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48年11月28日，国民党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晚年的粟裕在谈及往事时，曾坦陈：“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苏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战役。我曾经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参加。”

粟裕如此紧张，是有原因的。

在那个节点，粟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必须做出准确判断，当黄维兵团被围后，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将会采取怎样的动作？

当时的战场态势十分紧张。就在1948年11月28日这一天，蒋介石电令杜聿明赶赴南京开会。未到南京前，杜聿明认为，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最好的办法是增兵。只要有了兵力优势，他就有了变换战术、以奇制胜的本钱，碾庄战役中出击潘塘就是例证。

但是，到了南京之后，顾祝同苦着脸告诉他：“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动不动。”

南京无力增兵救援，这意味着杜聿明只剩两条路可选：要么固守徐州；要么突围出去。

杜聿明非等闲之辈，鉴于后方已无机动兵力，军中同僚大多又有见死不救的弊病，因此他很清楚，固守徐州几乎就是坐以待毙，要想扭转不利，必须尽早筹划，尽快从徐州撤出来。

首先捕捉到杜聿明有撤退意图的是中央军委。

还是这一天，11月28日深夜22时，中央军委指示中野和华野，“黄维解决后，需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可能向两淮或武汉逃跑可能。”

粟裕接到电报，立即于29日凌晨主持召开华野司令部会议，紧急分析敌我态势。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紧要时刻，粟裕未受军委电报的影响，在会上做出了全面分析和慎重判断。

粟裕认为，杜聿明从徐州突围，有三个可能的方向。

一是沿陇海线向东，经连云港走海路南撤。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徐州撤出来，摆脱被围歼的危险；缺点是在短时间内集中运送30万人，船只运力很难承受。如果船只不够，遭到追击，从徐州撤出来的部队将面临背水作战，无路可逃，被赶下海的绝境。

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开华野主力，不打恶仗；缺点是沿途河川纵横，水网密布，不利于重装备大兵团运动，而且这一区域是解放区，途中必遭解放军地方部队的阻击。各种不利叠加到一起，弄得不好，极可能陷入泥潭，拔不出来。

三是转向西南，沿津浦路西撤。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津浦路西侧地形开阔，道路平坦，便于机械化重兵团运动。另外，这一路线距离黄维双堆集最近，可与李延年、刘汝明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只要南北对进顺利，就是一箭双雕，既能一举解黄维之围，又能集中兵力防守淮河；缺点是走这条路很难绕开华野和中野主力，大战、恶战在所难免。

将这三种可能摆出来，进行优劣分析后，粟裕进一步认为：一、杜聿明不会等黄维被歼灭后再撤离，他很可能提前放弃徐州；二、杜聿明的撤退方向可能不在两淮，而在西南。如果让他得逞，与黄维兵团会合，战场形势可能发生重大逆转，对我威胁极大。为了防止最坏的局面，华野在兵力部署上，应将重点放在敌人向西南逃窜上。

对比军委电报，仔细看粟裕的结论，在杜聿明撤退时间和撤退路线上，他都有独立判断、不同看法。军迷们说粟裕是“战神”，这样的历史细节是最好的注脚，因为它鲜明地彰显了“战神”的战场判断力，以及坚持战场真理的勇气。

对于粟裕的结论，华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等人是支持的。他们认为，杜聿明无论从哪个方向逃窜，都已是强弩之末，但越是这样，越要防范他孤注一掷，拼命与黄维兵团会合。

由粟裕领衔，几大巨头形成一致意见后，华野司令部决定将主力呈弧形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路两侧，确保中野围歼黄维兵团，同时准备在杜聿明向西南逃窜时，在野战中予以围歼。

毛主席是开明睿智的，接到华野电报，中央军委立即复电：“各项估计及部署均甚好”。

然而，就在粟裕正要着手进行部署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1月29日上午10点、下午4点、晚上9点30分，在前线指挥钳制行动的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接连向中央军委和粟裕发出三份敌情通报。

通报的主要内容是：从前线侦察判断，敌人重心放在东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救援黄维只是附带，逃脱被歼是主要的；建议目前应以坚决迅速完成对邱、李、孙三部之确实包围，不让他逃跑。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从秘密战线收到最新绝密情报，情报显示杜聿明将从两淮撤退。

