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曾经和侄子李致感慨两个哥哥的悲剧，“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个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

估计的巴金的祖父生前做梦也没想到，长房的两个孙子会因为没钱而死去，尤其是自己倍加宠爱呵护的长房长孙。

这便是生活残酷的反讽吧。

01

巴金的大哥李尧枚1931年服毒自杀，直接原因是钱，经济破产，全家的“养命根源已化成水”。

李家长房的经济状况本不该差。巴金父亲过逝时，巴金祖父还在，给了长子这一房二百亩田，再加上巴金父亲生前置办的四十亩田，一共有二百四十亩田。祖父对长房经济上的优待很是让其他几房心生不平。

李尧枚在世人眼中是非常滋润的大少爷。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李尧集（李济生）回忆说：“经济条件又好，吃穿不愁，玩乐自在，加上他自己还在商业场事务所做师爷，每月也有二十多元的收入，花销根本不成问题。家出名门，到处受人尊敬，花钱素来大方，慢慢手也就用散了。每逢商场中的店家到了什么新货，或见到了时髦的新鲜玩意儿，总喜欢买回家，送人或者留着自用。有的店家还不用付现款，立有折子、户头，逢年过节或一定时间再结账付款。”

李尧集还清晰地记得：“1929年他带同七哥（三叔的儿子）一道去上海看往四哥（即巴金），回来时更带了不少东西，单是送给自家人和亲戚的各式各样的皮鞋就装了一口箱子，还有不少衣料和其他东西，带回了两架钢针，钻石针两用的新式方形盒式留声机，近百张唱片。”

这些东西显然花费不少。

大哥李尧枚来上海小住时，三哥李尧林在燕京大学读书，巴金约他来上海见面，他拒绝了。

巴金很久后才意识到，李尧林没有路费。

李尧林没法来，作为一个苦学生，他既要念书，也要做点别的工作来交学费和维持生活。何况，北京到上海的路费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那个暑假，李尧林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

李尧林错失了和大哥最后的见面机会。两年后，李尧枚自杀。

李尧枚的自杀既是因为钱，也是因为性格。

李家祖父过世后，大家族分了家，各立门户，长房妇孺多，李尧林和巴金在外求学，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李尧枚自己也生儿育女，经济走下坡路，当家人的压力可想而知。不过长房的日子不至于过不下去。问题在于，长房维持着公馆的架子，日常花费多，还有几次投资失败，更是让经济彻底崩溃。

这处境与当家人李尧枚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李尧枚是长子长孙，父祖对其固然宠爱重视，但他本人所受压抑也很深，被规训得厉害。他长成了一个清高的绅士。他礼数周全，不仅不肯负人，还会主动承担起别人的亏欠。

李尧枚开办过书店，生意没做好，亏本关门。据胞弟李采臣估计，“亲戚所亏的钱可能也由他负担了，他不愿别人遭受损失。”

后来他把田产抵押贴现给银行，打算靠利息过日子，不料他一场大病，病愈后，才知道银行早已倒闭。他的投资都打了水漂。重要的是，他不但自己做，也帮亲戚做，“赚钱是委托人（亲戚）的，亏本则归他自己。”

银行倒闭后，他的经济和精神同时崩溃了。

他不想离开人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1931年，他生日那天，请了全家所有人（包括佣人）去看戏，一个月后，服毒自杀，留下了一份遗书和一份账单。

家庭财产只有十六个银元，别人欠的债大都无法收回，欠别人的债（有的还是他代别人承担的）却要还。

长房变卖了一切，继母甚至连自己的赡养田也卖掉了，给李尧枚张罗了一场体面的葬礼。

02

李尧枚留下的一家妇孺靠谁养活呢？

难题摆到了工作不久的李尧林和开始走上写作道路的巴金面前。

那时候，李尧林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考进了南开中学做英语老师。他主动表示按月寄款回成都的大家庭。后来的日子里，他节衣缩食，降低开销，按月将大部分工资寄到成都。

他的继母、未成年的弟妹还有大哥的妻儿，11口人的吃穿花销，孩子的受教育费用，离不开这每月从天津来的汇款。

1933年，巴金《激流》连载完毕，写作算是上了正轨。李尧林从天津到上海去看巴金。巴金表示“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李尧林表示理解，尽管这意味自己要一直做很大的牺牲。

有着如此的经济重担，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一切服从于稳定的赚钱。“他年轻时候的勇气和锐气完全消失了。”他不敢接受爱情，没法承担建立家庭的花费。

1937年，杨苡认识李尧林的时候，巴金已经有能力帮助家里了，但承担家里生活费用的还是李尧林，“对此，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他从不向人提及他和巴金的关系，他以巴金为傲，却不愿被贴上巴金哥哥的标签。

他有句话让杨苡终身难忘：“I don't want to be famous by my brother,and if I would,I want to be myself.”（我不愿靠我弟弟有名气，如果我想要，我要靠我自己。）

1939年，李尧林到上海，与巴金同住了十个月。后来，巴金去了昆明，李尧林留在上海，尽管他曾答应小朋友杨苡昆明见，甚至买好了船票。

然而，她并没有等到他。

是经济原因还是对于爱情的恐惧？已无从得知了。

1941年，巴金回成都，发现家里生活困难，负担了一家的生活重担。

1945年，抗战胜利，李尧林的身体却已经极端虚弱，11月，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曾想讲的那许多话，再也没有机会被听到了。

他的墓是用他译书的稿费修的，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

不知那是否是真正的家，但他的尸骸并未在此永久安息。他所安息的虹桥公墓石头搬光、尸骨遍地。

好在，那些爱他的、被他所爱的人们还在讲述他的故事，念叨他的名字。

谁曾想，那个最早离开家，一辈子没机会再回成都的“觉民”却把那个家扛了一辈子。

电影《家》的剧照

作者： 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