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黎元洪，我们不禁想到一个一生都没有摆脱位尊权轻、任人摆布命运的悲剧人物，但他的名字却与中华民国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紧的联在了一起。黎元洪的一生曾三任民国副总统，两次荣膺总统桂冠，然而，作为一个不入流的政治家，黎元洪在政治上并无建树，加之性格柔暗，胸无城府，这异乎寻常的青云直上带给他的却只有悲剧——一个令后人感慨和深思的悲剧！

第1章：黎元洪总统之路的开始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字宋卿。1912年，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仍兼鄂督。袁世凯窃权后继任。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被封为武义亲王，未受。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职。1917年，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产生府院之争，被张勋利用，后被段祺瑞赶走。1922年，直系军控制北京政府后，请他复职。次年，又为直系所逐。曾秘密经上海另组政府，失败后去日本。1928年6月，在天津病故。

辛亥革命前夕，黎元洪被革命党人秘密推举为都督。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党人恭请黎元洪出来主持大局，黎却忸怩作态，不愿出山，一个劲儿地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蔡济民以枪胁迫他任都督。黎元洪实在不愿做这都督。但沉默几天后，他审时度势，半推半就地剪了辫子，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宝座，并检阅了军队。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羞愤交加中一命呜呼，结束了可悲的一生。袁世凯死后，谁人继任总统又成了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摆在国人的面前。

在北洋军阀中，袁世凯昔日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争夺总统宝座的野心都很大。特别是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实际上已经控制北京政权，俨然以袁世凯的继承者自居。但是，老奸巨猾的段祺瑞不得不考虑到：尽管北洋派表面上已是一个统一的团体，但实际上已是千疮百孔，多派林立；冯国璋又在觊觎着北洋派领袖的地位，如果自己继任总统，势必引起北洋派更大程度上的分裂，也势必招致西南护国军的坚决反对。

北洋派必须加强内部团结，争取实现南北统一，而要推进南北统一，继任总统就必须为西南护国军所首肯。此时，因黎元洪不为所诱，坚决反对袁世凯帝制行为，因而被以进步党为领导力量的护国军当做重建民国的一面旗帜来拥戴，他们很早就提出以袁退黎继为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那么，段祺瑞何不另辟蹊径，变袁世凯时期的总统独裁制为“责任内阁制”，自己出任内阁总理，掌握军政实权呢?这是因为在段祺瑞看来，抬出南方军人黎元洪担当傀儡总统，既能为西南护国军所容，又可转移内部矛盾，更重要的是，黎元洪手无寸铁，性格优柔，不足为北洋军之患，是在当时政治情势下作为权宜之计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在与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密谋之后，段祺瑞决定让自己始终不曾放在眼里的黎元洪出台，以副总统的身份继任大总统。

6月5日晚、6月6日晨袁世凯病危之时及6日上午袁世凯气绝之后，段祺瑞不辞辛苦，三往黎元洪住宅，劝黎根据约法继任总统。黎元洪自拒绝袁世凯武义亲王的封号后，与袁的关系已日渐紧张，及至讨袁之声纷起，黎袁两家更是断绝来往。加上袁世凯病危时日很短，因此黎元洪初闻袁的死讯，震惊之余尚有些将信将疑，直到长女绍芬从袁家探亲回来，这才相信袁世凯已死的事实。对于继任总统一事，黎元洪开始推脱不就，段祺瑞断然说道：“公为副总统，当然继任。”黎元洪又表示无力维持眼下混乱的局势，段祺瑞不耐烦地答道：“公出，北京秩序祺瑞当一人负责。”

6日，即袁死当日，段祺瑞伪造袁氏“遗令”，宣布副总统黎元洪依约法第二十九条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并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

7日上午，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前宣誓就职，并公布由段祺瑞事先拟好、由他签字盖印的第一道命令，对窃国大盗袁世凯作了一番歌功颂德。

虽然南北双方均赞同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所恃法律依据并不相同。段祺瑞宣布袁氏”遗令”中所谓的“约法”，是指袁世凯亲手制订的新约法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此法规定，如果大总统因故出缺，将由副总统“代理”3天。3日之内开启金匮石室，根据前大总统推荐好的3人名单，决选一人为总统，副总统“代理”职权亦算完结。而段祺瑞推黎元洪为继任总统，虽为过渡的傀儡性质，但显然并不是让其“代理”3天。而且袁世凯金匮石室的总统提名，除黎元洪和段祺瑞之外，尚有北洋派元老徐世昌。一旦组织选举，让黎“选”为总统，恐怕还要费一些手脚。

