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货币是其重要象征,尤其是货币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新中国而言,其第二套人民币却是由苏联帮忙印制的。
当时,为何会找到苏联来帮忙印制?当时的中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在新中国政权已经稳定、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国民经济基本好转的情况下,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经过认真考虑后认定,待全国经济好转之后,接下来要做的最紧要的事,就是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由此建立一个完整的新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
他认为,这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高新中国的信用和声誉,防止台湾和美国的破坏和干扰,同时也为未来的国际贸易和外汇储备打下基础。
他还考虑到,第一套人民币已经不能满足新的经济形势,存在着面额过大、印制质量差、易被伪造等问题,需要尽快替换。他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他的建议,并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支持和赞同。
但是,当时中国印制钞票的技术水平低,无法印制出高质量、防伪能力强的钞票,而且还面临着台湾和美国的破坏和干扰。
而苏联在印制钞票方面有很多年的经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可以帮助中国提高新人民币的质量和信誉。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和苏联是密切的同盟关系,中国政府相信苏联会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对于苏联掌握人民币印制不必过多担心。
中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关键时期,需要实行货币改革,建立全国性的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发展。
而苏联代印人民币可以缩短印制时间,满足中国的紧迫需要。
中央政府确定请苏联帮忙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方案后,由陈云主持搞定了新币的设计方案,然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触苏联方面,得到了苏联的同意。
接着,中央派出南汉宸、叶季壮、贺晓初、陈邦达等重要干部,以及张闻天大使等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商谈。
双方就印刷种类、数量、时间、交货方式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1950年5月,中苏两国签署了《关于苏联政府代印中国人民币的协定》,确定由苏联代印第二套人民币的3元券、5元券和10元券,共计3.5亿张,印刷费用为1.5亿卢布,由中国以商品偿付。
中方提出的主要要求是,苏联代印的新币要采用最高的防伪技术,与苏联的卢布一样甚至更好,以防止台湾和美国的伪造和破坏。
中方对苏联印刷的新币的质量和数量有严格的检查和验收,苏方也同意按照中方的标准进行印刷和交付。
中方还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苏联监督印刷过程,确保印刷质量和数量的准确无误。
中方对苏联代印的新币的运输和保管也有严密的安排和措施,苏方也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和协助。中方将苏联代印的新币分批运往中国,交接地点设在满洲里口岸。
苏方表示愿意满足中方的要求,并且在中方提出变更方案时,也表示了理解和配合。
苏联方面按照中方的要求,开始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3元券、5元券和10元券,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的反假防伪功能,是防伪能力居于世界前列的精致货币。
苏联方面还安排了严密的保卫和押运措施,将印好的人民币分批运往中国,交接地点设在满洲里口岸。
中方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安排了诚实可靠的接收人员和警卫人员,以及餐车、厨师、住宿的车厢。
双方在满洲里进行了严密的交接,保证了运输安全。
到1955年初,苏联代印的第二套人民币全部顺利运抵中央人民银行库房。
第二套人民币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为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方面撕毁了援华协议,撤走了援华专家,还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印钞纸和印钞设备,甚至还利用手中的印版印制了大量人民币,投放在中国与苏联接壤地区,干扰中国经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极高的觉悟和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群众积极配合回收,回收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短时间内,中国市场上就见不到苏联代印人民币三种券了。
当时,中央政府通过广播、报纸、海报等方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回收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决定和原因,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回收工作,支持中央政府的正确决策。
全国各地的人民,无论是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商人、军人,还是党员、干部、知识分子,都纷纷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主动将手中的苏联代印人民币交给当地的人民银行,换取新的人民币。
有的人甚至将苏联代印人民币当作废纸,焚烧或撕毁,表示对苏联的愤怒和不屑。
回收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任何混乱或抵制的情况。
中国市场上很快就消失了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自己印制的第二套人民币。
中国政府还加快了自己印制人民币的技术进步,最终掌握了先进的防伪技术,开始自己印制发行第二套人民币10元券。
这样,中国人民币从此由中国自己印制,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和干扰,体现了中国的独立和自主。
这是一段中国金融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段曲折经历。
它反映了新中国在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所作出的努力和成就。
它也展示了中苏两国在友好合作和对抗冲突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它更说明了,中国人民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的觉悟和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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