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塌糊涂的经济和飞涨的物价

1947年5月，上海的“天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小快乐”，40年代最受欢迎的滑稽艺人之一，开始天天唱起了一首连讽带骂的讽刺歌谣——“吸血的米蛀虫”，歌词大意是：

穷人长着个土耗子脸，

吃着草根啃着树皮，

可是黑心的米商毫不在意——他们囤积居奇。

他们是发财的米蛀虫，

肚皮吃得鼓鼓、钱袋子装得满满，

盖起了新别墅啊、买了5辆新汽车啊，后座上还挤着新讨的小老婆。

暴怒的米店老板们结伙冲到了电台，他们砸掉了设备，追打着工作人员，还冲到“小快乐"家里。因为没有找到本人，只好把他的妻子揍了一顿。。。

仍旧是1947年的5月，大约700名大学生冲进了南京市政府，他们要求增加每月的伙食补贴以对抗暴涨的物价。被拒绝后，他们愤怒地高喊道： “钱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吃饭不花钱吗？”——然后，学生们冲进食堂，把给高官们准备好的饭菜吃了个一干二净。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国统区层出不穷，原因很简单——从1947年开始，国统区的经济就已经一塌糊涂了——农村社会濒于解体，工业生产停滞不前，交通运输还没有修复 (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遭到了共产党的破袭)，通货膨胀每天都把法币的价值拉下去下一大截。（注1）

这是法币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因为要和共产党内战，国民党在多个战区展开了全面进攻，政府的预算赤字直接爆表，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从1947年12月的34万亿增长到1948年6月的250万亿。随后，在1948年的6-8月里，法币流通量更是猛增到了600万亿至700万亿。

超发泛滥的法币，就像铺天盖地的洪水，从华北涌向华中，又从华中扑向华南，整个国统区通通遭遇了灭顶之灾。

1946年底，上海物价在1945年9月的基础上上涨了166倍；1947年，上涨2428倍；到了1948年8月，金圆券改革前夕，已经上涨了136805倍！！！（注2）

这么巨大的法币发行量，已经不是什么金融灌水的概念了，这完全就是炸开了花园口大堤，任凭那洪水滔天。民众对于政府和货币的信用一落千丈，所有人都趁着手中的法币还有一丝丝价值的时候，疯狂地抢购，囤积物资——民众的”消费踊跃“，在客观上又加快了货币的周转——通货膨胀如同火上浇油，政府发行的法币数量竟然被暴涨的物价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1947年12月时，物价的增长速度是法币发行量的3. 5倍；1948年6月，已经达到了5倍，到了8月初，这个数字超过了11倍，这意味着，任何面额的法币，刚刚从印刷机上印出来，就已经贬值得近乎废纸了。

这种失控的通货膨胀，基本和原地飞升，直上九霄没啥区别了。在上海，从1947年5月底到8月中旬，仅仅两个半月的时间里，物价平均上涨了10倍：

大米从630万元涨到了6300万元；面粉从205万元涨到了2270万元；花生油从1850万元涨到19500万元；肥皂从700万元猛涨到了8350万元。

1945年8月时，1美元可以兑换1500法币；到了1948年1月，1美元竟然可以兑换180000法币了。

10亿法币，可以兑换3400美元。

果粉们果然没有说错啊，在历史上的这个时刻，国统区的人民个个都是身家“亿万”起步，随便吃顿早饭都要花个几十上百万，不过估计这种骚话要是敢到当时去说，估计那些“亿万”级的市民们会把它们当场给撕碎啰。

恶性的通货膨胀加速了经济全面崩溃的速度：6月14日，宁波首先发生了抢米风潮，接着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抢米骚动迅速席卷全国。

起初，商店的老板们一天要关门好几次，以便自己来调整货物的价格。到了后来，因为商品价格瞬息万变，商店老板们干脆关门大吉，宁可留着货物也不愿意去换取一文不值的法币。

因为物价上涨速度过快，经济生产中居然出现了如此荒唐的一幕：开工厂的老板们已经弄不到足够的钞票来发工资了，因为印钞厂印出来的钞票根本满足不了经济活动的需求。

后来，市面上流通的法币最小面额基本上都是10万元的了，而金票的面额，最高都有500万元的了。购买再小的东西，人们都要拎着成捆的钞票，一些主妇，干脆拿废纸一样的法币引火做法，因为这可比废报纸便宜多了。

经济如此恶化，民众岂能不慌张、恐惧、失望呢？此时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摆，美、英驻华使馆都劝其国民离开华北。

为了缓阻法币快速贬值的颓势， 国民党政府曾经试图稳定物价，冻结物价和工资，并实施工业物资和消费商品配给；但是统统不管用。当前期所有缓解经济崩溃的努力都宣告无效后，老百姓对政府的怨恨就一天比一天高了。

