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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改所部为国民军，并成为北方重要的革命力量，曾援助过五卅运动，并积极反对奉系军阀，是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友军。

1926年1月，在直奉军阀联合进攻下，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国民军退回西北。在此困难之时，冯玉祥在库伦（蒙古乌兰巴托)碰到了路过这里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徐谦、于右任、顾孟余、陈友仁等，在他们帮助下，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于同年4月下旬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经济。

冯玉祥在莫斯科考察期间，受到苏联革命的熏染和启迪，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冯玉祥给予了帮助，共产党人蔡和森、刘伯坚等，同冯进行了多次交谈，使冯玉祥对国共两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1、冯玉祥与国民党如何建立联系？

1926年6月，冯玉祥派刘骥、李鸣钟为全权代表从莫斯科赴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有关国民军20万将士，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及共同革命的计划，并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传达，冯玉祥接受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参加北伐的决心。

受到广州党政要员张静江、谭延闿、宋子文、孙科等人的热烈欢迎。不久，徐谦也从莫斯科回到广州，通过协商达成国民军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国民革命军一致行动，从北方参加北伐战争等协议。

从此，冯玉祥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密切起来，国民军正式转到革命方面来了。

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后，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约请于右任等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率师参加北伐，“接头结果颇佳”，冯玉祥立即着手准备回国，苏联政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援助。

8月17日，冯玉祥离莫斯科回国，23日，被任命为国民军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9月7日，冯玉祥返抵西北，接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托，宣誓就职，并着手对国民军进行整顿和训练。

国民军是由冯玉祥一手建立的，各将领由冯玉祥亲自提拔，均为他的老部下。

2、冯玉祥北伐前的形势

冯玉祥回国前，国民军以张之江为总司令，分作一、二、三、五4个军，约15万人。与直奉联军交战期间，分组8个军团，以鹿钟麟为西路军总司令，率5万人进攻山西；以宋哲元为东路军总司令，率8万人守南口、多伦一带；余2万则守后方，分驻平地泉、张家口。

每个军团以两师为基干，第一骑兵集团长为王镇淮，第二骑兵集团长为赵守钰，第一军团长为郑金声，第二军团长为韩复榘，第三军团长为徐永昌，第四军团长为石友三，第五军团长为方振武，第六军团长为石敬亭，第七军团长为佟麟阁，第八军团长为刘汝明，其余航空队、运输队等隶属于国民军总司令。

冯玉祥启程回国时，正值国民军8月15日南口战败，退往张家口、绥远一带。由于仓促后撤，士气低落，秩序混乱，军需也遭受极大损失，军心涣散。撤退时铁路交通极为混乱，一日之间在柴沟堡、大同一带撞车4次，高级将领先期乘车直赴包头，后方部队无人负责，大部为商震所吸收。

最后士兵保留者不及5万人，其中直退五原集中者仅一军冯治安部约5000人，刘汝明部约5000人，三军纪苑亭、胡德韩等部约1万人，五军方振武部约2000人，六军弓富魁部约5000人，合计不到3万人。

加之塞外天寒，粮食不足，官兵挨饿受冻，军心不稳，纪律废弛，投降的投降，溃散的溃散，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

陕西方面的国民军，处境也很因难，西安被围已五、六个月，亟待解数，甘肃的局面也尚待巩固。

从局部看，国民军“新败之余，士气不振”，并缺乏军费，困难重重，但整个形势却有利于国民军，广东革命势力已从珠江流域向长江中游发展，“北伐军新胜，敌人丧胆”。

同时西北军与革命军联合讨吴，这种“新的结合，易于动人”，名义虽殊，而精神一致，壮大了冯玉祥的革命胆略。在全国形势鼓舞下，冯玉祥没有因当时国民军涣散状况而动摇参加革命的决心。

3、五原誓师

9月10日，冯玉祥与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携带苏联调拨的大批军火，及国民政府接济之现款一百万元，由库伦出发。

途中冯玉祥与刘伯坚有过多次交谈，刘曾提出一些建议，冯也致函陈独秀，表示了对陈的敬慕及回国参加革命的意愿。

15日，到达绥远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与诸将领会商。16日即发表了回国宣言，向全国人民表明他参加国民革命的政治态度。

