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泸州分水岭镇，修了一处规模比较大的现代农业蔬菜基地，但是这个地方却叫董允坝。泸州一些百姓误听成董永，以为是牛郎织女传说里的牛郎故里，虽然有些可笑，但是也不必过分嘲讽。义正视听起见，我们有必要来聊聊董允这位蜀汉时期重要人物。

首先董允是谁呢？他是泸州人吗？

我们先来看看《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这里开篇介绍了董和与董允，董和是董允的父亲，里面对其父写道：“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汉末，和率宗族西迁，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鞞、江原长、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移，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

什么意思呢？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他的祖上本是巴郡江州人。汉朝末年，董和率领家族西迁，益州牧刘璋任他为牛革卑、江原县县长、成都县县令。有人说这个枝江就是湖北那边。所以董允跟随父亲的籍贯，就应该是湖北人。

但是为何又有说董允是江阳人呢？

由于《三国志董允传》和《中国人名大辞典》董允条均未载明其籍贯。只《三国志的董和传》说其父亲的籍贯，但是这里面也值得推敲探究的地方。

清代四部《枝江县志》有三部因袭《三国志》未明籍贯，仅康熙本说董允是“三国时枝江人”。

《太平寰宇记》却载：“董允，泸川人。”按泸川，即古江阳，今泸州（县）。《四川省情》亦载“董允，字休昭，江阳（今泸州）人。

文物古迹来看，湖北枝江县董市镇水府庙的墙壁上，有“后汉掌军中郎将董和故里”大字，为光绪帝老师张君观所书。

泸县嘉明乡政府崖壁上则有“蜀汉尚书令董允故里”的石刻，镌于清乾隆二十四年。还有更古老的是，曾经属于泸县分水岭乡大悲村，现在分水镇董允坝的“蜀汉尚书令董公允墓”。

该墓为圆形土冢，直径6米，高2.5米。据民国《泸县志》载，此系所藏董允冠剑处。

《蜀中名胜记》“泸州”项引《水经注》载明：“三国董允墓在州治东，今名董允坝”。

嘉庆《直隶泸州志》和民国《泸县志》一都说，明万历二十六年知州阮时升为董墓竖墓碑、诗碑各一。现两碑虽毁，诗文犹存县志。

上述嘉明“董允故里”石刻和分水岭董允墓，八十年代就已由泸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我们来研究一下《董和传》中的那句话：“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汉末，和率宗族西迁。”巴郡江州当指今重庆一带。虽九江也称江州，但巴郡则舍重庆而无他同。董和西迁到何处？

如果是指“南郡枝江”，那就不是“西迁”而是“东迁”了。况董和在汉末先后任刘璋政权的成都令、益州太守，难道反而把家迁往千里之外、并经三峡阻隔的东吴属地吗？显然逻辑上有点说不通。

从地理位置看，江阳（江州）正是在重庆以西，因此董和“西迁”到江阳并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董和西迁江阳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三国志》又为何说他是“南郡枝江人”呢？

这个问题，《泸县志》是这样分析的：犍为郡曾在沱江（古称枝江）、长江汇合处的江阳县设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设江阳郡，郡址即在枝江都尉处。（出处见《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江阳郡，本犍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置郡。）

所以陈寿当年写三国志，到了这些地理行政方面，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缜密呢？有待商榷。当然可以说这个事情还是存有疑点。

不过在这里，董允跟泸州的关系还是能找到不少印证。至于说董允坝分水岭，刘禅因为看得起他封地与他，然后他拒不接受，又分给乡民一事，还是有些模棱两可。因为这个根据来自于《三国志.董允传》的一段：“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剌史，上疏以让费祎及允，又表“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允固辞不受。”意思是，尚书令蒋琬兼任益州刺史时，上奏要让位给费祎和董允，又上表说“董允在宫中任职多年，辅佐王室，应当赐爵封地来嘉奖他的功劳”。董允坚决推辞不接受。

这里提到了要给他封地，但是董允是拒绝的，而且根本没有提及哪里封地，估计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不晓得怎么在民间就成了分水岭镇的传说，这个就很难去印证，但是正史与民间野史互为考证很不科学，董允在分水岭镇的衣冠冢也没有考古价值，假如能探究他真的墓穴和相关资料记录，那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董允作为蜀汉名臣，为蜀国做了巨大的贡献，给当时老百姓带去福利是毋庸置疑的，泸州既然有那么多关于董允的传说和印记，被后人记得也不是一件坏事，当然如果以后能考据到更多的内容那就完美了。所以目前我给的答案，就是存疑，依然需要继续找到更铁的证据，但是不妨碍民间流传。

附录主要参考古籍：

《三国志》《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泸县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