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商都遗址”被发现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郑商”，与其之前的“殷商”、“商朝”等概念不断出现在书籍和媒体中。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殷商就是商朝。我认为，“殷”、“商”不能混用，正是由于“郑商”的出现，理清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研究商朝的历史，有其重要意义。

商朝是指公元前约1600年商汤灭夏，至公元前约1046周武王灭纣共30帝，享国约600年的奴隶制王朝。这应该没有太大的异议。

1950年秋，一位小学教师在郑州二里岗一带发现一些带绳纹的陶片和磨光的石器，经鉴定为商代遗物。此后，有关部门经数次考察发掘，1956年，确认占地面积比殷墟的占地面积还大的都城遗址，是3600年前商汤灭夏前后的国都，是商朝早期五次迁都中目前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国都。1950年之前，商汤灭夏至盘庚迁殷之前的这段历史，既没有典籍记载，也没有发现遗存的实物。郑州商都遗址被发现，填补了商代早期的这段历史空白。

商汤灭夏至盘庚迁殷约三百年的历史中，郑州商城是商朝前期的重要的都城，面积达25平方公里。郑州商都遗址最具特点的是保存在地面上的夯土墙体，它是至今夏、商、周三代都城中唯一在地面保存的夯土城垣的都城。郑商遗址发现大量青铜器，且器类齐全，个大庄重，造型精美，纹饰讲究，其中最大的铜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62.5厘米，纵长61厘米，重约86.4公斤，尽显王者之气。这些青铜器的出土证明，商朝早期已经出现了高度的青铜器文化，进入了青铜器时代。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卜甲卜骨数百片，其中一片牛肋骨上刻有十个字，另一个龟甲上刻有一个字，30年后，在郑州商城又发现了两片带字的骨料，这是在安阳殷墟之外发现的甲骨文，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在白家庄商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上，其颈部铸有三个龟形装饰图案，古文字学家考释为“黾”字。这应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铭文。在郑州商城偏西处出土的一件大口尊残片上刻有一个“目”字，这些商文字遗物的发现，充分反映了郑商时期的文化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从郑州商都遗址发掘的文物看，这一时期的人殉尚不多见。郑州商都遗址还出土有祭祀遗存，虽规模不大，遗存不多，说明，郑商时代或许更早，人类已经对神有敬畏崇拜之心。这一“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历史为商朝的前期，早期，也称为“郑商”。

1899年，安阳小屯的农民在耕作时发现一些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的残片，经鉴定，是极有价值的文物。经过不断挖掘，在安阳殷墟出土了十多万件甲骨文字，使殷商成为有文字可考的时代。据考证，在都市建设方面，安阳殷墟完全承袭了郑州商都，尤其是防御设施和城市布局，二者有惊人的相似。在殷墟发现不少的铸铜遗址，较之郑商，其规模更大，其青铜器的规格更高。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达875公斤，形制非常雄伟，是目前我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也是世界青铜器中所仅见。殷商时期的墓葬人殉是比较普遍的，有的一个墓葬可达八九十人，在一般不很大的墓葬以至于小型墓葬中也有数量不等人殉。祭祀死亡的奴隶主，建造宗庙宫室，其祭祀的规模惊人。祭品中不但有马，狗，牛，羊，还有铜器、陶器和贝，而且还有大量的奴隶。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前在安阳小屯商王的宗庙地区，就发现作为祭品的奴隶的986具骨架。被用在建筑王宫祭品的奴隶总计已达到889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商时期的祭祀，是其重要的政治制度，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周武王伐纣，誓师牧野，指责纣王的罪状之一就是不祭祀祖宗。殷商时期，大量的战俘不被杀掉而投入生产，增加了社会生产力，它的生产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商纣王对于淮河流域以至长江流域的开发经营，是中国大一统的发端。殷商遗址是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约二百七十三年的王都所在地，是商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商朝的这一发展时期也称为“殷”，后人也称为“殷商”，“晚商”。

