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举人，“弱冠以茂异起为校官，其学务明体适用，为文章必本于礼教…平生践履笃实，于义利之辨犹明。”（《县志·卷二十一儒林》）虞荐发早于强以德数十年，同样致仕返乡，有诸多善行，并且能够积极发挥儒士的示范作用，“喜节义，处约而好施，人有急难，周之惟恐后。岁歉贵籴，损其值与人，富人稍稍效之。”[11]华某，字德珍，既关心家族与姻亲的生活，又能推广至乡邻，“族姻之贫，时加存问。或辞不答，辄为愀然。怀金遗之，或以勿言，贷人以钱，不厚取息。三取其二，人以为则。推己之善，及乎乡邻。”[12]

强以德、虞荐发、华某等江南士人的善行义举，一方面是对程朱理学“明体达用”思想的世俗化运用，以推动传统儒家思想与基层社会秩序的重建；另一方面，或许是通过“义恤乡里”，而提升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从而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

（三）赋役盘剥与管理混乱：运营管理的难题

元代的赋役制度较为复杂，南北各异。在北方地区，主要是税粮、科差。在江南地区，大体沿袭宋代两税之制，征夏、秋两税，夏税输棉、丝等物，秋税输粟及部分折钞。另外，还有各种杂役苛派。总的来说，元代的赋役负担较宋代尤为沉重。元代的赋役制度不利于义庄的发展。浙江东阳胡氏义庄创设于宋末，至元代时，因赋役制度导致的入不敷出，“会因县道理亩造册，别立赡族庄一户，由是岁当差役之费，而租入不能以赡矣”，而被迫解散。不堪赋役负担而导致解体的义庄，不止胡氏义庄，“予观近代富家巨室，往往置义庄以赡族，遭世变，鲜不废者。”[13]强以德捐田千亩以创建义塾。千亩之义田，同样应完成当时规定的赋役。

虽然范仲淹创设义庄之初就制定《义庄规矩》，注意义庄运营管理的制度建设；不过，历经两宋的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义庄，在运营管理上还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建设与更加合理的管理模式。由此，管理的混乱也成为义庄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岁久弊滋, 或指上腴为闲田, 或耕者逃徒漫不訾省, 或胥徒相与为奸利而潜损其故额者过半。给助既多, 不尽核其实, 而他费且益浮, 非惟力不能买田以加益, 而贫者顾不被其赐。”[14]

查明洪武无锡县志，并无强氏义塾，可见义塾运营时间有限。“强氏义塾，元强以德建，久废。”（《县志·卷六学校》）义塾运行已不易，义庄运营则更为艰难。

综上所述，强以德创设义塾、义冢、义井等“义恤乡里”的公益慈善机构，而没有创设“收宗睦族”的义庄。首先是因与范仲淹相似的人生经历与理想道德而产生的精神感召，其次是因元代家族观念的变迁，还有对赋役盘剥与管理混乱等运营管理的现实考虑。

四、强以德义塾、义冢的影响

（一）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强以德“性天孝友质直好义，事母尽爱敬，诏子弟严而有恩，睦亲族辨以周，遇僚友惠而信,北南名卿大夫无不交而交也，以道乡曲，士庶众流无不接而接也。以礼居家莅官，遇事剖晰举中，理解沉毅勇决，不摇于说辞，不诛于近亵，综理纤悉，内外斩斩，要以勤俭为本而遗子孙，以安生理，稍裕即思以及人。”（《宗谱·行述》）强以德的人格魅力、仕途政绩与致仕辞官后的善行义举，“人以为荣”，是体用思想的完美展现，对提振江南士气、促进江南儒学发展、加强地方社会慈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时，强以德躬行儒道，结交了同时代的理学家以及文人学士。吴澄，元代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曾任国子监丞、翰林学士、经筵讲官等职，为元代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即如前述，吴澄为其作《梁溪义塾记》《粲山义冢记》，对强以德不吝赞美之词，“仁矣哉，其用心也。”柳贯，元代文学家、理学家、教育家，曾任昌国州学正、湖广等处儒学副提举、国子博士等职，为其作《仁寿庵记》，认为强以德“凡义事奋勇为之”。虞集，元代学者、诗人，曾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子博士、奎章阁侍书学士等职，为其作《仁山堂记》《墓志铭》。赵孟頫，元代书画家，曾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职，为其题写“仁山堂”。虞志道，曾任湖州教授、嘉兴尹等职，为其作《行述》。众多官员、学者的不吝赞美，扩大了强以德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地方政府转呈朝廷，对强以德加以旌表，“表其门曰善义”。强以德去世后，从祀乡贤，又建专祠于五牧。康熙二十七年（1688），无锡地方奉檄建强仁山先生祠。强以德以其政绩和善举，还得以“封妻荫子”。妻赵氏，得封晋陵县君。其子三人，二人为官，可仕任嘉兴路儒学教授，可大任广德路建平县尉。元高士倪瓒为强以德像赞题词，高度评价他的道德理想与善行义举，“锡山崇隆，挺生我公。轻才重义，周急济穷。诏旌善义，名震朝中。五车学室，若世文工。”（《宗谱·像赞》）

