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遗：外国观察者笔下的明朝军队兴衰|史海拾遗|士兵|战船|明军|明朝军队|水师|禁军

明朝之所以经常显得突出，主要在于其统治的时间维度，横跨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之间。不少观察者曾亲临实地，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帝国做近距离观察，并根据自身认知给出相应评价。因而在较为关键的军事领域，意见几乎呈现出两极分化状态。

本文就是通过四本现存最完整的游记或见闻录，做一个相对清晰的完整梳理。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15世纪前期）

1419年，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沙哈鲁，派遣几百人的庞大使团访问明朝。其中就包括专职日程记录者--火者-盖耶速丁。他的笔记后来被历史学家哈菲兹整理编纂，成为留存至今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里面保留有不少从甘肃到汗八里王城的内容。

首先是在河西走廊的甘州，这批中亚访客首次遇到总督王大人和明朝部队。但最大收获无疑是明军的扎营方式：

他曾率领一支五千到六千人的骑兵队伍出来迎接他们。使臣都跨上马，进向王大人的营地。军士按方形扎营，犹如用罗盘和尺子来规划。搭营帐时以帐索相互拧结，不给行人留下进入其中的空隙。该方阵的四面各开四门,在它的当中留下一大块空地,其中筑有一座大小为一扎里布的大台。在前场，按御营的样式，用两根中国式的竿子搭一座大帐，它的门帘卷起。那里支起一个有篷布的亭架,使一扎里布的地面完全被它遮住。就在两根竿子下面，为王大人摆了一张椅子，同时在他的左右设有别的椅子。使臣们坐在左边,中国官员则坐在右边，因为在他们看来，左边比右边尊贵。

随后，使团成员又通过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顺带留下风貌记录：

几天内他们抵达一个叫做合剌瓦勒的地方。这个合剌瓦勒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四周掘有深堑:有条道路通过它，因此人们必须从一门进,从另一门出。当他们进入该堡时,整个队伍被清点，他们的名字被登记下来，然后他们从另一门出城。

烽火指的是一所高二十码的房子，在这座建筑物上总有十几个人在守望。他们实际上把它建筑得高到从那里可以望见另一座烽火。倘若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例如在边境地点出现了外国军队，他们马上点燃烽火。下一个烽火一发现火的信号就照样行动。

在抵达北京，也就是13-15世纪人口中的汗八里王城，使团目睹到更大规模的禁军展示：

有两千名手执各种武器的士兵。其中有的执戟、杖、半截矛,而另一些执猎枪、钢矛和大斧。还有的拿刀,锤、中国扇子和伞。在他们后面站着二十多万人的队伍,紧密排列,有的披甲,有的执矛,而有的手拿出鞘的刀剑。整个那支异端的军队肃静地站着，似乎那里寂无一人。

强健的中国将官，佩戴箭筒和刀剑，背挂盾牌，站在御座的左右。后面立着手执长戟的士兵，他们后面还有另一队执刀的士卒。因此，有一支二十万人的队伍,手拿刀、锤、戟、枪、杖、矛,战斧和其他武器,守在那里。约有两千人手里拿着五颜六色和各种形状的中国扇子，每把有一张盾大小，挂在他们肩上。

某次，明成祖朱棣骑着刚刚进贡来的中亚良驹狩猎，不慎从马背上跌落受伤。于是，禁军迅速将原先的简陋驻地加固为兵营：

他们抵达皇帝晚上驻留的营盘。营盘占地约五百平方英尺,在他们到达的同一晚上,他们围着它建筑了一堵高十腕尺,厚四英尺的墙。在中国,他们用很快的速度把泥土筑成这样的墙。墙上留有两门，武装军士在那里守卫。四周的濠堑也有军士守卫到白天。其中有两座方形黄缎幄帐,用四根二十五尺高的柱子支撑,其四围尽是用绣金黄缎制成的营幕和帐篷。