西南护国军拥黎继任总统之职，依据的是1913年10月公布的以旧约法为基础的大总统选举法，该法规定，总统因故出缺时，由副总统“继任”，直至本任大总统任期届满时为止。

于是，在黎元洪继任总统所依“约法”一事上，便出现令人费解的矛盾之处：以黎继任的实际情形来看，依据的是西南护国军支持而被袁世凯明令废止的旧约法，但是在段祺瑞发布的袁世凯“遗令”以及国务院通电中，所依据的却是袁世凯手订的新约法。其实，段祺瑞不过是沿用北洋派老主子袁世凯惯用的伎俩，有意制造扑朔迷离的效果，企图在含糊之中，借黎元洪的继任问题达到将袁记新约法定为国宪的目的。这种阴谋立即被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南方护国军所看穿，南北双方函电纷驰，展开了新旧约法之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西南护国军看来，约法问题极易解决，只要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即可恢复。可是，黎元洪哪里有这个胆略！对于“北洋之虎”段祺瑞，黎元洪早已领教过他的厉害。1913年冬，正是这个气势汹汹霸气十足的段祺瑞几乎用绑架的手段强迫自己北上，从此失去地盘，丢掉实权，如入囚笼，不得自由。黎元洪对段虽恨更怕，因此在他的就职宣言中，前面说“依据民国临时约法暂时执行大总统职权”，后面又自称“本代理大总统”，语意矛盾，表现出对北洋派的屈从与迎合。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收到许多对他寄以希望的西南护国军及各界人士发来的电报，问及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重大问题，黎元洪一律答道：“已交国务院筹办。”甚至明确表示：“惟一任段国务卿之主张。”他的这种态度，使南方各派在失望之余不免感到愤慨，谴责黎元洪之声不绝于耳。

第2章：不甘做段祺瑞的盖印机器而导二者的府院之争

正当南北双方为约法及国会问题争得不可开交，黎元洪依偎两端、左右逢源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改变了黎元洪的态度。

1916年6月25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独立宣言。此举为护国军利用军舰运兵北上提供极大的可能，也直接威胁着控制在北洋势力下的东南沿海各省。

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为维护继任总统的已有地位，黎元洪决定顺应社会舆论，在约法和国会问题上站在护国军一边。6月29日，黎元洪发表大总统申令，宣布宪法未定以前，仍遵用《临时约法》，并依据《临时约法》，继续召集国会。

一向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段祺瑞，对事态的变化深感气愤。当初推黎上台，不过是找一个临时的盖印机器，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表露：“我是叫他(黎)来签字盖章的，不是叫他来压在我头上的。”而黎竟“不识好歹”，与自己背道而驰。一个不心甘情愿做傀儡，另一个却是只有一副冷酷可怕的面孔，颐指气使，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府(总统府)院(国务院)大战徐徐拉开帷幕。

黎元洪上台后，念及当初袁世凯做大总统时何等威风，关键在于袁手握军权，自己要避免重蹈傀儡覆辙，必须改变段祺瑞集国务总理、陆军部长于一身总揽全国军队的指挥和任免权的局面，必须在军权问题上与段祺瑞平分秋色。于是，黎元洪越过陆军部职权范围，指使幕僚蒋作宾、金永炎致电四川都督陈宦，劝他尽早通电取消独立并且自动解散军队。

陈宦并不知道黎总统与段总理之间的微妙关系，更没有想到服从总统就意味着犯了总理的大忌，于是未向内阁请示而奉总统之命以行。当段祺瑞听说陈宦未经他的同意竟“擅自”宣布取消独立、解散军队的消息后，不禁勃然大怒，他下令立即在北京成立军事法庭，准备采取杀鸡吓猴的手段，好好地警告一下黎元洪。幸而陈宦早得消息，躲进租界，才没有成为这场黎段较量的牺牲品。

最使黎元洪无法接受的是，作为堂堂的大总统，不仅段祺瑞对他毫无推重尊崇之心，从不假以词色，而且段的左右对黎也毫不尊重，一副傲气，公然蔑视。

1916年6月，段祺瑞准备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知道徐树铮之父与段祺瑞有旧交，一旦任命，必为亲信，恐怕于己不利，而且素闻徐作风跋扈，于是黎元洪一口回绝，并拍案声称：“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段)，只有这一件办不到！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徐世昌听说此事，亲入公府劝慰黎元洪：“总理用人，总统并非不可驳回，惟秘书长不当驳回。”晓以利害，黎只得勉强让步，只附加一个条件：每当徐树铮以国务院秘书长身份见黎时，必须由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陪同。于是，6月13日，徐树铮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