（二）对无锡后代义庄及其他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

强以德创设义塾、义冢、义井，却并没有将三者统一至义庄这一家族公益慈善机构中，也并未局限于收宗睦族，而是着重造福乡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如果说义塾致力于“幼有所长”，义冢致力于“老有所终”，义井则是一定程度上的“有所养”，强以德“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义行善举则是在践行着儒家崇高的社会理想，并对后代义庄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产生着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强氏宗谱》，又称《义门传芳录》。可见，强氏后裔对强以德的道德理想与善行义举有着强烈的精神感召与文化认同。乾隆壬申年（1752），强氏后裔强利用等捐献二百余亩，作为公田，以备祭祀与赡族。又有二十世孙强殿臣，“追维先泽，酌于宗祠内重设义塾。凡族中之无力延师者，咸来就学，修脯不计，其异姓子弟亦如之。”（《宗谱·重设义塾小引》）

以无锡为代表的苏南义庄，与宋代义庄相比，特别强调庄塾、义学等教育机构的兴办。明清时期的义庄教育，更看重永续家族家族梦想，大多以家族内部教育为主，以培养家族科举仕进人才。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义庄教育也逐渐从家族教育向社会化教育转变，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招收乡里及周边地区的异姓贫寒子弟。1906年，锡山秦氏将书塾改为公学，“世变风移，西学东来，苏省当瀛海之冲，邑人群以兴学为亟。…能作育新民。”[15]1882年，无锡荡口华氏创设怀芬义学，家族子弟提供教育；后扩大义学规模，兼收异姓子弟免费入读，更名为耕余书塾；1905年，华鸿模在耕余书塾原址，创办私立果育两等学堂，招收周边地区的学生，免收学费和住宿费，并设立奖学金。1902年，无锡村前胡氏创办胡氏公立蒙学堂，建校初以胡氏子弟为主，其后坚持开放办学的理念，践行着“始自家庭，达于州里”的教育实践。

不仅有义学从家族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无锡义庄还注意开展卹佃、义冢、赈灾等其他方面的社会慈善事业。无锡荡口华氏老义庄、新义庄皆有“周恤佃农”的条款，通过“恤佃”的系列措施，既能实现激励农桑以实现收租之目的，又能彰显家族风范以实现社会影响力。1893年，华鸿模等华氏族人捐献义地创设公墓，江苏布政司认为“洵属乐善可风。应即如详立案，一面由司撰给仁周梓里匾额，以示奖励。”无锡士绅不仅能够“义恤乡里”，还积极参与到全国其他地方的社会救济中。1879年，河南省发生灾荒，无锡邑人多劝捐助赈，“华翼纶、赵棨、姚熙绩、戴敬熙、过恩湛、钱福基、徐其曜、过人远……等共集捐洋银五千四百二十余元。均由县署报解，又李金鏞集捐银五千两，华文汇、宣敬熙……等共捐银五千两，均由苏局报解。”（《县志·卷三十善举》）

七百年弹指一挥间。登临产山，已经难觅强氏义冢、仁山堂、仁寿庵之遗迹。移步惠山古镇，强仁山先生祠亦已迁回洛社五牧。不过，强以德在福建任职时，募得朱熹手书“溪山第一”四字。至正八年（1348），强以德子在惠山建楼若干楹，是为“溪山第一楼”。登斯楼也，义塾之书声朗然可闻。此后，几经转折，至清乾隆年间，溪山第一楼改建为紫阳书院，又称朱文公祠。

世事变幻，因缘际会。从梁溪义塾到紫阳书院，见证着儒学在无锡的良好传承。也许，这也是对强以德善行义举与道德理想的最大肯定吧。

注释：

[1] 无锡杂志社：《无锡指南》，1947年版，第109页。

[2] 袁灿兴：《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8页。

[3] 《华氏新义庄事略》，《苏抚部院掛发藩字第二十六号执贴》。

[4] 《强氏宗谱》，民国三十六年重修，五云堂刻本。

[5] 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29-35页。

[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1-256页。

[7] 《畏斋集》（卷四），四库全书本，第22页。

[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2页。

[9] 申万里：《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史学月刊》200年第9期。

[10] 申万里：《南宋到元朝的社会变迁：以家族观念为中心的考察》，《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