宣言回顾了他半生戎马所走过的道路，说明从前他虽有革命倾向，自1924年以来，一切行动都以中山主义为主义，以国民党之政策为依据，但“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马”，不能有彻底的行动。

冯玉祥的回国及其宣言的发表，对西北军鼓舞很大，五原退却时归晋的一军，“闻冯归国，未及一星期，均纷纷改国民军旗号，士气壮旺”。

同时，也得到人民的拥护，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

《向导》周报在登载冯玉祥宣言的同时，发表了题为《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的评论文章，指出：

“这个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这个宣言所产生的结果，将来必非常之大。”

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召集诸将领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之江、邓宝珊，孙岳、方振武等，议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并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同日，在城内县府西首广场上，举行了誓师大会，参加誓师的部队，因新败之余及军费困难，服装褴褛，器械不全，军容不整，但全体官兵见到统帅归来，个个精神振奋。

会上，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向国民军联军授予旗帜。

会后，冯玉祥和于右任亲自率领誓师队伍举行游行，一时五原这个边陲小城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气氛，国民军联军军威大振。20日，蒋介石也致电冯玉祥，谓西北军之再起，“拯人民于水火，慰总理在天之灵”，并勉同仇敌忾完成辛亥未竟之功。

五原誓师是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表明国民军已从南口战败后的困境中，重新振作起来，同时向全国宣言这支从军阀中分化出来的部队，已正式加入了革命行列，从而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了革命势力。

它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并对江西战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敌人营垒中起了动摇和分化作用，阎锡山、商震“皆渐与冯表示好感”，阎除派代表到包头见冯玉祥外，还“从山西送来一万套服装，五十万现款和许多枪弹”。

此外，这支队伍在北方的存在，还从战略上牵制了奉军不敢轻易南下，巩固了革命势力在长江中游的阵地，在未来的对奉战争中，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4、冯玉祥的北伐准备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军的再起，十分重视，并对国民军的工作寄予很大希望。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军的工作，处于刚刚开始之时，各方面比较慎重。

中共中央根据“广州所曾有过的经验”，又提出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三项原则：

（1）注重下层基础的政治工作，不注重上层组织；（2）党（指国民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时不设；（3）不限制冯之职权等。

9月26日，在蔡和森自莫斯科给李大钊的信中，除提出上述工作原则以外，同时还谈到：国民军工作人员，应注意“在国民军本身中养成大批工作人才”，“择一部分在粤工作过的最好分子”前去该部。

国民军联军成立后，面临着设置政治机构和整顿部队等重要任务。

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下，进行了如下几项工作：

（1）组成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正式组成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共设两部、两厅、八司、两处，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恐为秘书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蒋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史可轩为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其他各部门也任命了负责人。

同时，还聘请乌斯曼诺夫等为总司令部政治法律顾问。

（2）建立了国民党国民军联军最高特别党部。9月27日，在五原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全军代表大会。

会上刘伯坚作了报告，着重讲了国民党的主张与大会的意义。

冯玉祥的报告，主要谈了国民军及国内外革命形势。会议决定成立最高特别党部，选举方振武、刘伯坚、任佑民、赵守钰、王一飞、张兆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等11人为执行委员，张树声等7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即史可轩)5人为监察委员，李鸣钟等3人为候补监察委员。