老百姓只是看到了物价上涨的表象，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会认为是有坏人囤积居奇和腐败的官员贪污的缘故。而那些构成城市中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中学教师、作家、记者和政府雇员们的心里都清楚：导致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就是政府的预算失衡；而预算赤字的大头，就是打内战的军费开支。

这一麻袋的工资啊。。。还得叫个车拉回去。

当所有人都认为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时，政府里面的那些高官们也无法再忽视了，对于他们来讲，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行一种新的货币，来取代信用丧尽的法币。（什么？更好的选择是停止反共内战，节省军费开支？来人，把这个隐蔽的共党分子拖出去毙了！）

在国民党政权的那批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们的认知里，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预算失衡，市场混乱，而是因为老百姓没能无条件地信任法币；于是，当1948年8月初，经济危机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蒋介石坚信，不管有多大危 险，也必须推行货币改革。

在桂林召开的政府主要财政顾问参加的商讨会议上，国民党政府内部意见出现了分歧，据说宋子文、张嘉璈和俞鸿钧等人都竭力反对，认为如果不首先削减军费开支的话，新币制的价 值就难以维持。可是，行政院长翁文灏（hào）和财政部长王云五却赞同改革币制。

尽管意见有很大分歧，币制改革的准备工作仍在加速进行，8月7日，中央银行就开始把新印制好的钞票发往了全国各级分支机构。而在准备期间，蒋介石对方案作了很大的修改，否决了可以用新币自由兑换黄金的提议。当他于8月18日飞回南京后，仍有不少反对派人士就方案中的各种漏洞和不当向蒋介石发出了警告。

但是， 蒋介石认为经济危机已如此深重，根本容不得迟疑或不同意见。蒋介石声称，各项措施已经经过反复的研究，必须尽快公布；如果真的还有什么差错的话，也可以日后再加调 整。

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一致批准之后，蒋介石当即以反共内战而赋予他的紧急处置权力，在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具体内容详见注3，不放正文里面影响阅读体验了，建议大家细品。）

这是一场豪赌，因为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政权而言，失控的通货膨胀必将导致经济崩溃；而崩溃的经济只会让政治和军事全盘覆灭。仅剩的一丝希望，似乎就隐藏在这次条件并不成熟的币制改革里。

至少有一点蒋介石、翁文灏和王云五是对的，物价的暴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百姓对法币丧失了信赖。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物价的上涨远远超过了新钞票的生产。他们寄希望于新发行的货币能够暂时赢得公众的信赖，哪怕只有半年时间也行。

只要经济的崩溃趋势能够在短期内被遏制住，他们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缓解货币危机——不管是蒋介石、翁文灏还是王云五，他们都承认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预算赤字，因此，根本的解决方案还是要做到预算平衡。

翁文灏和王云五都建议，要争取将政府的预算赤字控制在不超过政府总支出的30%，为此，紧急处置命令里颁布了一系列的开源节流的办法：

比如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就是提高税收，打算增收40%的进口税；紧缩财政开支的办法则包括了裁减军队和政府冗员，把国家经营的企业和交通机构转让给私人等办法。

而保证币制改革成功最核心的保障却是——再从美国弄到一笔大额贷款，用来稳定新发行的货币。只要有了这笔贷款，政府就掌握了足够的外汇储备，可以允许金圆券和美元、黄金自由兑换，从而赢得公众对新币制的信赖。

国民党人一厢情愿地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慷慨解囊，让他们“在无底的深渊上架起一座币制改革的独木桥。”（——司徒雷登语。）

问题是，这种异想天开的美梦怎么可能成真呢？（注4）

蒋经国来了

紧急处分的命令颁布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每个角落。但是，实际上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了一些大城市中，特别是像沿海地带的上海、广州和天津。

上述的这三个城市里，都设立了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负责协调和执行改革方案的全部内容。在广州，督导员由广东省长宋子文兼任；在天津，督导员是中央政府的副院长张厉生；上海则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

很快，中央政府就发现，宋子文和张厉生对此并不配合，这两个地方9月份的物价比上个月上涨了2倍；至于全国的其他地方，物价保持了齐头并进的局面。于是，上海就成了全部改革措施的试验地。

作为全国财政、经济和工业的中心，上海这里汇集了全中国最有钱的富商，权势通天的各路豪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家常便饭。可是，在1948年的8-10月里，这场币制改革却贯彻得雷厉风行，丝毫不留情面。