徐树铮上任后，处处秉承段的旨意，根本不把大总统放在眼里，平日进总统府呈递公文时，总是满脸阴沉，稍遇不快，便暴跳而起，毫无顾忌。有一次，徐树铮手执福建省3个厅长的任命书到总统府，让黎元洪盖印，黎问及这3人的情况，徐树铮竟然很不耐烦地答道：“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印，我的事情很忙。”一句话搞得黎元洪如芒刺在背，非常难堪。徐树铮出府后，黎愤愤地对手下人说：“我本来不要做总统，而他们也就公然目无总统。”

徐树铮不仅骄横跋扈，而且专断越权，令黎元洪忍无可忍。一次，徐树铮既未经国务会议通过，又未征询财政总长意见，擅自拟令任命严家炽为广东省财政厅长，送请黎元洪盖印时，谎称系粤省长及财政部长保荐，黎觉得可疑，未轻易盖印。第二天，徐树铮前来催促，黎元洪怕引起事端，惹段祺瑞不满，便勉强盖了印。及至任命书到财政总长陈锦涛手中，陈以不知详情为由拒绝副署，黎元洪这才知道被徐愚弄，所谓的经财政总长保荐纯属子虚乌有。

为回击徐树铮的嚣张气焰，并借机打击段祺瑞的势力，黎元洪授意新任总统府秘书长丁世铎制定划分府院权限的方案，主张大总统对国务院自由行使职权。一时间，总统府要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的消息盛传一时。适值此时黎元洪又批驳几件国务院送交的公文。一气之下，段祺瑞告假不到院，并扬言辞职。黎元洪只好作出让步，撤回两道批驳书，也不再坚持总统出席国务会议。

黎元洪息事宁人，院方却是不依不饶。徐树铮因侵权越职受到内务部长孙洪伊的当面指责，从此恨之入骨。他借着被孙裁减下来的内务部冗员的不满情绪，挑唆上告孙洪伊。一连4次，徐树铮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赴总统府，请黎盖印，并且威胁说：“孙内务部长如不去，总统将不许入国务院门！”黎拒不盖印。随后，对孙洪伊也怀恨在心的段祺瑞不顾国会舆论，竟然亲往公府，要求黎在免孙令上盖印，黎依然拒绝。段祺瑞恼羞成怒，说：“如总统不肯罢免孙的职务，就请免去我的吧！”然后拂袖而去，段祺瑞的强硬态度使黎元洪不得不软下来。

这次府院政潮，以徐树铮、孙洪伊的冲突开始，继而规模扩大，且愈演愈烈，引起政坛一片混乱。在徐世昌的调停下，最后徐树铮、丁世铎辞职，孙洪伊被免职，事态才得以平息。在这场争斗中，天平的砝码仍倾向于段派，黎大总统可谓“赔了亲信又损兵”。

府院之争在1917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高潮。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17年时临近尾声。日本为便于通过拉中国对德宣战，而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于是积极支持段祺瑞参战。而段祺瑞则试图借机勾结日本，借款编练“参战军”，名正言顺地扩充北洋势力，对日本方面言听计从。黎元洪这边则对美国素有好感，希望在外交问题上得到美国支持，而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因而按照美国旨意行事，对德主和。两派之间，你争我夺各不相让。

1917年3月3日，段祺瑞主持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对德绝交案，并拟好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令其通告日本政府，中国即与德绝交，俟与协约国商定中国参战条件后，即加入协约行列。

3月4日，段祺瑞率全体阁员至公府，请黎元洪在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并将致章宗祥的电报签署发出。黎元洪认为：“不经国会同意，即与协约国方面商谈加入条件，根本不妥。”于是拒绝签发致章宗祥的电报。段祺瑞冷笑一声：“总统既不要我负责，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此种局面我决不干下去！”说罢扬长而去，并故伎重演，以辞职相要挟，弃职离京。

