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辞世。然而，在遗体保护的问题上，一方坚持尊重毛主席的意愿，主张火化；另一方则认为毛主席是时代的象征，在人们心中拥有特殊地位，应永久保存其遗体。

吊唁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17日下午，毛主席的遗体随后从人民大会堂转移到毛家湾的某地进行临时存放，并在那里接受了防腐处理。

警卫组按照预定的安排组织了两个车队，其中一个专门负责保护任务。由张耀祠领导的陈长江所在的车队负责护送毛主席的遗体离开人民大会堂北门。

在这关乎历史意义的行动中，汪东兴被委任为总指挥，承担了整个计划的领导责任。中央决定兴建毛主席纪念堂，成为永久安放毛主席遗体的场所。毛主席的遗体，并需严守保密。

为了暂时存放毛主席的遗体，他们将其送入代号为“769”的遗体保护室，原本是一个地下手术室，设备完善、条件齐全。为了符合遗体保护的要求，他们对每个房间进行了精心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密封、隔氧、低温的环境，确保毛主席的遗体能够得到最佳的保存条件。
在1976年这个注定充满悲痛的年份，中国政坛面临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故，先是周总理的逝世，接着是朱德元帅的离世，最终在9月9日，毛主席也溘然长逝。这一系列的伟人相继辞世，让整个国家沉浸在深沉的悲痛之中。

随着毛主席去世，中央领导面临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毛主席的遗体。此时，贺子珍在这场不幸中获得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中央决定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成为永久安放毛主席遗体的地方。由于纪念堂的建设需要时间，陈长江领导的一中队在此期间仍然负责保护毛主席的遗体，并需要保守这个机密。

为了实施长期的遗体保护，中央成立了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邀请各地专家进行研究。最终，他们决定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遗体保护，确保毛主席的遗体能够得到持久的保存。

在这个特殊的任务中，汪东兴担任总指挥，而陈长江等警卫人员则成为地下工作者，履行着特殊而神秘的使命。在毛主席身边保护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终于，在1977年5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8月18日，毛主席的遗体被护送到这个永恒的安息之地。

1949年，贺子珍曾怀着期盼之心想要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与老战友、姐妹团聚。由于各种原因，她未能如愿。岁月流转，机缘巧合下，她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得以见到毛主席。

1979年，贺子珍怀着对北京的特殊情感，尽管身体已经高龄且卧床不起，仍然渴望一睹首都的风采。在这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迎来了30周年的庆典，毛主席已经长眠于毛主席纪念堂。贺子珍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老姐妹的思念，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使得北京对她而言变得格外重要。

尽管毛主席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与贺子珍之间的精神纽带在延安离别的42年和庐山相会的20年间，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因此，贺子珍希望亲自到毛主席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走一走，这对于外婆来说，已经是一种深刻而满足的心愿。

1979年，贺子珍在李敏的陪同下，有了再次来到北京的机会。她的身份异常特殊，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部门的关注。

1979年9月3日，一架专机被派遣前来接贺子珍，将她从上海护送至北京。这一天距离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仅剩六天。

在北京机场，贺子珍有幸见到了中组部副部长曾志，他们交流了问候与感慨。这标志着贺子珍终于回到了北京，再次踏上了与毛主席相伴的土地。

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9月9日和12月26日，贺子珍一家都会前往毛主席纪念堂，以表达对毛主席的深深怀念与敬意。

自从毛主席去世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并永久保存毛主席遗体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时间的考验下将得到评价，但同时也为贺子珍提供了再次见到毛主席的机会，这也算是她在不幸中的一丝幸运。

1978年，中央开始组织老红军和老干部专程前来瞻仰毛主席。而贺子珍在上海等待了一年多，终于有了机会亲自前往北京，与她日思夜想的毛主席相见。

在出发之前，贺子珍接受了思想工作。抵达毛主席纪念堂后，她被告知不能发出任何响动，也不能大声哭喊。贺子珍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她深信组织的指导是正确的。整个贺子珍去纪念堂的行程是高度保密的。