这是为何呢？因为有一个能够为蒋介石分忧解难、廉洁奉公、办事干练又无所畏惧的铁腕人物，代理了上海的经济管制督导员。

1948年的夏天，这位深得蒋介石信任，又对他忠心耿耿的官僚年仅39岁，他曾经在苏俄生活了11年，1937年回国后，开始担任国民党的一些中层职务，经过数年的摔打，他成为了蒋介石可以倚重的，为数不多的干吏之一。

他的名字叫做蒋经国，出生于1910年4月27日，是蒋介石和原配夫人毛福梅的长子，他的名字很可能是王（采玉）太夫人所取。

蒋介石和母亲王采玉。

1948年8月28日，蒋经国在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召开的大会上，被授予全权负责上海经济的管制和调查工作，并且协助所有政、军和其他政府部门为此而努力。

这名极不寻常的国民党官员，到上海时带了两样东西：

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在他的眼里，老百姓不仅是可怜的，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也没有任何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二是强烈的劫富政治哲学，他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在他看来，“有钱阶级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是靠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之上繁衍滋长的，或像鸦片，破坏国民经济。因为使用外汇满足了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但对国家无疑是一项自杀的决策。”

年轻时的蒋经国

气势汹汹来到上海的蒋经国，可不是仅仅来执行一次“经济试点”工作的，他是来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运动”的。这位“皇长子”宣称：“今天，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

这场“社会革命”的矛头是对准了那些财大气粗的“不法商人”的，蒋经国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就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

——没过多久，和这些财神们交流后，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善意和苦衷，也极大地改变了原来的印象——“当然，人的背脊上总会有一些不清不白的。”

不出他所料，在上海的这些日子里，已经“腐朽糜烂”的政府部门和警察部门显然不足以托付币制改革和控制物价的重任，蒋经国只能依靠自己的两个和他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组织：

一个是准军事化的戡乱建国大队。这支建立于1947年初的的组织，本来是用来协助国民党在靠近战场的地方或新占领的解放区维持统治的。

现在，他们的工作是协助上海地区现有的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并在每一个区设立“匿名信箱”，以方便市民举报违反当局经济紧急处分命令的不法分子。

到了10月下旬，由王昇指挥的第六大队的 4个中队已经开进了上海，还有2个中队也做好了脱离前线，加入蒋经国旄下的准备工作。这样一来，经国同志在上海的部队人数就有3万多人了。

另外一个则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这是一个名义上的群众性政治团体，许多地方和三青团类似，实际上却是戡乱建国大队的外围组织。这个组织是被蒋经国寄予了厚望的政治工具，他们志在消灭两类组织：一类是黑恶势力，泛指所有的违法堕落分子、贪官腐吏和不法奸商。另一类，当然就是共产党了。

单纯的来看蒋经国的“革命计划”，可谓是雄心勃勃而又目标鲜明，一方面，它激励那些“为真理而热血沸腾， 为平等而奋勇向前，有志向有理想的青年人”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而努力；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上邪恶势力的阴谋诡计。

心怀丰满理想的蒋经国，打算凭借着手头这支毫无经验的头铁青年队伍，和大上海这么个孤零零的城市，如同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向着国统区崩溃的经济发起了一往无前的大挑战。

注1：许多人一提起国民党统治后期的通货膨胀，就会说是金圆券，实际上，是因为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了，他们才推出了金圆券改革。

注2：民国时期，上海市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所以许多的经济数据，都会以上海市的数据作为风向标和基础，那会儿可不像现在，大型城市众多，各地经济百花齐放。

注3：1948年8月20日，《中央日报》第2页公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内容如下：

1.用新币金圆券取代旧法币，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金圆券有100%的储备支助，其中40%为黄金、白银和外汇， 另外60%为有价证券和政府企业的股份。但金圆券不得实际兑换成金、银和外汇。法币收缴的最后日期是1948年11月20日。

2.为了确立民众对金圆券的信赖，金圆券发行总额为20亿元。

3.各地物价实行冻结，以8月19日为标准。工资不得超过8月上旬的水平。

4.所有外汇、黄金、白银和金条实行国有化。民众必须在9月30日以前，把手中的外汇和硬通货兑换成金圆券。标准是1美元折合4元金圆券。1两黄金折合200元金圆券，1两白银折合3元金圆券。金银首饰允许收藏和买卖，但售价不得超过官方牌价，重量不得超过2两 (外汇和黄金的收缴期限后推迟到10月31日，白银推迟到11月30日)。

5.所有的中国人必须在9月30日以前，向政府申报他们储存在国外，超过3000美元以上的财产。

注4：在1948年4月的援华法案:有关条款谈判之前，华盛顿已经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对稳定货币贷款的要求。理由是，在目前这种战争形势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巨额数量的钱财也只能被无端地挥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