段祺瑞出走之举，令黎元洪尴尬异常。黎身边的军事幕僚，纷纷献策，建议借全国反战舆论倒段，重新改组内阁。然而，黎元洪明白，北洋派决不会坐视段祺瑞下台。果然，各省军阀虽并不赞成对德绝交，却都纷纷致电挽留总理；黎决意让徐世昌出任国务总理、王士珍继任陆军总长，但徐、王二人坚辞不受。无奈之下，没有实权的黎元洪只好忍气吞声，再次作出让步，答应冯国璋的调停三条件：“一、此次国务会议决定之外交方针，总统不加反对；二、国务院拟发之命令，总统不拒盖印；三、致各省及驻各国公使之训电，总统不提异议。”黎元洪表示：“以后外交问题就听芝泉(段祺瑞字)的，我完全没有意见，只希望外发之公文函电事先向府方通个声气。”

第3章：段祺瑞“再造共和”黎元洪销声匿迹

1917年3月6日晚，段祺瑞乘车返京。14日，北京政府正式照会德国驻华公使，宣布两国绝交。

4月6日，美国方面改变态度，对德宣战，段祺瑞乘势加速推行其宣战政策，变各省军阀由参战阻力为助力。在段的唆使之下，以安徽督军倪嗣冲为首，鲁、闽、吉等省督军私闯国务会议厅，疾言厉色，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参战案。

5月3日，倪嗣冲与直隶督军曹锟等人奉段指使，到总统府见黎面陈参战理由。黎元洪已知这些蛮横鲁莽的武夫冲击国务会议的消息，现在又来威胁自己，不由得怒火中烧，厉声斥责道：“汝为省长，何必参与军事会议?”又说：“若万一国会否决，而倡解散国会，此则谋叛之举，万不可行！”倪嗣冲等无言以对，只好悻悻退出。

段祺瑞对此岂肯善罢甘休。几天之后，当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段搜罗流氓、乞丐、无业游民数千余人，号称“公民请愿团”，在国会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并对议员大打出手，气势猖獗，强行要求通过参战案，致使议员多人受伤，国会被迫休会。

“公民请愿团”事件大白于天下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大哗，内阁成员迫于舆论压力，纷纷辞职，只有总理段祺瑞一人置若罔闻，仍到国务院“办公”。内阁陷于僵持，众议院也以内阁仅剩总理一人为由拒绝讨论宣战案。

至此，形势于段祺瑞不利，但段支持的督军团仍甚为活跃。5月18日，山东督军张怀芝、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先后入谒黎元洪，表示如若国会否决参战案，将解除国会，焚毁参、众两院。黎元洪答道：“国会否决，即为民意反对宣战之表示。……大总统唯有依法律行事，凡违法之事，当然不可。”但督军团依然猖獗，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再次对国会施加压力，迫其通过参战案；同时呈请总统解散国会，誓与国会和总统争战到底，决一雌雄。

黎元洪不堪忍受段派人物的所作所为，5月23日，在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下，黎下令免除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任命伍廷芳为代总理，陆军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王士珍为京津一带总司令，通电全国。

段祺瑞听到免职的消息后，肺都要气炸了。当天，段即乘车离京赴津，临行前，发表致各省电，对黎总统命令不予承认，电报仍署名“国务总理段祺瑞”。

免段之后，黎元洪又恳请徐世昌、王士珍出台组阁，但徐、王二人迟迟不肯应允。此时，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北洋系各督军先后脱离中央宣告独立，造成“九省督军皆反，连兵请解散国会”的局面。面对危局，黎元洪一筹莫展，只好向通电拥护总统的前清重臣张勋伸出求援之手。不料，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导致一出复辟丑剧，黎元洪也陷入更大的被动之中。

正当督军团在北京肆意胁迫总统和国会，弄得北京政府一团乌烟瘴气的时候，自命为13省大盟主、并一向仇视国会的张勋，却出人意料地保持缄默，老老实实地呆在徐州。在黎元洪看来，张勋在外交问题上反对对德宣战，在内阁问题上也并不热心拥段，又手握兵权，这样的人物可以拉拢过来作为自己的一支生力军。于是，黎元洪派出张勋的同乡人、国会议员郭可秘密前往徐州，探询张勋对府院之争的态度。结果，张勋非常痛快地表示：愿为总统效力。孰不知，在其貌似爽直豪迈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那就是复辟清室，恢复帝制。

