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来过中国很多次了，所以当他穿着格子衫、牛仔裤出现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时，没有丝毫的生疏。“不像在日本，拘谨。”他说。这位年近80岁的艺术家仍然有着充足的活力，总是能用充满温暖、机智的比喻和逸事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像一个脱口秀演员——他调侃自己不拘小节、对家庭的重视、与美国政治的接触、狂热的灵性甚至自己最擅长的抽象绘画。
“我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就邀请我的姑妈来看我的展览。她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看起来非常粗野的女人，像是那种每天能抽我50支烟的人。（20世纪）70年代，我的画都很有禅意，就是一条水平的直线，分出来两种颜色。她来到现场之后，环顾四周，就问：‘画在哪？’我指着墙上说这里，她说：‘哦，那是一幅画。’”肖恩·斯库利说道。
肖恩·斯库利的姑妈确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观众对抽象绘画的认知，许多人并不清楚，这些单纯的色块、线条和没有解答的谜面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而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肖恩·斯库利最大的成就，便是将曾经走入死胡同的抽象绘画起死回生。20世纪70年代，他的画作试图融合美国极简主义和欧普艺术，最终以网格、条纹和色块达到顶峰。到了1980年，这位艺术家转而专注于他认为绘画应该做的事情：关注人性。
如果说罗斯科刺穿了灵魂，那么肖恩·斯库利就是那个拥抱灵魂的人。他的作品将极简主义的冷酷、锋芒毕露的僵化与人性温暖的易错性融合在一起，就像他的挚友、U2乐团的主唱波诺曾经形容的那样，肖恩·斯库利是一个“灵魂的瓦工”。
所以，肖恩·斯库利不是对着自己的绘画进行信马由缰的阐释的自大狂，他总是希望把抽象绘画“还给”观众。也许正是这样的理念，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团队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才会都找他绘制宣传材料。2020年的时候，他一反常态地画起了黑色，不祥的颜色打破了原本令人着迷的条纹画，艺术家将其作品描述为“虚无主义和消极的”。他画这些是为了直接回应疫情和当时不确定的人类未来。
最近，艺术界又开始惊讶于肖恩·斯库利转向了具象的创作。“我以前喜欢画人物肖像画，后来我就转向了抽象画。”他解释，“现在我又一次回归了具象的画作。我有一本儿童故事书，里面有杰克——一匹狼，是我为我的儿子创作的，我画了这本故事书里的所有插画。我虚构了一匹具象化的狼，那很有趣。”他最近住在伦敦，陪孩子上学，他认为伦敦是最适合上学的地方。而在成为“鸡娃”的爸爸之前，肖恩·斯库利曾两次移民：一次是1949年从爱尔兰移居英国伦敦，另一次是1975年移居美国纽约。他出身赤贫，“以前我们每天吃三顿炸面包”。在都柏林，他们一家人有一段时间和吉卜赛人住在一起；当搬到伦敦时，他们还在挨饿。“我的母亲是一名歌手，她会赢得所有才艺比赛。”而肖恩·斯库利的祖母每天工作18个小时，抚养了7个孩子，并且“从未抱怨过”。
“我生命中的一两个有趣的人让我从一个小混混变成了一个诗人。但我认为诗人一直在我心里。”肖恩·斯库利说，“我曾经和我的奶奶一起去教堂，你知道，天主教是非常视觉化、非常感性的，所以这很有趣。这是一座临时的圣女贞德教堂，实际上只是一个有铁皮屋顶的棚屋。下雨的时候真是太棒了，我喜欢它！它给了我很多戏剧感。”在进入艺术领域之前，肖恩·斯库利做过建筑工地的砖块清洁工、圣诞邮递员、泥水匠，还在一家工厂里做过堆放纸板箱的工作。也许，那些堆叠和砖块状的形式都为他独特的视觉语言提供了基础。
里森画廊北京空间正在展出肖恩·斯库利个人作品展“陆光之壁”，呈现了他最近的创作。这些作品追溯了爱尔兰和苏格兰乡村地区常见的干石墙和木墙，画中方块衔接处颜色鲜艳的笔触代表了透过石墙缝隙的光线。铝板上油画颜料的层叠和交融，呈现出类似沉积岩层或地平线的色彩条带，暗指大地与天空之间、自然与建筑之间的交汇。看起来，那些对未来的担忧已经隐去，这位画家现在已经在溯源和追求更永恒的东西了。
艺术家肖恩·斯库利。（图/由里森画廊提供）
《新周刊》：条纹作为作品的基本元素贯穿了你的整个创作生涯，你对这种形状的执着源自哪里？
肖恩·斯库利：我最初的想法，来自北非摩洛哥。然而，前几天我在广州的博物馆里看到一幅画里的夹克，也使用了这样的大条纹。一般来说，条纹是不同文化里非常标志性的一部分。条纹具有强烈的形状属性，你可以给它们一个方向，你可以让它们互相碰撞，你可以从近到远地改变它们。虽然我在创作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它们通常被作为伊斯兰教的宣传语言，但是我对此也不感兴趣，因为这不是我的世界，不过抽象世界的交流对我来说很有趣。
其次我认为，条纹这种具有基本形状的图案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抽象交流，这种交流是实现统一认知的一种方式。当然，对此的批判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理解，随之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我选择了另一条路，这和至上主义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创造一种全球性语言。所以说，可以到处展示我的作品，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新周刊》：但这次展览里，几乎所有形状都是方形。为什么是方形？