中国纪行（15世纪后期）

在盖耶速丁离开的百多年后，又有中亚人阿里-阿克巴尔游历明朝。随即著成《中国纪行》，献给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该书也是首个详细分析明朝内政情况的外文著作，对国防工程、军事训练与战略战术亦有相当关注。

首先，阿克巴尔和许多西北来客一样，对明朝花巨资构筑的长城防线有深刻印象：

不论是通过高山还是洼谷，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无数的哨岗，耸立在那些烽火台的顶上，举目可望。如果敌人从某个方向来犯,他们在白天就燃起狼烟，在夜晚就升起烽火。这样,一个月路程以外的敌人来犯的信息，一天之内就可以传到首都。

奇妙的是，他们用火可以报告敌人是属于哪一个部属或军队的。比如敌人从东面来，他们升起一把火,从北面来升起两把火,其他的升起三把火等等。他们的生活给养由皇帝按月发给。

这些守卫日夜换班值勤,鸣鼓敲钟。烽火台上没有阶梯，人们用绳梯爬到顶上。敌人来了也危及不到,因为他们储备了水、食物和军用物资,如石头和枪，喷火筒,射击带火的箭,这种箭是木头做的，有四指宽,头上带有毒药。

其次，他还注意到明朝内部有着大量设防城市和堡垒：

他们把城市设计成方形,用土块做城墙和箭楼,城墙内外都有护坡。射手们站在上面可以观察到城内外的一切情况。窗口上都有装饰。在护墙前堆满了石头炮弹，看上去像里程标那样易见。碉堡是不计其数，通常在有敌人滋扰的地方,有钱的人自己可先建造一个岗楼,找人放哨,并向皇帝奏请批准。皇帝则会根据情况和那里发生的事故,委派他们放哨,并发给薪俸或赏金,如果给薪俸就不给赏金,或者给赏金就不给薪俸。对大臣们每年发给赏金,或晋升官职。

这些军队戴盔披甲，武器齐全，配有火炮和铳枪。士兵每月的供给是一瓦盆碾好的大米，一瓦盆麦子，另给薪俸二十银币。在大街小巷里到处都看得到马匹。在军用马厩里养着几千匹马。一年十二个月，每天要喂两次饲料,都由朝廷拨给。如果一个士兵的马死了,要受笞刑一百杖,然后官方才再发给他一匹新马。

最后，阿克巴尔对军事训练有较高评价，但并不觉得明朝的战术不可战胜：

除汗八里外,整个中国境内有几千支军队,全部官兵按时全副武装，戴盔披甲,来到练兵场上。然后兵分两路，向对方发动进攻,喊叫厮杀,毫不留情。他们使用棍棒、长矛，摔打投抛,捉捕擒拿,伤皮破肉,无所不为,仅免一死。他们动作灵活,敏捷机智,精通兵器并敢于交锋,否则难以制胜。

中国人打起仗来很激烈，交战原则是他们在军队的前后左右都挖了沟，留出车道。把火炮集中在军队的前方。七十万士兵手握七十万条枪铳，待命发射飞箭。交战之日，他们光用炮攻,然后用枪铳将万箭齐发。就是大山也撑挡不住这样的进攻。穆斯林战胜过他们,秘诀是在穆斯林袭击时他们还在前进。原来，他们在列好队形接到命令前是不打的。所以要打就不等他们排好队,立刻就打。

广州葡囚信（16世纪前期）

在阿克巴尔完成见闻录的数年后，葡萄牙人开始走海路抵达广东。由于文化差异、内政牵连，双方很快在1521-22年间爆发激烈冲突。首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外交使团被处决，只留下科里斯托万这样的少数幸存者被长期拘押。他们在1536年获准向本国通信劝降，借机完成军事意味浓厚的《广州葡囚信》。