（3）整顿改编及扩充部队。

冯玉祥在仿效国民革命军制改编西北军方面：

首先，重新任命了各军军长。一军军长为张之江，二军军长为邓宝珊，三军军长为徐永昌，五军军长为方振武，六军军长为弓富魁。

并将零散的部队归并或补充起来，整编多余的军官交与宋哲元，编为暂编第一师。同时，对补充的新兵进行训练，并着手召集溃散的部队。

南口战役后投向晋军的石友三部和韩复榘部驻包头、归绥一带，冯玉祥与乌斯曼诺夫、刘伯坚等往包头做工作，号召他们归队参加国民革命。

石、韩承认错误，先后率队来归，沿途散失的官兵得知五原誓师的消息，也陆续携枪归队。经过整顿与扩充后，国民军联军当在20万人以上，枪械均足。

第二，整顿军纪。

通令全军注重纪律，并颁发了全军官兵禁令三条：严禁官兵私入民宅商号；严禁官兵进入娼寮酒馆戏院；官兵无事，不准外出。

随后又颁布行军禁令五条：

严禁割放民间青苗；严禁强拉民间牲畜；严禁打掠民间牛羊鸡猪；严禁无故放枪：严禁私夺友军枪支马匹。为了切实执行这些纪律，总司令部派员密查，各师旅也设有执法官，切实维持。经过一番整顿，军纪得到迅速恢复。

5、南下还是北上？

冯玉祥在整顿内部和加强政治工作基础上，又着手制定了战略方针及出师路线。

当时，冯军中对出师路线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要由五原回师南口，进攻北京；另一种意见，主张进攻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在中原会师。

第一种意见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回师南口进攻北京，不仅会处于敌强我弱的境况，而且不能达到与南方北伐军相互支援的目的，也无法解西安之围。

在两种意见争论的重要关头，中共中央于9月20日明确表态支持第二种主张，指出：

“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甘肃及绥远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暂可自保，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

为此，10月间中共中央又指出：

“国民军现时尚不能说到对外有很大发展，目前最重要的事是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阎之关系更弄确实，先稳固基础可以守住，再定前进方向。”

同时还指出：

“以冯玉祥现在之环境，又必须与阎锡山联合。”

现在“绥远之商震、太原之阎锡山，此时皆渐与冯表示好感，陕、甘、绥、晋四省有联合抗奉之可能。”

但是，中共中央这些主张，当时未被大多数国民军联军所认识，冯玉祥也尚未拿定主意，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正当这时，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给冯玉祥送去了密件，建议国民军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并将奉直兵力及驻兵地点等情况和消息告知了冯玉祥，以助他作出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5、西安被围下的困境

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立在消灭陇东、陇南两股地方军阀势力，基本平定甘肃基础上的。固甘主要是电刘郁芬立即肃清甘肃反动派，率师进攻陕豫。国民军在甘肃的胜利，为其在西北的迅速崛起，解救西安之围，出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

战略方针确定以后，冯玉祥对国民军援陕作了部署。

命孙良诚率领甘肃国民军大部，由邠山大道进攻西安；驻天水之张维玺师，进取陇县新阳作掩护；方振武由五原出发，经甘肃固宁、平凉，及陕西乾州一带至咸阳与孙良诚汇合：孙连仲从宁夏、马鸿逵部由固宁，一致援陕。

冯玉祥入陕计划，是于河套、陇东西处同时进行。

河套方面以陕军首领邓宝珊为前敌总指挥，鹿钟麟为援陕总司令，刘郁芬亲率劲旅自平凉向陕西西安进军。

当时，西安之陕军被刘镇华围困已将四月，而且还处于敌众我寡的境况。

守军在6月、8月间，曾先后两次联合突围，均告失败。

五原誓师时，刘镇华进一步陈兵布阵，围攻西安，并威胁利诱，扬言：

“投降者赏以高官厚禄，助守者，破城之日鸡犬不留，如以杨虎城、李虎臣之首降者，酬以十万元、五万元。”

这样西安军民守城困难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被围困时间的延长，西安城内粮食、弹药、燃料越来越缺乏。

10月下旬，由于缺乏粮食，已到了宰杀猫狗驴骡和军马，及吃锯末、皮草的程度，“城中各街道，饿莩枕籍，无人掩埋，市上有售人肉者”。

民众之死亡，从十一月初起，以千余计，加上一部分守城士兵纪律松弛，搜索强要，使群众蒙受更大的困苦。

但是，处于危险中的西安守军，在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帮助和陕西人民的支持下，有坚强的守城信心，以杨虎城为首的大多数守军，知道困难是暂时的，也懂得如被刘镇华破城将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局面。

同时，在驱吴运动以后，大部守军一直受共产党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他们在魏野畴的直接帮助下，态度坚决，表示“虽留我一人，亦非死守不可，有得言私者，即以军法从事，并枪决了几个顽固的投降分子”。