肖恩·斯库利：我最近正在这些方形上面下功夫，因为我觉得它们很有意思。你很难衡量它们的大小，也很难为它们命名。我用它们堆叠成地平线的样子，就好像已经离开了地球表面，看着它们，就像看到一天中不同时间段里的地平线，它们都被置于一幅画里。它们没有方向性，因而是无限的，就像我现在的处境。它们必须有垂直的层次，所以我没有把地平线视作水平的一条线，而是将其叠加起来。它看起来像梯子，象征着一种上升的情形。
《新周刊》：在展览中展出的作品里有许多类似于沉积岩层或地层的彩色重影，这些又来自哪里呢？
肖恩·斯库利：德国表现主义。尤其是桥社（德国表现主义流派之一）。当我看到它们的时候，我变得有点狂暴，因为它们太强大了，所以我决定把它们放在一起。而我在经过一定的训练后拥有了可以将这些抽象叙事具象化的能力。
《新周刊》：那色彩呢？在你的创作中，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选取色彩？或者你认为色彩在你的作品表达中是否是重要的一部分？
肖恩·斯库利：色彩必须与材料的主体有关系。在我看来，色彩不能与材料脱离，如同蒙德里安和罗斯科的创作，他们的色彩逐渐变得没有实体。在我的工作中，我更注重材料本身的属性。精神和主体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特质也与我们人类的本质高度相同。这些从理论出发的绘画放弃了这种关系，而我的工作与之相反，我的创作面向绘画的未来，主题更多地关注关于人类主体性的活动。
我对和谐统一的禅意有源自内心的极高认同。我认为这是一种事物的统一，而不是以分析的眼光在审视。我十分认同这种分离的视角，包括色彩主体本身。如果我画出了蓝色，那它就是蓝色，它不仅在外表上的色彩是蓝色，而且它本身就是蓝色的东西。
里森画廊北京空间，肖恩·斯库利个展“陆光之壁”展览现场。（图/由里森画廊提供）
《新周刊》：在你的一次采访中，你提到你的画一直有很简单的结构，就像蓝调。为什么是蓝调？
肖恩·斯库利：我的妈妈是个歌手，准确地说是杂耍喜剧演员，表演魔术和唱歌。音乐在爱尔兰人的文化中很重要。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看起来差不多，但二者不一样，爱尔兰人更像疯子。他们有一种节奏。他们通常都来自种植园。当黑奴和爱尔兰人一起工作时，他们会跳踢踏舞。我喜欢这种融合主义。总之，蓝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这种基础，而不是摇滚乐。我有一个很长的播放列表，播放时，我可以“画出”音乐。当我去画一个噪音时，我喜欢那些与音乐有关的互动。
《新周刊》：一般来说，哪些事物可以激发你的灵感？比如蓝调，以其结构简单打动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质会启发你？
肖恩·斯库利：自然和古建筑。古建筑对我来说非常有趣，因为我喜欢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略有损坏的东西。例如，德国几乎没有历史的痕迹，因为所有的建筑几乎都是已知的。
《新周刊》：是战后的建筑和废墟吗？
肖恩·斯库利：我以古老的东西为灵感的源泉，就像墨西哥的那些。我有7000个烟灰缸。总之，我经常从大自然或古老的墙壁中汲取灵感。我喜欢古老的墙壁，我喜欢古老的木结构，我喜欢有故事可讲的东西。这就像一扇被数百万人使用过的旧门，它们的灵魂穿过了这扇门。这对我来说非常感人。每每触摸这样的物件，都让我感触颇深。
《新周刊》：这种情感的浓度跟你最近转向具象的创作有关系吗？
肖恩·斯库利：具象艺术在识别度上总是有优势的，而抽象总是只有一个识别维度。一开始，它有一个缺点，但从长远来看，这可以变成一个优势。抽象总是有关于某物是什么的争论，得出某物是什么的认识。在我不失去抽象概念的前提下，我喜欢让抽象变得可读。抽象总是在未知领域，你必须有点挣扎——我喜欢这样。
《新周刊》：你在伦敦南区成长，现在又回到了伦敦，为什么这里吸引你？
肖恩·斯库利：我遇到过一个穆斯林白人，一起去意大利餐厅洗手间，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每次我看到他和一个印度女服务员在一起，女服务员也会一直和我说话；一家意大利餐厅里也会有黑人女服务员。这就是我喜欢伦敦的原因，虽然这有点疯狂。
《新周刊》：你喜欢伦敦的多样性。
肖恩·斯库利：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我的艺术无处不在，因为我认为艺术是我们所创造的最好的东西。如果你回顾历史，那就是狗屎。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战争，这就是历史。而与此相抗衡的是什么？艺术。
《新周刊》：不同的城市生活，都是如何影响你的实践的？哪些城市对你的启发最大？
肖恩·斯库利：四处奔走是为了寻找共性。就像我常说的，我是一个融合主义者。我希望一切都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说，创造力的定义是什么？是纯净中的杂质。我想说在伦敦长大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长之地。纽约显然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的严谨，它的学术严谨。但伦敦和纽约都缺少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离开。我去了德国，这在哲学上对我来说很有趣。我不是知识分子，人们认为我是，我只是读了一点哲学，但没有读那么多。但我不认为大量阅读就意味着智力超群。
（文章图片版权归受访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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