首先，科里斯托万首先向马六甲的总督介绍明军基本情况：

中国的武器是短铁剑，有木柄并以草绳佩戴。这是军人的武器。官员也如此，但根据其权力，可持用更好的武器。长矛有竹柄。铁器有钩钉。还有木棍。头盔或盔帽以镀锡铁皮制成，保护安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无火铳，只有一些类似蒙特摩尔水罐的一种炮，不堪一击。除刀外，百姓不得携带武器，违者处死。军人可持武器，但不得带回家中。在官员指派他们时，给他们发放武器。任务结束后随即交回官员府上。有木弓和木弩。

其次，因为广东地处海滨，所以免不了重点介绍下水师状况：

同样，广东省小帆桨战船云集。无战船，均系民船，其大小如同皇家摇橹船、小帆桨战船和交通艇，都有桨架和冲角，装配有摇橹船那样的桅杆;如果每船配备炮座及支架，便可称为皇家摇橹船、小帆桨战船和交通艇。

1523年他们装备了一支百船舰队，等待着葡萄牙人前来。一半在南头前面的海中，另一半在海上诸岛之间严阵以待。8月末，一场电闪雷鸣持续了一昼夜，外海的船只尽数被毁，无一逃掉。停泊在南头前面的另一半舰队退入珠江，在亚娘鞋这一安全港口免于一难。若全部驶往海上，肯定无一幸免。他们没有其他帆船了，只有强盗们有船，他们一艘也没有。其他船是强征来的，不付任何报酬。

1524年，他们装备一支以强征的盐船组织起来的舰队。到1528年他们又准备了舰队。帆船不断减少，直到最后才放弃了组织舰队。在亚娘鞋幸免的船只也没剩下，后被在海上造反的强盗所击毁。这些人现在安全地住在给予他们的土地上。现在他们仅有七八艘帆船。除这些幸存者外别无他船。现在不造舰队，也无可组织舰队的帆船。

最后，他还在信中提及广西的狼兵，但认为明军整体上效率低下：

在中国装备起来等候我们的舰队中无领军饷的华兵，都是些村民及强征来的帆船。这些人不堪一击，本性恶劣。余下大多是少男。然而他们一人能顶4个士兵。说到华兵，那简直是笑料。于是调来广西省的人。这些人称狼人(langas)，或作狼家(langueas)。这些人有两下子，但也不堪一击。华人称，若葡人到来，他们便召来许多这些人。

他们的剑的制式与我们的相同，约3掌长，熟铁制成，无剑头。身着夹长袍，头戴锡盔。会放箭但技术不佳。这便是他们的作战方式。先生，这些人会打仗，但百姓则一窍不通，

大中国志（17世纪前期）

在科里斯托万冒死写信的百年后，明朝与葡萄牙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善，一些耶稣会士获准进入内地。其中就有著名的曾德昭，在1636年完成《大中国志》，对政治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学、服饰、宗教信仰都有记录。当然，也不乏一些涉及军事的内容。

曾德昭本人与明朝官方有直接接触，故而写作视角最为宏观，首次向世界介绍明朝的兵书：

除对异邦进行征服和战争外,他们有许多年也在打内仗,所以有很多记载这些战争的专门著述。此外还有一部10卷的史书，只记那时的战事、他们的将官、战阵方式、军旅、凯旋,及其他的事，其中有许多值得一读的东西。这清楚表明,他们从前是英勇好战的民族,尽管在今天这样的人已是很少的了,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之少,其原因甚多,我将在以下予以说明。

当然，曾德昭也为明朝军队的规模庞大而感叹：

在今天,中国表现武力的地方,仅在于大量的人数。因为除设置在鞑靼边境,及在海口和大河口船舰上的军士外,每一省以及在国内的每一城镇,都有自己的武装。由当地支付费用,各有自己的将官。如某省需要军队，他们就使用本城镇的武装,总督一道命令,很容易集中一处。如在边境或国家其他地方有所需要,皇帝或他的兵部马上从一省或几省,按当时的需要和各省的能力抽调军队。各省都不能保有相同的军队人数。

在南京城,他们说有4万兵卒,在北京城有8万,在全国超过100万。如果我们看到,中国除人多外,其面积超过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和大英国及属于它的岛屿,那么这个数字就不算多了。