黎元洪发表免段令之际，张勋正在召集由部分督军和军阀代表参加的第四次徐州会议。安徽督军倪嗣冲和山东督军张怀芝听到免段消息后，暴跳如雷，主张非打倒黎元洪不可。其实，这些口出不逊的督军们并非对段祺瑞那么忠心不贰，关键在于黎元洪敢拿北洋派的头子开刀，区区督军就更不在话下，免段之举直接威胁了他们的地位。

面对暴躁的督军们，张勋则不以为然，他慢条斯理地说：“如诸君之所主张，无论如何，我却万办不到。盖保护北洋军，当另求善法。”一听另有“善法”，督军们静下来，张勋便细细地讲起他的想法，那就是各督军回去之后，宣布脱离中央，胁迫黎元洪接受要求，解散国会，然后再赶走黎元洪，扶植清室复辟。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勋暂不参加，以便在黎无计可施的时候，出面担当“调人”。

这些督军们看似凶悍，实际上头脑简单，而且没有任何思想作为行动的准则，只要能保住军队，扩张实力，不管是帝制还是共和制，在他们眼里都没有什么差别，于是一致附和同意。会后，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签名为信，表示复辟决心，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就这样开始上演了。

5月29日，随着倪嗣冲首先发难，发表独立通电，宣布同中央断绝一切关系之后，奉、鲁、豫、浙、晋、闽、陕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要求修正宪法、解散国会、段祺瑞复职等等，气势汹汹。面对剑拔弩张的督军，赤手空拳的黎元洪慌了手脚，竟向独立各省发出表明心迹的“告哀”电，一再表白他对段的信任与敬重，解释之所以免去段的职务，是因为段当时所处境地，如不“临崖而返，则威信全隳，越轨以趋，则网维尽扶，必陷芝泉困难之地，转违元洪爱护之心。”但军阀们不为所动。

那么，一向不甘居人下的段祺瑞此时在想什么呢?段祺瑞所希望的是建立以共和为名、以他为权力核心的独裁政府，但事已如此，只有借张勋复辟之机重掌政权。于是，他非但不阻止张勋复辟，而且暗送秋波，在复辟的道路上有力地向前推了张勋一把。

5月底，张勋密电黎元洪，对宪法和国会问题似持中立立场，并且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黎的关切之情。随后，又向黎派往徐州的顾问表示“元首若有明令召我入京，则愿当调停之任”。5月31日，黎元洪令人以国务院的名义电请张勋进京。6月1日，黎又按照张勋的要求，特以大总统命令的形式，明令张勋进京调停时局，希望他能力挽狂澜，解自己于窘境。

张勋原答应1日启程，2日到京，这时传来段祺瑞在天津成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的消息，张勋决定观望一段再做决定，于是借故推迟进京。这可急坏了黎元洪。此时北京的局势，更趋危急，独立的军阀摩拳擦掌，大有不去黎誓不罢休之势。黎元洪视张勋如救命的稻草，望眼欲穿。

6月7日，张勋如黎元洪所愿，率5000辫子兵一路杀奔京城，黎心中暗喜。不料，辫子军在途经天津时突然止步不前，随后，张勋对黎派往天津迎接的夏寿康提出两项要求：“一、逐去四凶；二、解散国会。如不照办，即用武力对付。”并且限3日内实现，否则不负调停责任。黎元洪没想到张勋出尔反尔，一时没了主意。

9日，辫子军的先头部队开至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公开对黎元洪实行武力威胁。直到这时，黎元洪才如梦方醒，但无奈已成瓮中之鳖，悔之晚矣。13日清晨，始终反对解散国会却又无力抗争的黎总统，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

14日，张勋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前簇后拥，抵达北京。

16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入养心殿谒见废帝溥仪，并自称“奴才”，行跪拜大礼，恭请“圣安”。

7月1日凌晨，溥仪被拥登基，接受文武官员的朝拜。至此，复辟闹剧达到最高潮。

再说黎元洪，做梦都没有想到张勋假调停之名行复辟之实，但木已成舟，只好接受秘书长张国淦的建议：致电冯国璋，令其代行大总统职权，另起用被其免职的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出师讨伐张勋。随后，只身逃往日本使馆避难。

段祺瑞见势态完全按照自己的预料发展，立即起兵伐张，赶跑张勋，得意洋洋地官复原职，接任总理，俨然一个“再造共和”的英雄。之后，段祺瑞假惺惺地赶往东交民巷，恳请在此避难的黎元洪回府复职。黎元洪认为此次令张勋进京调停酿成巨变，中断民国，愧对国人，坚辞不受，并发出措辞极为沉痛的下野通电：“岂有词条之叶再返林柯，坠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面目何施。”