当天，一行人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在路上，贺子珍一直握着一条白色手绢，表达着内心的深深敬意。

贺子珍坐着轮椅从毛主席纪念堂北门进入，李敏和孔令华代表她向北大厅的毛主席坐像献上了一份花圈。

在毛主席纪念堂，贺子珍留下了一张极为特殊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贺子珍和毛主席都端坐着，而李敏和贺子珍的女婿孔令华站在贺子珍的身后。这一刻，时隔多年，他们再一次共同坐在了一起。

这次相聚让人回想起了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之后，贺子珍和毛主席再度共处一桌的场景。这是一次特殊的、情感深厚的时刻。

这一次，她决心不能再哭，要好好地看一看他。如今，丈夫躺在她的眼前，被一层水晶棺隔离开来。

贺子珍注视着毛主席安详的面容，感觉他仿佛已经在安详地入睡。她仔细地端详着，眼泪却再也无法自主地抑制，涌了出来。贺子珍紧紧咬着那块白色的手绢，强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哭泣的声音。

李敏注视着母亲沉浸在悲伤之中，内心涌上了一阵无尽的惋惜。她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那时，父亲已无法言语，当他看着女儿站在床前，欲言又无法表达，只能用左右食指画出一个圈，示意给李敏看，只可惜当时的李敏并未理解父亲的意图。

当毛主席接近生命的尽头时，他们之间的相会总共不到十分钟。随后，大家将贺子珍送到休息室，那里挂着毛主席手写复制的《七律·长征》。

此刻，贺子珍是最有资格评价这首诗的人之一。在长征中，他们共同经历，当时的贺子珍生下并送走了自己的女儿，为了掩护战友而身中17块弹片。这场长征是毛主席于1935年9月29日在甘肃渭南向全军朗诵的，那天正是贺子珍26岁的生日。

贺子珍在这里默默凝视，回忆起往事重重。当她从回忆中回到现实，感到一阵茫然。

李敏夫妇缓缓推起轮椅，一家人走出了纪念堂。这时，一名记者为他们三个拍照，贺子珍这才意识到她即将离开天安门，即将离别她的丈夫。

贺子珍被人扶着缓缓走进车里，李敏坐在她的旁边，母子俩默契地凝视着窗外，眼神中流露着难舍之情。当贺子珍回过头来，两人的眼眶已然湿润。

晚年的贺子珍心怀希望，对党、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热血。然而，就在她充满希冀地憧憬未来时，一场中风改变了一切，使她陷入了瘫痪，从此卧床不起。

作为一名老红军战士，贺子珍并未因此沉沦，反而展现了顽强的毅力，以最坚决的决心与疾病搏斗。她深知毛主席的遗愿尚未实现，革命者应该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她病危的时刻，党给予了她全力的支持。提供最佳的医疗条件，期望她早日康复。党点滴关怀让她重新燃起了对工作的热情。

贺子珍多次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为了尽快康复，她成为了医院里的模范病人，积极参与锻炼。然而，尽管她努力恢复身体，但愿望未能实现。不久后，她最终撒手人寰。贺子珍的追悼会虽然简朴，却举行得非常庄重，大多数中央领导人也亲临参加。

贺子珍的遗体经火化后，中央将她的骨灰送往北京。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陪同骨灰回到北京，最终安葬在八宝山。

1984年，贺子珍离世后，留下了三只皮箱和一张革命军人残疾证。这张残疾证上的11220元贺子珍从未领过一分钱，而这些事情她从未告诉过李敏。

这三只箱子中装满了她的一些生活用品和书籍，唯独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与毛主席来往的信件。李敏也表示自己并没有看到这些信件，最终也只能成为未解之谜。

贺子珍身为“井冈山之花”，一生坚韧不拔，即便身陷逆境也从未动摇信仰，确实是一位老革命，不愧是毛主席的妻子。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