坚持把反围城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西安地委还发动党员，积极帮助杨虎城筹划军需民食，制造子弹，领导工人、学生、群众反对投降活动，同时，陕西各地农民也都纷纷起来和刘镇华军阀进行斗争。

在军民的努力下，终于克服了困难，使反围城斗争坚持了八个月之久。

6、西安解围

从10月9日起，国民军联军援陕部队陆续进入陕西者约5万多人，计有冯治安一部、宋哲元一师、刘汝明一师、孙建修一师、孙良诚一师、韩占元一师、方振武全部、徐永昌全部、石友三全部、韩复榘全部、郑金声全部、陈希圣一师、黄镇灌骑兵两师、赵守钰骑兵一师。

由甘肃东进之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孙良诚，以陕军姜宏模部为向导，于10月上旬抵达西安西面的兴平，中旬进抵咸阳。由榆林南下之于右任、史可轩部，也迅速向西安北面挺进，于20日进占三原。

11月中旬，方振武奉冯玉祥的指令，在咸阳与孙良诚会师后，兵分三路，即从泾阳、户县、咸阳向西安刘镇华军进攻。

这时，刘镇华有十数万围城部队，集中兵力紧守西安南北两路，反击国民军孙良诚部，加上城处筑有土垒壕沟，城中守军很难突围而出，使孙部一度处于危急之中。

但是，由于刘镇华对其部下长期不发军饷，滥用权威，加之弹药不足，战略错误等等原因，士兵不愿恋战，部队战斗力不强。

国民军方面，二军将领邓宝珊在紧要关头，奉二、三军联军临时总司令于右任命令，赶赴前线协助孙良诚作战。

刘汝明、孙连仲两部援军也相继赶到，分别从左向十里铺迂回攻击及从右边的蓝田、临潼绕攻。

11月26日拂晓，全线开始总攻，城外各地陕军、民军和红枪会等，纷起截击镇嵩军，西安城内守军也积极配合作战，经一昼夜激战，刘镇华军的后路被袭，全线动摇。

“27日夜半二时，西安十里铺、韩元店、韩信家、灞桥一带，刘镇华军大小各机关，同时接到陕甘军总司令部急函，谓27日一夜迁往临潼暂避危险。”
“于是，夜色沉沉中忽然马嘶人喧，各路人马，均往临潼而去”。

于是被围达八月之久的西安城终于解围。

28日，军阀刘镇华军退至临潼后，陕甘军伪副司令柴云升、第四军伪军长王振均到临潼刘镇华处开紧急会议。

会上他们声泪俱下，刘镇华要柴云升“快快叫部下反攻上去”，并说“此次一倒，我们难于再起了”。柴云升则谓，国民军“势不挡”。

至此，刘镇华无计可施，向临潼东边撤退。但东行不数里，刘镇华部第二师史锡公、林茂修二旅旧部，因史、林两旅长被刘镇华所杀之故，又在灞桥哗变。

30日麻振武部又倒戈，由渭北渡河，截断去路，更动摇了刘镇华部军心，刘镇华之卫队第三旅何梦庚亦反目，其余纷纷溃逃至同州（今大荔县)、潼关、武关一带。

国民军解西安之围后，于30日又由临潼径趋同州，12月2日占领了陕西、山西、河南交界的潼关，刘镇华部仓惶逃豫西、陕州一带，刘镇华的镇嵩军被全部赶出了陕西，狼狈败走，溃不成军，援陕大局初定。

西安解围，是援陕和晋对奉战略的胜利。这一胜利进一步巩固了甘肃，促进了甘肃军事的统一和政治上的进步，而且使甘肃、陕西、绥远连成一片。

这样国民军联军势力所能控制的地域，可由包头向东出南口而入北京，扩大和巩固了国民军的根据地，促进了陕西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国民军联军进抵潼关，距洛阳已经不远，向南发展可以信阳方面之樊钟秀联络，直捣中州，成为吴佩孚的主要威胁，同时又牵制了北方军阀，有利于北伐军向江浙进军，促进了全国形势的发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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