随后，黎元洪命家人收拾行装，随他赴津养疴。但是段祺瑞唯恐尚有一定政治影响的黎元洪离开京城，如鱼纵大海，留下隐患，不肯答应。正在此时，黎宅发生莫名其妙的刺杀案，恰好黎元洪正在花园中散步，幸免于难。段祺瑞借口保护黎的安全，将黎的卫队解散，另派军警“保卫”黎宅。后来，黎元洪受内务总长汤化龙的担保，表示出京后不问政事，在政坛偃旗息鼓，这才得以如愿赴津。

从此，黎元洪蛰居津门，深居简出。平时杜门谢客，在寓读书写字自遣。后经人介绍，黎与美国商人华克联合经营中美实业公司，将主要精力投诸实业和金融，虽非财源滚滚，倒也逍遥自在。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5年。

第4章：黎元洪“复出”再做傀儡总统　

黎元洪隐居津门的5年当中，中国政坛日趋动荡，无一宁日。段祺瑞复任总理，与另一北洋派元老、代理大总统之职的冯国璋心怀异志，互相倾轧，形成新的“府院之争”，争斗的结果以冯、段同时下野而告终。北洋派老官僚徐世昌被推上总统宝座后，依然是好景不长，北洋军阀已呈皖、直、奉三足鼎立之势，各系均蠢蠢欲动，妄图独霸天下，随后，直皖、直奉战争相继爆发。直系军阀一战胜皖，再战胜奉，气势如日中天，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形成“直系即中央”的政治局面，一度亲皖袒奉的大总统徐世昌不过是一个位高寡助的傀儡而已。

直系军阀曹锟觊觎总统宝座已久，迫不及待地要赶走徐世昌，以便早日粉墨登场。但是，直系另一军阀吴佩孚主张当从长计议，既要赶走徐世昌，又要推翻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存在的理由，从而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具有“合法”性。于是，曹锟和吴佩孚精心编造了“法统重光”的政治骗局。

所谓的“法统重光”，就是要恢复1917年被解散的旧国会，迎原总统黎元洪复职，补足总统任期。利用“恢复法统”的名义统一全国之后，再利用直系手中的傀儡——国会和过渡总统黎元洪，“名正言顺”地捧曹锟上台。

1922年5月14日，吴佩孚通电各省，征求恢复旧国会的意见，北洋军阀除奉、皖两系外，纷纷来电表示赞同。5月下旬，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光园召开紧急会议，电请黎公复职，以求全国统一。旧国会参众两议长王家襄和吴景濂、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吴佩孚的参谋长李倬章、国务院代表高恩洪等相继来到黎宅，请黎元洪早日返京复职。一时间，门庭冷落多年的黎公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销声匿迹多时的下台总统又成了盛极一时的中心人物，大有黎公不出，国无宁日之势。

黎元洪经事已多，对政坛的险恶仍心有余悸。1918年1月，代总统冯国璋在与段祺瑞的几番较量后，深感力不从心，曾派人至津迎黎元洪返京复职，但黎抱定主意，不问政事，对来使拒之门外。对于曹锟和吴佩孚的政治野心黎元洪并不糊涂，加上一直对黎甚为推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写信相告：“吴佩孚此次行事，颇效项城，但以资格未充，又于南方绝无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笼罩。”尽管说客不断，直系军阀催促复位的电报纷沓而至，黎元洪还是以“蛰处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而且“才轻力薄，自觉弗胜”为由，谢绝不受。

曹锟、吴佩孚得知黎元洪的态度后，心想如若黎执意不出，再难找出一位既“德高望重”，又能为直系掌握利用的合适人选，一番精心策划岂不是要落空?于是，曹、吴赶紧又派出代表多人到津劝黎，并要求只要黎元洪一日不来京就职，就一日不止，轮番敦促。与此同时，旧国会方面的20余名代表，也天天到黎宅劝驾，搞得黎宅整日门庭若市。

在一片拥戴声中，黎元洪开始动了出山之心，加上黎的左右不甘沉寂政坛，也劝黎借此千载难逢的机会，返京复职。于是，黎元洪在6月6日发表洋洋三千言的电稿，表示：“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纵国会诸公矜面复我，我独无愧于心乎?”“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销兵气，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同时，又试探性地重提当年“废督裁兵”的主张，以此作为他再度出山的政治条件。