在郑州商都遗址没有被发现之前，有的史学家将商朝在安阳的这段历史称为“殷”，如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与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的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载：“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北蒙即安阳小屯一带，也就是迁都到安阳小屯一带后称作“殷”；也有史学家将商朝称为殷，如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殷本纪》中，不但将盘庚迁殷之后称殷，把汤灭夏之前也称为殷，开篇就有“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契是商族的祖先，从契被封商地，到汤建立商朝历十四代，约五百年之遥，司马迁已将其称为殷。此后的史书多将商朝称“殷商”。

郑州商都遗址被发现，已有结论这是商朝前期的都城遗址。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均把这一都城遗址称为“郑州商都遗址”，也称“郑商遗址”，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为“郑商”。“郑商”这一概念，也是今人即当代人给了商朝在郑州这一历史阶段的一个“名分”。

郑州商都遗址，安阳殷商遗址，标志着商朝的两个发展阶段。现在，这两座都城遗址，并立于世人面前，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殷商还可以代表商朝吗？殷商包含郑商吗？

可以说，从郑商遗址被发现并被确认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之时起，无论是都城的建筑年代还是规模，郑州商都都堪称八大古都之首，郑州商都遗址就获得了历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这一地位，殷商是涵盖不了的。此后“郑商遗址”，“郑州商都”，“郑州商城”等名词不断出现在文件，书籍，报告，媒体之中，“郑商”一词也成了商朝在郑州的这段历史的普遍称谓。一部《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论文集》33位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没有一位专家学者把“郑州商都”，“郑州商都遗址”，“郑州商城”称为“殷都”，“殷墟”。“殷商”。耸立在郑州市城东路西，东大街南的博物院更是向世人昭示，此处是《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不是“殷商遗址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为商代历史特别是晚商以前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其重要的意义不亚于殷商遗址的发现。

历代史学家之所以将商称为殷商，有其历史的原因。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把商族的祖先契也称之为殷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在该本纪中，还有多处 “殷复兴”，“殷复衰”的记述。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说：“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才称之为殷”。郭沫若的这一说法，至今没有人质疑。可以说，在盘庚未迁都于安阳之前，甚至在商朝灭亡之前，是没有“殷人”，“殷商”，“殷朝”“殷都”等称谓的。“殷商”的“殷”字是后人给“商”加上去的。

