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出生于元末战乱年代，一岁时父亲因战乱去世，之后跟随改嫁的母亲生活，杨士奇的母亲是个非常有学问的妇女，其伯父就是明初著名大学者陈谟。

所以在父亲去世后，陈氏依然极为重视杨士奇的教育，她甚至不惜卖掉仅剩的鸡来为杨士奇换书。

陈氏改嫁给了一个德安府同知罗姓的官员，罗姓官员是一个性格孤傲的人，按当时的习俗，杨士奇需要改姓罗姓，这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但由于罗姓官员的排外心理，杨士奇并不被允许参加罗姓祭祀祖先的活动，一次，七八岁的杨士奇偷偷用泥土做了个神主牌位来祭拜自己的生父，这让罗姓官员大为惊异。

罗姓官员认为杨士奇“知本”、可教，于是恢复了他的杨姓并大力培养。

但是好景不长，罗姓官员后来因事获罪，杨士奇一家又陷入困境，这个时候，杨士奇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少年了。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15岁的杨士奇开始担任私塾教师以补贴家用，虽然收入微薄，但是杨士奇却从中体会到了做老师传道授业的乐趣。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士奇还将自己一半的收入分给了一个比自己家境更为困苦的好朋友，这种乐于助人、重情重义的品质在这个年龄的少年身上可遇不可求。

37岁那年，杨士奇终于通过翰林院策论考试获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朝廷任官，这是杨士奇多年来勤奋学习与努力的结果。

之后，杨士奇又获明成祖赏识，开始踏上仕途，但是杨士奇并没有因此变得骄傲自满，他谨慎低调，从不在外吹嘘自己的功绩，平时生活简朴，与权倾朝野的将来形成对比，这正体现了杨士奇的品格之高洁。

杨士奇掌握为官之道的关键

杨士奇为人谨慎稳重，处理政务十分细致，保守秘密是他为官的原则，每天工作结束回家，即使是与至亲说话也绝不泄露一点公务内容，赢得了朝野上下的称道。

杨士奇还能宽容待人，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如广东布政使徐奇送礼给内廷官员，杨士奇为其开脱，化解了朱棣的疑虑，使徐奇免受追究。

永乐九年，朱棣询问杨士奇太子的监国情况，杨士奇巧妙地回答太子仍然孝顺爱民，让朱棣十分欣慰。

此外，太子迎驾迟到，导致成祖大怒，杨士奇在场及时为太子开脱，说是自己等大臣失职，太子本意孝顺，朱棣听后转怒为喜，没有追究太子。

明仁宗登基后，杨士奇以谨慎稳重的作风继续辅佐新君，一次仁宗下诏减免赋税后，却增加赋役，杨士奇敢于直言这与前诏相违背，仁宗听从减免一半赋役。

又一次，仁宗想治御史之罪，杨士奇建议效法汉景帝，仁宗感悟罢手。

明宣宗即位后，当汉王谋反被平定，有人建议趁势捕杀赵王，只有杨士奇提出应该宽容以免纷争，最终说动了宣宗放弃此举。

宣宗十分感激杨士奇的提议，认为赵王之所以安然无事全仗杨士奇，亲自嘉奖他。

可以看出，杨士奇能够长期稳固在朝堂之上，靠的是谨言慎行、宽和待人的个性，以及掌握化解朝中纷争的方法。

他处理政事细致周到，又能言善辩，巧妙地化解了几次可能引发宫廷动荡的危机，杨士奇用他稳重中不失机智的作风，为明初政权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堪称后世为官者的楷模。

杨士奇的谨慎与晚年见证

有一次，明宣宗即位不久便问杨士奇：“先帝在世时，皆由卿直谏，故能无过，朕今即位，卿为何不直言以谏朕？”杨士奇谦虚对答：“陛下今年方二十有一，近年又无过失，臣安能直谏？臣不过日夜谨己慎行以辅佐陛下，无他，”明宣宗听后大悦，称赞杨士奇谦逊老成。

杨士奇在对外交往方面也颇为谨慎，安南一直反复无常，明廷屡次出兵未果，杨士奇认为“永乐中费数十万人命得此，劳而未息”，遂提议放弃交趾以利明朝。

明宣宗听从其意见，自此交趾脱离明廷统治，明朝也省去大量军费，杨士奇的谨慎思考避免了明廷在南方的消耗。

在选拔官员方面，杨士奇提倡“取人必先德行”，严格考核官员品行，曾举荐于谦、周忱等清正之士担任要职。

当时朝野贪污之风盛行，杨士奇向明宣宗指出刘观污浊，建议由顾佐取代，杨士奇还注重南北均衡，认为“北人学问不及南人”是偏见，主张科举取士时兼取南北人才。

晚年杨士奇目睹明廷渐乱，英宗时中官王振专权，大肆弹劾忠良，杨士奇晚节渐难保全，明英宗大兴土木工程，囤积大量金钱，杨士奇等内阁大学士无法制止王振乱政。

杨士奇之子杨稷品行败坏，积威盛怒，杨士奇被迫请求退休，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终年八十一岁。

杨士奇一生谨慎用人，辅佐二帝治理国家，但也无力阻止明朝由盛转衰，他的人生折射出封建官场的无奈与自保，但仍努力发挥余热，维护正义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