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在袁的授意下，力倡“军民分治”，以实现加强独裁统治、防止“藩镇割据”的目的。后来，黎元洪在此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但结果只是将各省“将军”的名称改为“督军”而已，丝毫没有触及督军制度的根基。黎在大总统的位子上时，正是由于武人干政，不得实权，随后又是在拥兵抗命的督军的威逼之下，被迫下台。黎元洪明白，如若不解去督军们的兵柄，复职之后无非是再做空头的傀儡总统。于是，黎借直系军阀一再拉他复位的机会和百姓厌乱的心理，再次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为显示这一决心，黎元洪进而复发一电，声言：“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

曹锟和吴佩孚原只想请黎出山应付时局，没想到黎元洪竟将了他们一军，提什么复职条件，但今日的局面正是直系力促而成。曹锟等人虽心存不满，但暂时管不了那么多，不得不率先发表通电，表示响应。同时，曹、吴又派代表熊炳琦、李倬章到天津黎宅劝驾。黎元洪解释道：许多省份尚未对“废督裁兵”表明态度，我不能贸然入都。熊、李二人见言劝无效，竟然“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表示黎公如果不答应，就长跪不起。黎元洪大吃一惊，一时不知所措，还跪不语。当时在座的京兆公民代表、陆军上将王芝祥、直系将领王承斌等也随同跪下。

黎元洪再一次被军阀们的“成功表演”所感动，马上对驻津的记者们发表谈话：“余为中华民国国民一分子，既是各方面迫于救国之诚，为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前途。”令黎元洪万万想不到的是，原本只是谦词，然而竟在一年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幸言中。

6月11日，黎元洪在直系军阀和旧国会成员的千呼万唤声中，离开天津，兴致冲冲地回到悬旗结彩的北京城，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隆重的大总统复职仪式。在典礼仪式上，黎元洪发表就职演讲，谓“出京五载，国家元气斫丧如是。此来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暂行大总统职权，藉以维持国际上之地位，其余各事，静待国人解决。”

第5章：黎元洪被扣压欲掏枪自杀

黎元洪上台以后，即受制于远在保定、洛阳常驻的曹锟和吴佩孚，事无巨细，不经曹、吴首肯，一律不成。

黎元洪急于切实实施“废督裁兵”的既定方针，六七月间，他先后任命了10多位省长，以期将实权从各省督军手中夺过来，结果遭到手握军权的督军们的强烈反对，被新任命的省长不是拒不受命，就是被当地拒绝，所谓的“废督”徒具空言，根本无法实施。只有浙督卢永祥表示“响应”总统号令，将“督军”的名称改为“督办”，行政机关均行其旧，这不啻是对黎元洪“废督”主张的一个嘲讽和戏弄。

至于当初称对黎“废督裁兵”的主张“谨当遵命为各省倡”的曹锟和吴佩孚，此时早把当初的应允抛到九霄云外，公开进行反对。于是，“废督”之举不了了之，再次化为泡影。至于“裁兵”，更招致各省军阀的抵制，军阀们为了加强各自的实力，不仅不裁兵，反而大招新兵，黎元洪“废督裁兵”计划彻底破产。

随着直系统治的相对稳定，内部的派系争斗也日趋加剧，逐渐形成以常驻保定的曹锟为首的“保派”和以常驻洛阳的吴佩孚为首的“洛派”。“保派”企图通过控制北京政府逐渐由曹锟取代黎元洪，而“洛派”则希望通过黎元洪的过渡而由吴佩孚取而代之，双方的明争暗斗使夹在其间的黎大总统时而被推向浪尖，时而又被抛至谷底，苦不堪言。难怪黎氏深有感慨地说：“他们把我抬出来，原来是叫我活受罪的。”

在黎元洪复任后的短短数月之间，在曹锟和吴佩孚的压力下，阁潮迭起，更替频繁，颜惠庆、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王正廷、张绍曾内阁，如走马灯一般，先后粉墨登场。黎元洪整日被搞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直到1923年初，吴佩孚在“保洛之争”中已处孤立状态，遂暂时屈服于曹锟，“保洛之争”暂告一段落，黎元洪才稍有喘息的机会。

然而曹、吴拥黎元洪复出，并不是真的要让他“补足任期”。随着曹锟在“保洛之争”中赢得胜利，窃取总统宝座的心情越发急不可耐，黎元洪在他的眼中已成为碍手碍脚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