基于以上情况，中央军委第一时间向粟裕连发了两封电报：我们估计当黄维已接近歼灭，邱、李、孙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其逃跑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因此你们对于这一点必须马上有所准备。

对粟裕而言，这两封电报等于完全推翻了他之前的结论，分量十分压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转？

难道是粟裕出现了战场误判？

又或者中央军委得到的情报有误？

还有一种可能，杜聿明瞒山过海，骗过了局中人。

战后，随着国共双方大量档案史料的披露，其中的内幕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在淮海战场的烽火硝烟外，在国民党国防部作战会议上，还有另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大戏。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披露：11月28日南京作战会议，照例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报告作战计划。

郭汝瑰说：“目前共军南北两面皆为坚固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如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一直以来，杜聿明就严重怀疑郭汝瑰是共谍，听到向两淮撤退的建议，他忍不住大声质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纵横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

此文一出，会场顿时炸开了锅，有人大吵，有人大笑。

这时，有人问杜聿明：“左翼打不得，右翼出来包围攻击如何？”

杜聿明听了，没有否定，而是狡猾地说：“也要看情况。”

参谋次长刘斐听了，在旁边怂恿说：“打得！打得！”

杜聿明笑而不语，似是接受了这个说法。

在杜聿明看来，向两淮撤退是郭汝瑰的“诡计”，在国防部大力推销的同时，他已第一时间报告给中共。也就是说，在28日的国防部作战会议上，郭汝瑰实际是在给国民党挖坑，而且挖得很成功，所以粟裕才会收到“其逃跑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的军委电报。

值得注意的是，杜聿明在披露28日作战会议时，没有更多地讲述桌面底下的情景，实际上，那才是影响战局的关键。

作为昔日暗战的对手，郭汝瑰后来在《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一文中，补上了这一环。

郭汝瑰讲，到28日，蒋介石才察觉黄维兵团以自身的力量不可能脱出包围，于是令扩大防守地区，固守待援。当日并召杜聿明到南京，研究徐州方面以主力南下援救第十二兵团的办法。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斐、我和几个参谋。

在会上，杜聿明表示，徐州各兵团沿铁路正面进攻，进展甚微。且共军已完成了几道预备阵地，如继续正面进攻，徒增伤亡，结果还是不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的。

有人提出，由左翼或右翼包围，是否可行？

杜聿明还是反对，认为还是攻不动。

蒋介石问他，究竟怎么办？

杜聿明“伪称”，最好以主力由双沟经泗阳直趋五河，然后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北进，以解黄维之围。

郭汝瑰在讲述中，特别使用了“伪称”一词，其意在于指明，杜聿明在会场上提出“走两淮”的说法，其实是在诈他，目的是使他向中央传出错误情报。

杜聿明后来的供述和相关战史报告，证明了郭汝瑰的说法。事实上，在避开郭汝瑰之后，杜聿明在与蒋介石、顾祝同密谈时，和盘托出了他的真实计划：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便不能恋战；要恋战，便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就等于把徐州的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敌人攻击。

杜聿明的真实意图很明确，他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公开宣称走两淮，实际是从西南突围。

杜聿明此前一直怀疑郭汝瑰，怎奈蒋介石、顾祝同不相信他的看法。为此，杜聿明曾公开向顾祝同等人放话，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客观地讲，在这一战役的关键时刻，杜聿明骗过郭汝瑰，误导了中央军委，不仅占据了一定的先机，而且叫粟裕背负了极大的压力。

有些时候，背负压力比戴着镣铐更加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品格和能力。

当时的粟裕，左右为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粟裕后来回忆说：“我们收到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悉杜聿明将从两淮方向撤退。这使我左右为难。我虽认为敌人不会由此方向逃窜，但又有情报，万一敌人由此方向逃窜，而我军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情况吧，如果杜聿明不从这边走，而是向西南，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

深入当时的战场态势看，除了左右为难，粟裕还面临第三难，那就是南线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有可能搅局，造成不利，甚至扭转战局。

此话怎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