同时，曾德对边防部队有较高评价：

在这众多的人中,如果我们谈谈守卫边疆的守兵,那无疑地可以发现他们的勇气和士气。他们有时英勇抗击鞑靼人。1596年，日本人通过朝鲜国境未遇抵抗,企图进入中国进行征服。中国英勇抗击,他们损失惨重,不得不卷甲而去,一无所得返回本国。同样,舰队的士兵也打过些仗取得胜利。

然而，曾德昭对内地的大分部驻军表现出轻蔑：

如我们谈到驻在国内城镇的士兵,他们就缺乏士气和勇气了。不过你必须知道,他们不仅是士兵,也有其他的职业。因为他们是当地的居民和土著,同时是裁缝、鞋匠等等。他们一直准备奉皇帝之命出征,一有情况就离家去打仗。他们还必须在春季三个月和秋季三个月集合受训和操练。在大城市每天都要进行,而在村镇,全体每天都须到场。

谈及明朝的军官培养和晋升制度，这位耶稣会士同样有些不置可否：

所属的队伍和等级几乎一直不变,那就是很少提升。我说几乎一直不变,是因为在边境,如有士兵立下战功,他们有时任他为队长,不用考试升到这一位子,但这是很罕见的事。

至于当尉官、校官和将官,则要通过考试。其中授予两个等级，我们可称之为武硕士和武博士。第一种考试在省城举行,考生在那里汇集进行考试,出一道题目,即论题,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他们用笔作答,为此写一篇文章和论述。

理论考试结束,他们再作实际考试。他们必须安稳站立在奔驰的马上,向一个大靶子,射9支箭，从射箭及作文成绩优异者中选择一些人,授予第一等学位,也有其标记和服饰。第二等学位同年在宫廷授予,取得第一等学位的人在宫里会集,和以前一样进行考试,只是有关军事的题目比以前更难作。他们的标记和文学博士的相同。

当国家处于和平时期，他们留在城市。到了战争期间,或军事活动时,他们充任军人,并有作为将官的特殊标记和服装。毕业生当年任尉官的职务,这样逐步上升，直到可以担任将官,尽管没有战争。那些仅取得第一等的,则在战时担任低级的一般职位,但他们总是作某种指挥。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在17世纪的曾德昭已非常瞧不起明军装备：

至于武器,我首先要说,中国很早已使用火药。他们擅长制造烟火,一年消耗的火药,比现在五年用于军火的还要多。看起来在古代他们更多地把火药用于战争。因为甚至到今天,在南京城门及城的两侧,还看得见铜制大臼炮,即大炮,虽然炮身短,制作却很精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它们过去曾被使用过。但现在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炮,仅仅把炮当作摆设。不过他们仍使用臼炮，但只有少量的而且制作低劣。他们也有两掌长的滑膛枪筒的手枪，把3-4支装在一起同时发射。他们在战船上装炮,但是炮很小,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把炮对准目标。但现在,中国官员找葡萄牙人在澳门制造许多火器,滑膛枪开始进入中国,不过他们使用的一般武器是弓箭、矛和弯刀。

至于防护武器,他们使用圆扣带、盔或胄,以及一些三指宽的铁片,重叠一起,用作前后胸甲。但它们没有什么作用,只能抵御弓矢。

曾德昭也记录有明军的训练方式。但面对几乎同一件事情，他的结论与百多年的阿克巴尔完全相反：

现在再谈谈中国人在每年春三月和秋三月进行的军事训练方法。他们练习用箭射靶子,而且也射得准。

但他们的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因为他们把人马分成两队，一队是中国人,另一队装扮成敌人,可说是相互分开处于战争状态。然后他们派出探子,把情报送给(坐在不远处丝制华盖即帐篷下的)曼达林，向他们报告说他们自己在何处，敌人又在何处。于是，中国人派出军队去打敌人,他们彼此用刀矛交锋,正像舞台上的演出。他们操练的就是这样,或者略有增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