周朝人为何称商朝为“殷”？按照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一书中的说法是，“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其后的楚国的称谓上，楚国不自称为荆，别的国家始称之为荆，应该也是出于敌忾。这犹如以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称我们为中国，而一定要称之为‘之那’的一样。”现代说法，“敌忾”就是抵抗所愤恨敌人的意思。周朝人称“商”为“殷”是带有情绪因素的。周人灭商，武王封纣之子武庚为诸侯，分商地为三部，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据一部，监视武庚。两年后，周武王病死，子成王诵继位。周公旦摄王位，代行国政。由于成王和大臣召公奭疑忌周公，三叔也造谣说周公要谋害成王。继承问题引起周内部的不和，武庚看有机可乘，联合东方旧属国起兵反周。周公自己带兵东征，杀武庚，黜三叔，灭奄等十七国。商贵族当了俘虏，被周人称为獻民，也被称为顽民或殷顽。殷顽原本是大小奴隶主，成了俘虏，丧失了昔日的威富，顽固地反抗周统治是很自然的。周人为管束和感化这些顽民，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周人称商为“殷商”是在情理之中的。史书中记载的这些历史事件，与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记述的“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是应该可以印证的。不但称商朝后期即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这段历史为“殷”，连商族的祖先契也被称为了“殷契”。“殷商”就是商朝的代名词，被历代史学家所沿用。当代人依然称商为殷商，主要原因是商朝在郑州的这段历史，典籍中没有记载，郑商遗址发现较晚，对郑商的历史研究还不充分，宣传不到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从1950年郑州二里岗发现商代遗物，1952年开始发掘，直到1956年，“郑州商都遗址”才展现在世人面前。且不说在此之前的史家称“殷”为“商”，就是在此之后的我国出版的一些通史著作中，依然把“殷”称为“商”，“商朝”被称为“殷商”由来已久。直到2000年，王玉哲编著的《中华远古史》，才将“商王朝前期的历史”与“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历史有所区别。这一区别说明，随着“郑州商都遗址”被发现，“殷商”这一概念的外延缩小了。“殷商”仅指盘庚迁都于安阳之后的一段历史，不包含商汤建立商朝至盘庚迁都之前，也就是商朝在郑州一带发展的这段历史，也正好与古本《竹书纪年》“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的记载相吻合。契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地，成为商族的先祖，这一段历史已被史学家称之为“先商”，也是商之源。成汤灭夏，以商立国，在以郑州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发展约三百年的历史是商朝的前期，就是郑商。商朝是在商丘结胎，在郑州出生，在安阳灭亡，安阳殷商是商朝的晚期。这三个时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在郑州商都遗址没有发现之前，称“殷”为“商”，称“殷商”为“商朝”是能够说得过去的。郑州商都遗址被发现之后，商朝的早，晚两个发展时期的都城展露于世。郑商和殷商两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才是商朝的历史。如仍将殷商称为商朝，就是以偏概全了。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分为两个时期绝非一个商朝。以离商朝最近的周朝为例，周平王东迁使周朝分为了西周和东周，而且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从“西周”这一名称来说，周平王东迁之前，是肯定没有“西周”这一称谓的。东周灭亡之前，也没有西周、东周的说法。东周时期也没有春秋和战国的说法。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是后人在编写历史的时候区分的历史阶段，这与殷商灭亡之前，没有殷商，郑商的说法是相似的情形。有所不同的是周朝先有西周，后有东周，次序井然。殷商遗址与郑商遗址的发现是殷商早于郑商，把殷商视为商朝就不足为奇了。直到现在，一些文章中，仍将“殷商”称为商朝，如“殷商探源”、“殷商之源”、“殷商文学”、“殷商文明”、“殷商文化”、“殷商研究”等。显然，这里的“殷商”二字所指的就是“商朝”、“商代”，但是，在一些文章的叙述中又可不避免地称“郑州商城”为“早商遗址”，是“在殷墟之前的早商王朝的存在”，这里的“殷墟之前”四个字，就把殷商与郑商区别开来了。既视殷商为商朝，又认可郑商是殷墟之前早商王朝的存在，这就是前后矛盾说法了。“殷墟”与“殷商”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殷墟”所指示的是殷人以前居住后来废弃的地方，而“殷商”则指示的是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商朝晚期在安阳小屯一带发展的历史。二者也是不能混淆的。

“殷商”这一概念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国人的认识中已是根深蒂固。“郑商”这一概念毕竟太过年轻，即便是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算起，也不过区区六七十年的时间，郑州商都遗址被确认为中国八大古都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年，与三千多年的时间相比实在太短暂了，人们还没有认识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虽记载了成汤灭夏之后至盘庚迁殷之前的世系，但是，“五次迁都”的具体位置记述不详，也没有对现在郑州存在的商都的记载。可能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这个商都的存在，否则，《史记·殷本纪》会是另一种写法。司马迁也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才把“商”一律称为了“殷”。郑商遗址被发现，并被确认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事实，“郑商”、“殷商”之分就有了无可撼动的根据。现在，我们的认识不能囿于典籍的记载而无视客观存在的事实，仍称“殷”为“商”，称“殷商”为“商朝”，这一观点应该成为过去。

郑商与殷商是商朝的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已无需引经据典予以考证。商文化源于商丘，兴于郑州，盛于安阳，一脉相承，且脉络清晰，对商丘来说这既是荣耀，也是责任。数十年来，商丘为探寻“商之源”，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重要的遗址遗物毕竟没有被发现，仍需做出不懈的努力。树立“殷商”不能代表“商朝”，“殷商”不应该包含“郑商”这一观念，对继续探寻“商之源”，研究“商文化”，传承“商文明”,就尤其必要了。

作者：王和平

来源：今日商丘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